83年，58岁老人来到原二十四军军长墓前：爸爸，这是我第一次叫你

“爸，我来接您回家。”1983年4月5日凌晨，河北阜平的山风裹着寒意，58岁的万延祯在烈士陵园低声开口，声音发颤却异常坚定。守墓老人在一旁默默垂首，他知道，这句迟到半个多世纪的呼唤，是儿子对父亲的第一次也是最艰难的一次称呼。

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年过半百的男人，直到今天才敢喊出这两个字。答案要从1902年说起——那一年，宁夏固原万家堡子迎来一个男婴，取名万锡绂，字季玺。后来，他叫赫光。名字一换，命运也跟着改写。

年少时的赫光读书、习武、行侠仗义，留给乡亲的印象是“有主意的娃”。1924年，他以优异成绩从洛阳讲武堂毕业，被吴佩孚任命为迫击炮营营长。军中浮华并没有让他迷失，反倒让他看清军阀混战的荒诞。他暗暗给自己立下一条规矩：这辈子要干一件真正顶天立地的事。

1925年五月初七，他悄悄背起行囊，和怀孕的妻子、白发父母道别，一头扎进北伐洪流。很多年后，万家堡子老人回忆那天的场景，还会叹一句：年轻人走得快，连尘土都没落下。谁也想不到，这一走，就是永诀。

高桂滋部改编动荡，蒋介石清党屠杀，赫光选择在暗夜中点灯——搞兵运、发展地下党员。他知道，真正的胜算不在于暂时的官阶，而在于同袍心里那一点火星。1931年夏，机会来了。经过周密策划，平定兵变打响。那一晚的枪声劈开闷热的山城，也炸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的红旗。赫光被推举为军长，面向千余名战士，他只说了两句：“红旗举起来，就不能倒；倒了，我赔命。”

命，果然赔上了。仅仅一个月后，他在法华村遭“投诚”假象诱杀。临危时，他拔枪还击、越墙突围，腿上中弹仍不言弃。最后倒在碾盘旁，血迹染红石缝。村民悄悄把他和牺牲战友合葬，连夜填平土坡，连墓碑都不敢立。那一年，赫光二十九岁；他未曾见过刚出生五个月的儿子。

痛苦最深的人，是妻子李季芬。她把真相埋在心底十三年，直到1938年才首次告诉万延祯：“你父亲是红军军长，为国捐躯。记住他的名字，别急着流泪，先把书念好。”一句话，像钉子一样钉进少年心里。

新中国成立后，万延祯当过老师，也下过放映队。身份是“万家堡子地主后代”，日子并不轻松。他理解组织的疑虑：父亲改名牺牲，档案缺失，口口相传的故事不足以证明血缘。他能做的，只是一封信接着一封信。西安《群众日报》、西北局秘书处、固原县民政科、河北阜平民政科，《人民日报》……能想到的门，他全部叩过。回信不算少，却始终停在“年代久远，证据不足”这行字上。

有意思的是，越是碰壁，他越觉得这事非做不可。1979年，他托人从阜平带回一份《革命烈士英名录》，上面写着：赫光，1931年8月11日牺牲，籍贯——空白。就差这半行字，像钉子又一次卡住他。

转机出现在1983年。固原县民政科两名干部愿意陪他去河北验亲。万延祯带着父亲唯一的黑白照片，踏上似乎没有终点的火车。刚到阜平，他就问：“顾昌华还健在吗？”这名字只在母亲口中听过，当年是父亲的警卫员。如果此人存在，真伪立见。

令人振奋的是，顾昌华真的在。老人接过那张发黄的照片，手抖得按不住，眼泪啪嗒落到相纸上：“这是赫军长！错不了！”他一句“军长”，就像铁证。随后，法华村当年抬尸的张承先老人也认出了照片，“你父亲倒在碾子边，我亲手帮他合眼。”

两位老人联名作证，河北、宁夏两地民政部门同步补档，一张烈士证明书终于盖章：赫光，原名万锡绂，宁夏固原人。半个世纪的拼图，总算补上最后一角。也正是在这天，万延祯站在陵园，第一次喊出“爸爸”。

从此以后，清明时节，陵园总能看到万家后辈的身影。有人问他图什么，万延祯笑得像孩子：“母亲走前只求一件事——让父亲回家。我先替她来看看路。”话不多，却掷地有声。

值得一提的是，固原杨郎村因为这段红色记忆，与山西盂县路家村镇缔结友好，两地干部隔年互访。当地中学把“赫光事迹”写进校本课程，每到周五放学，操场上总能听到学生激情朗诵：“红旗举起来，就不能倒！”

如今，赫光的八位重孙中，七人完成大学学业，有医生，有教师，也有通信工程师。万家堡子旧墙上的弹痕仍在，却被粉刷得干干净净。夜里亮着路灯，孩子们在巷子追逐。走进院落，能看到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一句话：不求闻达，但愿无愧。

岁月翻篇，故事没完。陵园松柏依旧，山风还是那个味道。只是，再没有人需要等五十二年，才敢开口叫一声“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