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庆崇禧塔是“花塔”还是“番塔”？

肇庆崇禧塔是“花塔”还是“番塔”？

刘明强

一、一个与崇禧塔有关的“谣言”

利玛窦在其写作于1608—1610年的中国札记里记录了一场发生于1588年8月—12月间的、与崇禧塔有关的谣言而引起的风波。为体现此“谣言”及其引起的风波的真实性，笔者全文摘录如下：

麦神父（即麦安东，利玛窦的助手）刚一到肇庆，神父们就得到消息说，广州老叟会的会长们已在察院那里无中生有地把神父们告了下来。这些会长都是一些年长者，在民众和官员中威信很高，因为他们从小到大都是与世无争，也没有人与他们作对。每年城中的官员们都要用公款为他们大摆筵宴，并举行一些仪式。他们享有各种特权，可以穿着他们特殊式样的衣服出入所有的衙门，他们的责任就是为公众谋取利益而不计报酬。这些会长听信了外面传播的谣言，认为是神父们在肇庆修建了为全城百姓造福的花塔，并为修塔花费了四五千两银子，这些银子无疑是澳门的葡萄牙人给的，他们为此出资，意图是鼓动中国百姓造反。就这样，会长们把此事汇报给了察院。

因为诉状措辞非常考究得体，符合中国人的行文规范。这里，我想把此文逐字逐句地翻译成我们的文字，但肯定不会翻译得像原文那样生动、优美。诉状是这样说的：

国家法律赋予所有臣民自由的权利，无论发现何种有违民意的事都可以向官方禀报，我们—广州老叟会的会长—注意到本省发生的某些事情，特此向大人禀报，以便得到妥善解决。

在肇庆的县城住着一些外国人,我们担心这些外国人进入中国定居是奉命对我国进行大规模的破坏活动.我们眼前就有很明显的例子，一眼就能看穿。

如今在香山县的澳门，有大批的外国蛮夷，他们谎称来中国出使，并向我们的皇帝陛下献礼，并以此作为掩护，与我们和他们自己的商人进行交易。虽没

有得到进入中国去朝觐的许可，他们却擅自留在那里，与中国人混居在一处。近年来，他们的商船也未经许可便来此停靠，直到交易会结束时，才扬帆驶向外海，回他们的本土去。现在，他们还在那里建筑了楼房，如蜂拥蚁聚一般。

本省居民见状，无不为之痛心疾首。更有甚者，他们每天都有新的阴谋诡计。比如，为了能进入肇庆，并引入其他和他们一样险恶的坏人，他们就出资修

建了番塔，现在他们已频繁往来了。其实，我们是担心他们来做奸细，打探我国的秘密，并长期与我国的歹人相互勾结，做出大逆不道之事，或诱骗当地居民，让他们像鱼、鲸一样地远涉重洋。

这正如我们书中所讲的：在沃土上种植荆棘和荨麻；往自己家里招引毒蛇和蜥蜴。我们认为，澳门的危险犹如疾在手足，病情发展的不是很快，可以慢慢加以治疗，但肇庆的隐患则是病在腹心，需要尽早治疗。

为此，我们请求大人命令肇庆的官员把这些外国人抓起来，驱逐出境，让他们回到澳门去。

至于澳门的问题，今后可以慢慢寻求适当的解决方法。这样大人便可以使广东全省起死回生，这将是人民的大幸。[1]

如上，引起上述风波的谣言的核心内容是：利玛窦等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彼时，利玛窦等自称为天竺国僧，而肇庆老百姓则称其为番僧，笔者注）出资建造了崇禧塔，目的是进入中国定居并颠覆中国。崇禧塔之番塔称谓最早见于该文书（诉状）中。

谣言的威力是巨大的，一年以后（即1589年8月），两广总督刘继文下令利玛窦离开肇庆。[2]

二、谣言背后的真相

明洪武年间（1368—1398），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下令实施海禁（禁止民间私人海外贸易，而官方朝贡贸易并未禁绝。笔者注），“片板不得下海”。目的是防沿海军阀余党与海盗滋扰，虽起到了自我保护的作用，但大大阻碍了中外交流发展。

明永乐三年（1405），明太宗朱棣派遣郑和为正使，王景弘为副使，率水手、官兵27800余人，乘“宝船”六十二艘，远航西洋。明朝舰队从苏州刘家港出发，到达东南亚国家占城、满剌加、爪哇、苏门答腊及锡兰等地，经印度西岸折回返国。以后又于1407年至1433年的二十多年间，先后六次出海远航。明永乐五年（1407）朱棣在苏门达腊旧港设立大明旧港宣慰司，苏门答腊、满剌加成为与旧港宣慰司相配的御封军镇。明朝海军在马六甲海峡的满剌加建立城栅、仓库，以之作为经营西洋的中转站。

15世纪末16世纪初，欧洲新兴的海洋强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在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双重驱使下，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完成了“新航路的发现”、“新大陆的发现”和“第一次环球航行”。凭借强大的海上力量，寻找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并在沿线建立了多个贸易点和殖民地。如1510年葡萄牙侵占了新航路上的印度果阿。1511年葡萄牙又侵占了东南亚岛国满剌加。

1553年葡萄牙人以借地晾晒水渍贡物为理由，请求在香山澳（即今澳门，笔者注）上岸，获准后建立固定居民点。

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朱载垕开放海禁，允许民间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

其后20年间，以葡萄牙人为主的“澳夷”在香山澳与中国人进行海外贸易，聚众已达数万人，俨然成为“特区”，引起明朝政府的警觉和担忧。[3] 其时，明朝政府对“澳夷”进行严格管理，不容许外国人在香山澳以外定居，如当时每年两次每次两个月在广州举行的交易会，葡萄牙商人只被允许白天在城内街上进行贸易，晚上必须待在自己的船上。[4] 1583年9月，罗明坚、利玛窦获准在广东肇庆定居，才第一次打破了这一规定。

罗明坚、利玛窦均为欧洲意大利人，据史料记载，两人都是先后经由葡萄牙里斯本—印度果阿—中国澳门，这条海上“新航路”进入广东肇庆的。

以上就是肇庆崇禧塔在1582年 开始建造前后有关的历史背景。

言归正传，崇禧塔是“花塔”还是“番塔”？

时任肇庆知府王泮在1585年崇禧塔建成后撰写了《崇禧塔记》，记载了崇禧塔的建造时间、地点、经过以及建造目的：

肇庆据东粤上游，南有大江，来自万里，束以双峡，所以聚风气而钟灵秀也，惟是后沥之水顺流东下。万历十年，诸生言：郡北故无堤，沥水环绕。自成弘后，沥为堤捍。上自桂林，下至羚羊峡，滔滔而东，其气不聚，人材遂如晨星，未可尽归于人事也。石塘故有水道通江，请复之。无宁兹漥下田塘，亦藉以杀潢潦，业凿管道。沥自北而南，由东郊至小市石顶入江矣。诸生复言：小市石顶，隐然郡之左臂，其趾方丈，其石磊砢，其地绾长江下流。賴大夫之灵，通沥于江，如形家言，则此乃捍门哉？请建浮屠其上，镇之便。余难之曰：“若何淫于佛氏之说乎？”诸生曰：“天倾西北，故水东南驰。夫其驰于东南，天地无如之何也。然河则有砥柱，于入海则有碣石；江则有滟滪，于入海则有金山。若以障其澜而回之者，碣石、金山，人之所不能为也；浮屠，人之所能为也。辅相天地之宜，非大夫谁任？乐有龠，橐亦有龠。其物虽同，其为用则异。苟吾用而便，吾何以其名为？”余曰：“诺。”既一年，穧秉丰登，萑苻衰息。乃布命境內，若里居族姓、鄙师酇長、以迨黄耇，闻命奔走庀材鸠工者不谋而合。于是奠址廓基，为梯者九、觚而面者八，高以尺计可二百。所糜银以两计，凡三千有奇，皆醵金，不出帑一钱。董之者，邑人、知县谭君谕也。始壬午（1582）九月，迄乙酉（1585）四月告成。远近观者，举欣欣色喜。余惟天下事，孰非时为之哉？天地之气，浑洆磅礴，郁而复流，其灵粹所钟，清淑所畜，恒需久而泄。迨其泄也，不能无助于人。则人与天交相贊者，皆不能违乎时也。浮屠议非一日矣，往往格于道谋。今一倡而举，事不三年而成。拔地摩霄，金碧辉映，基磐势巩，不啮不泐，峭然若卓笔、若端笏、若奇峰之峙。说者以为文运之应，非耶？西江之水千流万派，汪洋渀湃。至于石顶，若拱若揖，去而复留，洆精萃气，斯固融结于千万载之前，于茲而发。济济多士，应运而兴，仪上国而桢王家，故令鸿造，创于一时，而余适觏其成也。况倡一和万，如响斯应，富者输财，窭者出力。子来丕作，无窳无墮，可卜人心之和矣。夫作事者时，昌时者气。一时人士踊跃奋迅，思振其旧而新之，图文运之昌，殆非虚语。不然，孰鼓舞？是诸生勉之，无负昌期哉。[5]

作为主持建造崇禧塔的最高政府官员，王泮所述“所糜银以两计，凡三千有奇，皆醵金，不出帑一钱”及“富者输财，窭者出力”显然是可信的。也就是说，建造崇禧塔的三千多两银子来自于老百姓的集资(或凑钱），政府没出一分钱。但王泮万万没有想到，他前脚刚走（1588年初，王泮升任湖广参政，离开肇庆。笔者注），后脚就因建塔之事起了风波。

利玛窦则记述说：

正当此时，肇庆区为了建造一座塔，在附近所属十一个城镇附加课税，依照古代的迷信，这会给整个广东省带来福祉。塔的第一层已经建好，还有九层未建，建塔的地方十分优美。在城外一条河的旁边，河内有船可通，河水可以灌溉附近的农地，有些地方属于总督，有些属于知府。塔之所在离这些土地及市区有一英里之遥，做为公园或花圃散心之地颇为适宜。在建塔的同一块土地上，有人建议建造一座富丽的大庙，庙内将依照民俗给现任知府立一塑像，知府在位六年于斯，勤政爱民，颇得民心。陪他们来肇庆的士兵，以及神父们最近在肇庆结交的朋友们都认为这个地点非常适合神父们所提出的安静条件。神父们第一次看到这个地方，就被它的美丽所吸引，当时就决定申请将建花塔的土地一部份拨为神父们建屋之用。此塔名曰“花塔”，实因为这里到处都有五彩缤纷的花木的缘故。[6]

显然，利玛窦认为建造崇禧塔的资金来源于肇庆所属十一个城镇的“附加课税”，与王泮所说来源于老百姓集资是否是一回事呢？这虽然有待今后探讨，但至少说明一个事实，即崇禧塔不可能只是“番僧”出资建造的。

综上，崇禧塔又称“花塔”“番塔”“崇禧浮屠”（见王泮《崇禧塔记》），是因祈求“文运”而建的风水塔，但其本质上是佛塔。

浮屠，梵语Buddha的音译。指佛塔。 北魏郦道元 《水经注·河水一》：“ 阿育王起浮屠于佛泥洹处，双树及塔今无复有也。”宋苏轼《荐城禅院五百罗汉记》：“且造铁浮屠十有三级，高百二十尺。”明袁可立《甲子仲夏登署中楼观海市》：“纷然成形者，或如盖，如旗，如浮屠，如人偶语，春树万家，参差远迩，桥梁洲渚，断续联络，时分时合，乍现乍隐，真有画工之所不能穷其巧者。”清李渔 《蜃中楼·传书》：“你慈悲救苦，俺稽首皈依，胜造个七级浮屠。”浮屠，亦作“ 浮图”“佛陀”，即佛。《后汉书·西域传·天竺》：“其人弱於月氏，脩浮图道，不杀伐，遂以成俗。”李贤注：“浮屠，即佛也。”晋袁宏《后汉纪·明帝纪上》：“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汉言觉。将悟众生也。”《新唐书·狄仁杰传》：“后将造浮屠大像，度费数百万。” 浮屠，又指佛教。南朝梁范缜《神灭论》：“浮屠害政，桑门蠹俗。风惊雾起，驰荡不休。”《新唐书·李夷简传》：“（夷简）将终，戒毋厚葬，毋事浮屠。” 清恽敬《香山先生家传》：“论曰：先生之学，杂於浮图、老氏。”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卷一：“（喇嘛）则又似与浮屠同出，其髠首不蓄发亦同。”

万历《肇庆府志》载：“(城东)二里为石顶岗，纵横巨石浮出水际，郡城之第二重关也。新开后沥水从此出。万历十年，知府王泮建崇禧塔。自有记。” [7]可知，万历十年（1582）知府王泮在石顶岗上建造崇禧塔。

故又称“崇禧浮屠”的崇禧塔乃佛塔也。

1585年崇禧塔建成后，成为当时肇庆市民休闲，以及官员、文人墨客吟诗作对、登高抒怀之处。知府王泮作《登崇禧塔》诗曰：“九层嶻级控羚羊，日射金轮散宝光。危构不烦千日力，灵成应与万年长。悬知窟是龙蛇蜇，会见人题姓字香。极目五云天阙近，双凫直欲趁风翔。” [8] “番僧”罗明坚（西方进入肇庆的第一人，是利玛窦的直接上司，1588年离开肇庆。笔者注）亦赋诗一首：“役採星岩白石羊，构成宝塔现金光。擎天柱国三才正，巩固皇图万寿长。檐绕云霞霄汉近，顶闯月窟桂花香。日移影射端溪水，惊动腾蛟海表翔。” [9] 当时的官员、文人叶春及、曾仕鉴、区大枢、区大相、区大伦、张萃、刘克治、朱完等人登崇禧塔后所作诗词亦留传下来。从中可窥其时官员、文人来崇禧塔公园游玩及登塔之盛况。

但是，作为当时居住在崇禧塔（佛塔）下的传教士（天竺国僧），为什么肇庆地方志书里没有其任何记载呢？这令历史学者们百思不得其解。笔者大胆推测，正是大家忽视了当时罗明坚、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天竺国僧”身份，才迷惑住了眼睛。如果以他们当时是“天竺国僧”的身份来思考的话，那么肇庆方志里留存下来的、当时官员文人所作的、大量的登崇禧塔诗词，其中所写“梵”“竺王”“僧舍”“僧禅”“摩尼”“迦叶”“贝叶”“轮宝”“佛场”等，则均有可能就是对利玛窦等传教士的记载。如王泮诗句中有“会见人题姓字香”来源于佛教“七父母姓字”，又如叶春及诗句“沧桑忽漫悲尘劫，拟向支机问白榆” [10]；区大枢诗句“塔轮高转逼穹苍，万丈新成七宝光” [11]；区大相诗句“帘卷摩尼雨，珠悬合利藏”“乘飞梵□灵，籁拂秋商坤”“龙藏□迦叶,轮□现竺王”“鸟向须弥顶，人来选佛场”“昙花飘丝翰，贝叶积缥湘”“独岸沿僧舍，群峰赴讲堂” [12]；刘克治诗句“雨花三界寂，清梵一僧禅” [13]；朱完诗句“仙梵闻空界，慈灯照寂寥” [14]等等，均可能指罗明坚、利玛窦等“天竺国僧”。这不禁令笔者再次想起了先祖刘承范在肇庆写给利玛窦的诗句：“白塔何僧舍，清灯此夜舟，遥从三水去，少为七星留” [15]。

从现有史料看，无论是当时的肇庆官府，还是利玛窦等传教士（番僧）都在刻意回避传教士（番僧）与崇禧塔的关系。原因在于，如果肇庆官府不撇清天竺国僧（传教士）与崇禧塔的关系，则肇庆百姓会误以为崇禧塔是天竺国僧（传教士）出资建造的。而如果天竺国僧（传教士）不撇清自己与崇禧塔的关系，则会立即被察院赶出肇庆（因印证了上述诉状中所称“他们就出资修建了番塔”）。或许这也是肇庆方志(1948年之前)无任何罗明坚或利玛窦的记载痕迹的一个原因。

那么，住在佛塔（崇禧塔）下长达六年之久的利玛窦等天竺国僧（传教士），真的与崇禧塔一点关系都没有吗？1585年11月24日（收信日期？），利玛窦在肇庆给欧洲的富利卡提神父写信说：“今天钟塔（崇禧塔）要落成，是八角形有十八尺高，相当高而美观。在顶端我们置一铁柱，最上有一镀金铜球，用两条铁丝系牢。” [16]也许，利玛窦等传教士（番僧）参与过崇禧塔的建造。这一问题值得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

三、谣言止于智者

程若驱先生在其《明清间中西文化沟通的枢纽—广东》（载于1940年《广东文物展览会》论文、资料集《广东文物》）一文中说：利玛窦在肇庆“首先建筑了一座九层八角略带欧式的塔，当时民众因为未尝见过西式建筑物，现在见了怪异的中西合璧之建筑物，便感到不舒适，称这塔为洋塔”。该文还附有一张塔照，注明为“利玛窦在肇庆建的九层塔”。

碧涵先生于1994年在《岭南文史》发表了《肇庆“番塔”并非番人所建》一文，不同意程若驱先生之观点，并提出“崇禧塔并非利玛窦所建”，分析“番塔”之名从何而来的原因：利玛窦入肇后挑选建教堂之地，恰好位于当时正在动工的崇禧塔旁，这是因为他着眼于地势高、近西江以利交通供给。仙花寺教堂与崇禧塔又同时建成。崇禧塔工程为王泮主持，他对利玛窦持友好态度，在教堂落成时又亲为题匾“仙花寺”“西来净土”。在市民眼中有可能造成寺与塔这两者是同一工程的错觉。利玛窦入肇初时，自称天竺僧人，身着僧服，官民们把他信奉之宗教视为佛教的一支，因此，更有可能将寺、塔视为一体，将座落在洋教堂附近的塔称之为番塔、洋塔。[17]

石浩斌先生在《广东万历年间所建古塔初探》一文中，把肇庆崇禧塔归入“外来的番塔”类别。并提出“利玛窦在崇禧塔的建造过程中引入了西方的建筑理念，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并在塔内陈列了西方的图书仪器，油画玩物并公开开放，使番塔具有了番味，使崇禧塔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实证，也成就了广东万历古塔的一朵奇葩”。[18] 这一见解虽未经有关文献证实，也未经有关实物考证证明，但笔者认为是比较合理的推测。

笔者在《明末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遗产—肇庆崇禧塔与仙花寺公园遗址考述》一文中，首次把崇禧塔与仙花寺公园遗址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证[19]，并且提出“崇禧塔公园遗址是重要的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之一”的观点。在此，笔者强烈呼吁：由国家级专业考古队，尽快对崇禧塔公园遗址进行保护和考古发掘。当崇禧塔巨大的地宫被打开后，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会是三棱镜、圣母像、中文世界地图、测量仪、自鸣钟、西方书籍等物品吗？当距离崇禧塔西边30米远的中西合璧式两层建筑的地基被打开后，是否可证实该建筑就是仙花寺呢？

四、结论

崇禧塔既是“花塔”，也是“番塔”。这是自该塔建成起，肇庆老百姓给它起的两个俗名。称它是“花塔”，是“由于其精湛的建筑工艺”，[20] “五颜六色的装饰”，[21] “到处都有五彩缤纷的花木”。[22] 称它是“番塔”，是由于老百姓误以为它是利玛窦等“番僧”出资建造的，且建在塔旁的“番僧”寓所（即仙花寺，当地百姓又称其“番鬼屋”“鬼屋”。笔者注）与其几乎是同时开工同时建成。利玛窦等“番僧”在崇禧塔旁的仙花寺里居住长达六年之久，是崇禧塔的唯一看护者和日常使用者，肇庆老百姓称其为“番塔”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今天，历史学者们认为，明朝万历时期珠江出海口处的琶洲塔（建于1597年）、莲花塔（建于1612年）、赤岗塔（建于1619年），构成“锁二江”、“束海口”的珠江三塔，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古建筑遗存，见证了其时广州繁忙的海外贸易盛况。那么，位于两广总督府所在地肇庆，处于西江（珠江上游）岸边的、被誉为“银海世界”[23]景象的崇禧塔（建于1582年），其“老大”的身份和地位更不应该为历史所遗忘。

“天主”一词产生于肇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图亦产生于肇庆。肇庆在中西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举足轻重，是明末“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环。笔者坚信崇禧塔和仙花寺就在那里，默默地向世人昭示着中西文明交流的真谛：相互尊重、文明互鉴、美美与共，同创人类美好未来。

注释：

[1] [意]利玛窦：《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文铮译，梅欧金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32页。

[2] [意]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何兆武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26页。

[3]刘明强：《西学东渐在肇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9页。

[4] [意]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44页。

[5] （明）郑一麟：《（万历）肇庆府志》，广东历代方志集成·肇庆府部（一），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138页。

[6] [意]利玛窦：《利玛窦全集：中国传教史》，刘俊余、王玉川译，台北：光启出版社，1986年，第129—130页。

[7] （明）郑一麟：《（万历）肇庆府志》，第138页。

[8] （明）郑一麟：《（万历）肇庆府志》，第138页。

[9]宋黎明：《神父的新装》，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3页。

[10] （明）郑一麟：《（万历）肇庆府志》，第138页。

[11] （明）郑一麟：《（万历）肇庆府志》，第138页。

[12]（明）郑一麟：《（万历）肇庆府志》，第138—139页。

[13]（明）郑一麟：《（万历）肇庆府志》，第139页。

[14]（明）郑一麟：《（万历）肇庆府志》，第139页。

[15] 刘后清：《刘氏族谱》，民国三年（1914），出版者、出版地不详。

[16][意]利玛窦：《利玛窦书信集》，罗渔译，台北：光启出版社，1986年，第84页。

[17]碧涵：《肇庆“番塔”并非番人所建》，《岭南文史》1994年第3期。

[18]石浩斌：《广东万历年间所建古塔初探》，《广州文博》2013年第0期。

[19]刘明强,刘俊杏：《明末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遗产---肇庆崇禧塔与仙花寺公园遗址考述》，《肇庆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20][意]利玛窦：《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第96页。

[21][意]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61页。

[22][意]利玛窦：《中国传教史》，第129—130页。

[23]（明）刘承范：《利玛传》，《刘氏族谱》，民国三年（1914），出版者、出版地不详。

本文作者：刘明强

本文原载于《中国历史地理第一辑》P168~P177，现作者授权本平台再次发布。

（注：本文观点仅为作者个人见解，不代表平台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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