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荫浏携带钢丝录音机回无锡，是专程“抢录”《二泉映月》吗？

无锡，惨淡的月光，勾勒出雷尊殿黝黑的轮廓。

阿炳病卧在低矮的蜗居里，朝不保夕。

《二泉映月》分分钟就要随阿炳残留的微弱生命，一同从这个世界消失！

这时，2000里外，一辆开往无锡的火车，从天津出发了。

心急如焚的杨荫浏教授，怀抱着刚刚配发的进口钢丝录音机，恨不得插翅飞回他的老家无锡，一步踏到阿炳的病床前。

伴随着汽笛的长鸣，火车在黑夜里疾驰。

镜头摇近，车轮滚滚向前的特写镜头。

镜头切回到无锡雷尊殿，阿炳正吐血不止 ……

这样的情境，是完美的“艺术的真实”，写电影剧本就这么写。

所有喜爱阿炳、喜爱《二泉映月》的朋友，更愿意相信当年杨教授“抢录”到《二泉映月》的故事，就是这么发生的。

杨荫浏教授在阿炳去世前三个月，录到阿炳亲自演奏的、完整的《二泉映月》，无疑是音乐史上意义最重大的一次“田野采风”，或许也是最幸运的一次。

电影拍得越有悬念，观众就越感到幸运 —— 阿炳的《二泉映月》终于留下来了！

幸运之余，内心逐渐涌起深深的痛惜：阿炳的命，怎么这么苦？

“艺术的真实”很凄美，但和“历史的真实”，总有些距离：1950年8月下旬，杨荫浏教授返回无锡，并非专程“抢录”《二泉映月》。

杨教授那次回无锡，正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暑假期间，主要是回家探亲。

回家探亲期间，携带新配发给民族音乐研究所的进口钢丝录音机，当时全国罕见，一定非常昂贵，则一定是有“工作任务”。

除了杨荫浏和储师竹等几名无锡籍教授，中央音乐学院还无人知道阿炳是谁。

“给一名在无锡当地沿街卖艺的盲人录制音乐作品”，显然远不足以构成“工作任务”。

那么，杨荫浏教授为什么要携带这台进口钢丝录音机呢？

因为他另有工作任务：录制“无锡道教音乐”，供研究用。

和尚念经，道士奏乐，“太湖明珠”无锡，美丽富饶，人文荟萃，在1400年的道教传统中，孕育出兼收并蓄江南民间音乐，同时又极具地方特色的“无锡道教音乐”。2008年，“无锡道乐”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是后话。

说得直白一点：江南地区的民间音乐，当时都在道士的脑子里。

杨荫浏教授的职务，是“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所长，暑假回无锡探家期间，录制“无锡道教音乐”，正是他的工作职责所在。

回无锡后，他也确实是先进行“道教音乐”的采风工作，录制梵音、锣鼓等，到了9月2日晚间，才录制阿炳的作品。

杨教授和阿炳，是音乐上的知音，杨教授不在无锡工作，他俩要隔几年才见一次面。阿炳糟糕的健康状况，是黎松寿先生转告的。杨教授意识到需要“抢录”阿炳作品，但阿炳走得那么快、那么早，应该是大大出乎他的预料。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那次回无锡录音，只录了阿炳6首作品，连阿炳最拿手的《梅花三弄》都没录上。

如果说录下了阿炳的《二泉映月》是幸运的，和阿炳的生命一同消逝的《梅花三弄》阿炳版，一定更值得惋惜。

阿炳最得意演奏《梅花三弄》，那次录音后，阿炳要杨荫浏和他合奏一曲。

杨荫浏回忆道：“合奏完了，他感受到十分痛快，‘可惜我们不大容易见面啊！’…… 从那次以后，我就不再看见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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