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保得住底，才有机会东山再起

当初齐湣王灭掉宋国后，看不惯孟尝君，想赶他走，于是孟尝君投奔魏国，继续发挥外交才干，参与诸侯联合伐齐的军事行动，跟齐国反目成仇。齐襄王复国后，孟尝君不知什么原因没有继续待在魏国，而是“中立为诸侯，无所属”。

《资治通鉴》没讲的是，孟尝君确实很有中立的资本，因为他的私家班底实在太强了，封邑薛地又经过苦心经营——这得益于门客冯谖替孟尝君到薛邑收债，把收不上来的债务通通免了，“借条”通通烧了，帮孟尝君买到了薛邑的民心。

冯谖是以落魄士人的形象出场的，坦言自己什么本事都没有，只是慕名前来投靠。

在冯谖吃了一年高规格的“白食”后，孟尝君给他派了一件事做：到薛邑收债。冯谖到了薛邑，召集债务人，一共收到了十万利钱。这是最容易的一步，十万利钱应当只是很小的份额，怎么把其余部分收上来才是难题。冯谖于是“多酿酒，买肥牛”，召集所有债务人带着字据过来赴宴，一边大吃大喝，一边核对账目，一时还不上款的就约定延期再还，穷得没能力还款的就烧掉字据，把债务一笔勾销。

冯谖的思路，就是不纠结沉没成本，貌似很聪明、很理性，但代价是奖惩机制失效，以后孟尝君再想靠放贷赚利息就难了。清朝学者方苞写过一篇很有名的《狱中杂记》，说差役总会敲诈犯人家属，只要钱给得不到位，他们就会让犯人受尽折磨。方苞当时请教一位资深差役，说大家无冤无仇，他们也拿不出钱，又何必为难他们呢？做人留一线，也算积德行善。差役回答：“规矩一旦坏了，以后人人都会心存侥幸，钱还怎么赚？”

那么问题来了，连差役都明白的道理，难道冯谖和孟尝君不明白吗？仅从权衡利弊的角度来看，两者的策略其实都对。方苞入狱的时间正值清朝的鼎盛期，无论官场有多腐败，社会有多黑暗，至少政权是稳定的，所以差役们才会用苛刻的、不近人情的规矩来维护自己的长远利益。而战国是一个乱世，时局瞬息万变，放贷赚利息这种事很难长久，利息带来的长远收益显然远不如短时间内的民心所向。所以，冯谖的智慧并不在于放弃沉没成本来交换民心，而在于他明白：在一个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一个先来的时局里，高官厚禄也好，三千门客也好，经济利益也好，都不足以抵御风险，拥有一个靠谱的根据地才是乱世求存的关键。

当初赵简子派家臣尹铎治理晋阳，尹铎给出了两种思路，请赵简子二选一：要么把晋阳当成赵氏家族的财源和兵源，相应的治理方案是最大限度地盘剥当地的人力、物力，坏处就是很容易积聚民怨，让晋阳百姓对赵氏家族离心离德；要么加固晋阳的防御体系，同时善待当地百姓，激发他们对赵氏家族的认同感，相应的坏处就是必须向晋阳百姓让利，赵氏家族的财政收入和兵源注定会因此减少。

赵简子在财源和堡垒之间果断选择了后者。在激烈竞争的局面下，他宁可牺牲一部分扩张速度，也必须建立一个稳定的根据地，以应对将来可能发生的巨大压力。后来赵襄子正是依托晋阳抵御住了智瑶的强攻，完成了“三家分晋”的事业。

他们的解题思路就像今天的选定投资策略：高官厚禄、三千门客和放贷获利都属于增值项目，优点是增值空间大，缺点是稳定性太差，说没就没，而且彼此联动，一损俱损，比如孟尝君一失势，三千门客就作鸟兽散了。如果把全部资源通通分配在这三个项目上，一旦遇到风吹草动，就有可能血本无归。而经营根据地虽然没什么增值意义，但可以保底。关键时刻，只有保得住底，才有机会东山再起。

道理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大多数人在顺境当中往往想不到，或者不愿意。事实证明，正因为有了冯谖在薛邑奠定的人心基础，才有了孟尝君后来的中立保障。孟尝君有人力、有财力、有地盘，索性谁都不伺候了，独立为一方诸侯，从此和列强平起平坐，分庭抗礼。这样一来，薛邑就从齐国领土当中分裂出去，升级为薛国。

孟尝君将薛邑从齐国领土分裂出去，齐襄王难道容得下他吗？《资治通鉴》交代说，齐襄王根基不稳，不敢招惹孟尝君，与其结仇，不如结好。结好就意味着建立外交关系，承认孟尝君的诸侯地位。后来孟尝君去世，儿子们争夺继承权，齐、魏两国趁机联合起来把薛国灭了，孟尝君就此绝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