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正在撤离，旅长竟然坐在城头喝酒，副司令训斥过后却心中暗喜

1914年正月，山东昌邑火道村的李家大院张灯结彩，商人李介人抱着刚出生的儿子乐得合不拢嘴，并为孩子起名为李福泽。

这孩子从小就是在“福窝”里长大的，在许多人连饭都吃不饱的时候，李福泽却已经把上海寄来的大白兔奶糖吃腻了。

1935年，李福泽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西装革履走在校园里，活脱脱的资本少爷。但这个少爷并不喜欢泡咖啡馆，偏偏爱往工人区钻，跟着学生运动一起喊口号。

2年后，七七事变的那天，他在教室里听着广播中的枪炮声，把手里的钢笔一下摔在桌子上，“读什么书！就应该打仗去！”

但父亲却死活都不同意李福泽去参军，家里产业巨大，为啥要去战场上卖命？可李福泽也不愿意就此放弃，于是他眼珠一转就想出了个“好主意”，随后就给家里发电报：“儿欲出国留学，需经费若干。”

老爷子终究还是疼爱儿子的，立马就汇来了一大笔钱。谁知道李福泽揣着这笔钱直奔延安，到了八路军的招兵处才给家里寄信：“爹，我在延安喝小米粥呢，别惦记。”气得父亲在家里直捶桌子。

刚刚到部队的时候，一身洋装的李福泽可没少遭到别人的关注。旁人穿着打补丁的军装，他就偷偷把自己的白衬衫藏起来，旁人啃着窝窝头，他把父亲寄来的花生米揣在兜里。

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胡奇才差点笑出声来：任谁看到这个这边别着枪、那边挂着酒壶的小子，都会觉得好玩。

1946年，本溪保卫战打响，国民党6个师猛扑过来，四纵的副司令胡奇才正忙着组织撤退。跑到城门口的时候，却气得不轻，只见李福泽正盘腿坐在城头上，甚至还在喝酒，花生米都撒了一身。

“李福泽！你不要命了？”胡奇才的声音就像炸雷似的在城门口响开，“部队都撤退呢，你在这喝上酒了？”

谁知道李福泽却抹了把嘴，慢悠悠地战了起来：“您别急嘛副司令，伤员都用担架抬走了，枪炮零件全拆了装箱，断后部队埋伏在山坳里，我这不盯完最后一眼嘛。”

随后他又指了指城墙根的草垛，下面还藏着两门反坦克炮，“您看这伪装，敌人来了准摸不着北。”

胡奇才这才明白，这小子不是在躲懒，是把事情安排明白以后才喝两口酒压压惊。后来胡奇才就常常跟人念叨：“你别看这李福泽看着吊儿郎当的，可那心里啊，跟明镜似的。”

1948年，辽沈战役进入关键时期，塔山阻击战就此展开。虽然听起来是“塔山”，但其实这就是一片没遮没挡的平地，国民党的机械化部队就这样轰隆隆的开了过来。

作为四纵参谋长的李福泽就跟着胡奇才蹲在战壕里，眼看着101高地就要失守，他立即抄起冲锋枪就往外冲，一边冲还一边喊着：“警卫连跟着我上！”胡奇才一把拽住他，“你是参谋长！不是敢死队！”

李福泽却甩开对方的手，“都到这会儿了，还有什么功夫论职务啊？丢了高地，我提头谢罪！”

这场仗一下子打了几天几夜，李福泽根本就没有合眼，脸上更是糊满了血和泥。在敌人突破防线的时候，他抄起炸药包就往敌群里冲，警卫员拽都拽不住。战后清点的时候，阵地上的泥土都被血泡成了酱色。

他蹲在战壕里喝光了最后一口酒，跟战友们说：“咱守住了，可没给四纵丢脸。”

到了1955年授衔的时候，按照资历来说，李福泽原本应该被授予大校的军衔，可毛主席知道他在塔山的功劳，于是特批授予其少将。对此，有人不服气，说：“他不就是运气好嘛！”李福泽听说了，把酒杯一撂就拉着对方，非要上战场比划比划。

1958年的时候，李福泽忽然接到命令前往西北搞导弹。虽然他已经清楚条件险恶，但一到戈壁滩，还是傻了眼：黄沙漫天，帐篷都只能搭在盐碱地上，喝的水都是苦的。

没有办法，李福泽挽起袖子就带着官兵开荒，拿起打仗的劲头种地。别人问他：“将军啊，咱不是搞导弹吗？咋又开始种白菜了？”他就擦着汗笑：“人都饿着肚子，还搞啥导弹？大伙儿先吃上一口热乎饭才行！”

1970年，“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的那天，李福泽正蹲在发射场边，忽然就听见喇叭里的“卫星入轨了！”，随后他的眼泪唰地一下就留了下来。

一旁的技术员递上来酒壶：“将军，喝一口吧？”这次，李福泽却摆了摆手，指着天上，“这比啥酒都带劲啊！”

晚年的时候，李福泽病重住院，床头柜上还放着一个旧酒壶。护士想把酒壶收走，他却不让：“这可是跟我过命的兄弟。”临终之前，他把自己的子女都叫到了床边，

“我没给你们留下啥钱，就留下了一个旧酒壶，看见它，你们就想想你爹，这辈子，我可没给国家丢脸。”

从出身优渥的富家少爷，到为革命事业出生入死的将领，再到默默奉献的国防建设者，李福泽的一生简直就是跨越阶级的传奇。他身上不光有富家子弟的洒脱不羁，但也不缺革命者的坚定执着。

李福泽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