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帝王为何很少把国都定在南方”——说说背后的文明传承密码

网上有人在讨论—— “为何历代帝王很少把国都定在南方？”

的确，这是不争的史实——除了东晋、南宋和南明小朝廷，好像没有哪个“朝代”的帝王定都南方——东晋、南宋和南明，或因内乱或因游牧民族入侵而不得不迁去南方的。

元和清稍有例外——这两个朝代建都如今的北京，与当时的战局有关。

元世祖忽必烈1272年正式迁都元大都（今北京），其时南宋还未被彻底打败；另外，建大都选址亦有与“元上都”遥相呼应之意。清兵1644年入关，同年顺治迁都北京，直接住进了明皇宫，那个时候长江以南基本还是明军控制。

有人说，“历代帝王很少把国都定在南方”，与经济发展有关。

这个说法大概站不住脚——秦汉之后，南方不少地方，特别是长江沿岸，已很发达，且本就是鱼米之乡，怎么能说不发达呢！

个中的根本原因在于，从上古时期，先民通过观象授时，已经形成了“居中而治，自邑告命”的传统，这是“祖训”，只要某个朝代想争得“正统”，就必定定都于“天下之中”的北方。

《论语·尧曰》追述尧舜禹之禅让，有以下记载——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保训》，更详细地记录了与上述这段话相关所发生的事情。

尧，是史籍记载中的第一位观象授时的帝王。《尚书·尧典》记录了他命羲、和二臣，也就是传说中的伏羲与女娲，“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这个过程，也就是“立杆侧影”，由此确定“四时”和“四方”，将时空统一于一体。

可知，“立杆侧影”这种天文实践，最早是掌握在类于“部落酋长”或“部落联盟首领”手中的“特权”。于是使逐渐形成的“王权”，与天文实践之间构成了自然联系——谁掌握了天文实践的主导权，谁就可以代表“上天”“天帝”而统治天下。

（清华简《保训》）

《保训》中，记述了“舜求地中”，也就是“立杆侧影”、观象授时的活动。

有学者，以陶寺及周边考古为据论证——尧，其实并非心甘情愿地将王位让给舜，借口便是舜不掌握天文所以也难承天命。舜遂艰苦探索、反复尝试，终于自己实现了通过“立杆侧影”而测定“地中”的“实验”。

如此，尧没了借口，或如古本《竹书纪年》所载“舜囚尧”，说你看，我也会“观象授时”，也能承天命，赶快让位吧！

所以，帝尧才说：“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在熏天权势和无尽利益面前，一切皆有可能呢。

《保训》，还讲述了上甲微“调地中”的故事，以说明商代夏也是不可违拗的事情。

周文王在《保训》中训导其太子发，也就是后来的武王，说你一定要牢记上古贤王传下来的“居中而治”这一重要的“政治观”。

周武王克殷后，何尊铭文记载说——

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庭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自之乂民。”

《说文·戈部》：“域，或，又从土。”“中或”，即“中域”“中土”“中国”，也即“中原的天地之中”。

《尚书·召诰》云——

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乂。”

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后，准备实现武王遗愿，营建洛邑作为“东都”，于是他在成王五年亲临洛邑，发布了这篇《召诰》。

这里面所讲“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皆继承和反映了文王在《保训》中的“居中而治，自邑告命”思想。

司马迁在《史记·历书》中说——

（帝尧）年耆禅舜，申戒文祖，云“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观之，王者所重也。

尧舜禹，再到周文王周武王，都把“居中而治，自邑告命”看得极其重要。后来想成为“正统”的帝王，又怎么能不把都城，建在属于“地中”的北方呢！

《孟子·万章上》也讲到了这一传承——

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狱讼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

这就是“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之“秘诀”，也是历代帝王定都北方“地中”的根本依据。

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献《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尚书传》共五十九篇。其中有《大禹谟第三》，讲前述的话，改为舜诰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云云。

这就完全改变了原话的本意，成为帝王最高心机了。

东晋，仍然危机四伏，急需实施统治的思想武器。梅赜所献此书。立即受到了极高重视。

再到唐孔颖达为此书编纂《尚书注疏》，遂使梅赜伪书和伪孔传，成了千多年“经典”。

这是题外之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