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龙城遗址：长江和黄河“双大河文明”深度交融的早期见证

坐落于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的盘龙城遗址，曾是夏商时期的一处大型城市聚落。该聚落自二里头文化晚期至商代中期持续兴盛300余年，是长江中游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青铜时代早期城市聚落。

近年来，盘龙城遗址考古工作立足大考古工作理念，揭示城市聚落布局变迁、发现铸铜手工业作坊、探索杨家湾北坡大规模石构遗迹，以实物证据展现长江与黄河早期文明的深度交融。

作为商王朝南方的政治、经济与礼制中心，盘龙城以“双大河文明”的枢纽姿态，成为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发展等量齐观的历史见证。该遗址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一 50年考古历程叩启长江早期文明之门

1954年，武汉的一场特大洪水冲刷出一座沉睡了3000余年的故城——盘龙城，之后盘龙城遗址经过了长期、系统的考古工作。1974年、1976年，北京大学考古学者俞伟超、李伯谦带领学生，先后在遗址上发掘了商代早期的城址、宫殿基址和李家嘴高等级贵族墓葬区，发现一批青铜器、陶器、玉石器等珍贵文物，并开始认识到盘龙城与郑州地区商时期文化的一致性。

上世纪80年代，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学者陈贤一持续带队在盘龙城城址外围王家嘴、杨家湾、杨家嘴等地点展开考古发掘。2001年至2006年，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又进一步在杨家湾南坡发现13号高等级贵族墓葬，以及4号大型建筑基址。

这些考古发掘，特别是1974年、1976年的两次大规模考古发现，基本明晰了盘龙城遗址的主体年代属于商代早期二里岗阶段，展现出与中原地区相似的文化面貌，并推动公众认识到“长江与黄河同为中华文明的摇篮”。

从2012年开始，为配合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在继承前辈工作的基础上，联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等单位，重启遗址考古工作。在这一阶段，考古工作主要聚焦盘龙城城市聚落性质，以及展现长江流域早期青铜文明进程。

▲盘龙城遗址杨家湾17号墓出土的铜带鋬觚形器。

2013至2014年，考古队共发现7座墓葬及盘龙城遗址晚期阶段的一批遗迹。其中，杨家湾17号墓出土了绿松石镶金饰件、铜带鋬觚形器等一批特殊的遗物，绿松石镶金饰件为国内首见。

▲盘龙城遗址杨家湾17号墓出土的金片绿松石镶嵌饰。图片由孙卓提供

2015至2019年，发现小嘴铸铜手工业遗址，明确商代早期地方城市存在铸铜生产活动，并进一步揭示出盘龙城遗址的重要性和在夏商时期的独特地位。2015年，考古队将考古工作从陆地扩展到水下，通过湖面勘探对水下区域的商代遗存分布状况进行调查，复原商代时期整体的地貌环境。

2018至2024年，通过重点勘探、解剖性发掘和探方揭露，在杨家湾北坡发现大范围石构遗迹，为长江流域夏商时期遗址中首次发现。其中，2021至2022年，在王家嘴进行发掘，进一步明确盘龙城早期遗存的分布与文化面貌，为探寻中原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地方遗存提供了重要线索。

盘龙城遗址发现70余年、考古工作50余年，发现了商代早期的城垣、大型宫殿基址、高等级的贵族墓葬、铸铜手工业作坊、平民居址区，构建出商代南方完整的聚落形态框架，实证中原王朝文明与长江文明的深度融合，为解读多元一体中华文明格局的形成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二 300年城市兴衰见证区域青铜文明迭代

盘龙城夏商城市聚落的存续年代，是探索盘龙城性质与众多关联学术问题的基础。根据碳-14测年结果，盘龙城遗址最早阶段的绝对年代大体在公元前1600至1550年，而最晚阶段遗存的绝对年代则集中在公元前1300至1200年。同时结合地层学和陶器类型学，考古学者认为盘龙城在二里头文化向南方扩张时开始形成，在早商二里岗文化时期成为地方中心城市，至中商阶段逐步废弃。

盘龙城前后历经300余年，在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城市聚落中心地点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先后经历了王家嘴—城址区—杨家湾三次转移，从南向北、从低向高逐渐移动。当地居民对于盘龙城区域地貌有着独特的称呼，将临湖的半岛型岗地称为“嘴”，地势较高离湖泊较远的岗地顶部则称为“湾”。盘龙城就在这片三面环水的岗地之上出现并发展。

盘龙城初创时期，聚落中心主要分布在遗址南部的王家嘴地点。早年考古学者就曾在南城垣下叠压的地层中发现扁足鼎、花边口沿罐等具有二里头文化特征的陶器。近年在王家嘴南部地区展开的进一步考古发掘，明确发现遗址早期阶段的遗迹和遗物。碳-14测年表明这一阶段遗存的年代主体在公元前1600年前后，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相当。这一时期，盘龙城聚落面积较小，仅约5万平方米，主要可见小型的房址、灰坑、灰沟、墓葬等。此阶段虽然没有出现大型的建筑、高等级贵族墓葬，但结合周边江汉地区二里头文化阶段遗址的发现，如石家河遗址、荆南寺遗址等，盘龙城遗址的出现展现出二里头文化在长江流域的开发和经营，成为中原王朝向南扩张的重要据点。

早商时期，盘龙城城市发展进入鼎盛阶段。这一时期的聚落重心向北移动到临湖的一片岗地之上，即城址区，整个城市聚落的面积超过70万平方米。通过遗迹现象，可以复原这一时期的城市生产与生活场景：城市中心开始兴建四方城垣，两座大型的宫殿坐落在城址的东北部区域，高等级贵族墓葬分布于李家嘴区域；城垣外，平民居址区、手工业作坊区井然有序，社会等级与分工明确。

▲盘龙城遗址杨家湾17号墓出土的青铜兽面纹牌饰。图片由孙卓提供

青铜器特别是青铜礼器，因特殊的礼制含义，在早期中国被认为是权力的象征。青铜礼器是被中央垄断生产，还是允许地方铸造，对于认识当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围绕铸铜手工业生产，考古队对盘龙城进行了多次考古调查，并在城址西侧的小嘴地点发掘，揭示出一处铸铜手工业作坊遗址。这也是首次确认商代早期都城之外的地方城市存在大规模铸铜手工业生产。

▲盘龙城遗址杨家湾11号墓出土的铜圆鼎。图片由孙卓提供

小嘴铸铜手工业遗址发现的铜渣、炉壁、坩埚、砺石等铸铜遗物，展现出金属熔炼、制范、浇铸、修整等一套青铜铸造工艺流程，表明这一时期的盘龙城遗址已具备完整的铜器制造技术。特别是疑似铜觚或鼎的容器的范的发现，表明盘龙城拥有大型复杂的铸铜作坊，并有能力铸造青铜礼器。盘龙城遗址杨家湾11号墓出土的铜圆鼎，通高85厘米，口径55厘米，重达24.34千克，是目前所见商代早期最大的青铜圆鼎。这些都仿佛昭示世人：盘龙城虽远离中原，却是商王朝南方的疆土，见证了中原王朝对南方地区最早的一种行政管理模式。

中商时期，盘龙城发展到最后阶段，聚落重心转移到杨家湾南坡。这一阶段盘龙城的城市仍然保持着较大的规模。早一阶段的宫殿基址、李家嘴高等级贵族墓葬群这时已经废弃，而在北部杨家湾发现有遗址晚期的大型建筑基址、高等级贵族墓葬群，以及大面积的石构遗迹，可证明在遗址晚期盘龙城仍然拥有对资源和人力较强的控制和较高的社会等级。不过，从城市聚落整体布局来看，这一阶段盘龙城居住区与墓葬区混杂，缺乏如上一阶段明确整齐的功能区管理；从出土绿松石镶金饰件的杨家湾墓器物的等级象征看，属于高等级墓葬，但仅随葬5件青铜器，这些迹象指向城市的衰落和中央对南方地区经略的转向。

此后，随着商王朝势力在南方的撤退，盘龙城这片土地上，人类活动经历了长时间的断层，直到宋、明清时期伴随着汉口的兴盛，才陆续出现小型的聚居点。

三 晚期石构遗迹揭示城市布局复杂结构

盘龙城遗址北部的杨家湾曾被怀疑存在盘龙城城市的外城垣，而这一区域在城市发展晚期又是作为人类活动的中心区域。为进一步认识杨家湾地点的聚落布局，近年来，考古队对杨家湾区域展开了持续性的考古工作，并由此发现了属于盘龙城城市发展第三阶段的大型石构遗迹。

2015年，考古队在对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北坡进行全面勘探的过程中，发现大片连续分布的石头堆积，东西分布长约655米，南北最宽可达200米。之后围绕这一区域，考古队进行了多年的解剖性发掘、系统勘探、布局揭露发掘，揭示出一处具有复合功能的石构遗迹。考古队在杨家湾北坡中部区域发现由石块修砌、近似方形的台基，长宽不超过5米，周边则分布有规整的灰坑、大范围红烧土遗迹和平铺的完整陶缸。盘龙城的陶缸是一种极具本地特色的陶器器类，多为敞口、圜底，器形简单，夹杂有许多石英等颗粒，陶色以红陶为主，纹饰多见网格纹和附加堆纹。新石器时代，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就有用陶缸祭祀的现象，上述迹象显现出该地点石构遗迹可能具有祭祀活动的功能。

另一方面，在整个杨家湾北坡，石构遗迹主体多沿着岗地走向东西分布。在杨家湾北坡西部区域，揭露出石构遗迹连续分布长度超过80米，最宽处约5米，中间部分由数处约1平方米的大型石块组成，东西两端则用较小的石块砌成平行的两道，表现出城的构造特征。而在上述石构遗迹的南侧，还发现有一处埋藏完整陶缸的器物坑，目前已出土陶缸多达17件，另有部分陶缸完整倒扣在石构遗迹之上。

▲这是位于湖北省武汉市的盘龙城遗址博物院（2025年5月1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发（盘龙城遗址博物院供图）

盘龙城遗址如此大规模的石构遗迹，为长江流域夏商时期遗址中首次发现。遗迹结构复杂，工程量巨大，显示出盘龙城在最晚阶段时，组织者仍然有着较强的资源控制和组织能力。

而如此规模庞大的工程所形成的石头建筑，其具体的功能是什么？根据石构遗迹的形态、分布和结构特征，考古学者认为其整体应与同时期杨家湾南部的大型建筑和高等级贵族墓葬群存在关联，共同构成盘龙城晚期城市中心；同时，在该地点存在关联性的祭祀等公共性活动，凸显了这一阶段整个城市布局和功能的复杂性。

四 早期黄河与长江文明对话、交融的关键节点

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摇篮，也是早期中国王朝文明的中心；而从黄河流域南下，沿汉水或过淮河，穿秦岭或越大别山，进入长江流域，东亚地区两大流域的文明互动、融合，共同成为中华文明的摇篮。盘龙城所代表的夏商王朝势力，最早在文化上串联起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标志着“双大河文明结构”的形成。

▲盘龙城遗址王家嘴岗地鸟瞰。图片由孙卓提供

盘龙城遗址地处江汉平原与鄂东北低山丘陵过渡地带。遗址南邻长江北部支流府河，长江最长的支流汉水也在此邻近区域汇入长江。与此同时，遗址所在区域南过长江可进入幕阜山铜矿带，并又通过长江东连鄱阳湖与赣江、西接洞庭湖与湘江，形成“控长江、扼汉水、连中原”的枢纽地位。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盘龙城成为夏商王朝南下的核心据点，开启了古代中国中央-地方的国家治理模式。

盘龙城方形的城垣和城内分布的大型宫殿基址、布局有序的生产生活区、青铜手工业生产区、石构遗迹等大型公共设施以及数量众多的玉器、青铜器，无不彰显着这座城市所具有的中心地位。

盘龙城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夏商时期长江中游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城市，但在建筑格局、城市布局、器物特征以及礼制规范方面展现出强烈的中原文化特质，显示出中原王朝的直接控制。

以此为据点，中原王朝的青铜技术和礼制规范可向长江流域辐射，而大别山和幕阜山的铜料、长江下游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又通过长江运输至盘龙城，向北传播。盘龙城遗址成为夏商时期沟通南北的支点。

在中华大地上，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虽地理位置上一南一北，但两地文明长期彼此交融，相互影响。盘龙城遗址在夏商时期即为两大河文明交流与互动的枢纽，其文化深刻反映了黄河与长江文明的创造性融合。

▲盘龙城遗址王家嘴16号灰坑出土的陶器。图片由孙卓提供

在文化面貌上，盘龙城居民日常多以三足的鬲、甗为主要炊器，以盆、大口尊、豆等为主要储藏器和盛食器，并使用爵、斝为酒器，多与中原地区居民日常生活所用相近；在礼制规范上，盘龙城高等级贵族墓葬出土有以青铜觚、爵、斝为核心的礼器组合，与中原地区贵族青铜器使用规范一致；在生产技术上，小嘴作坊区反映出的青铜铸造技术、青铜器所用原料，表现出与中原二里头、郑州商城都邑聚落青铜器生产的高度相似。此外，最新发现的杨家湾北坡的石构遗迹，则具有北方遗址中石墙垒砌技术的痕迹。

盘龙城遗址的发现和持续性考古工作，揭示出“双大河文明”结构的缘起和早期发展，为早期中华文明进程研究提供了关键性空间节点。黄河流域赋予制度框架，长江流域贡献物质发展；中原地区提供文化范式，南方地区激发技术革新。通过盘龙城遗址，黄河流域文明得以扩展至长江流域，为早期中原王朝的发展带来了更为广阔的地理空间和厚重的历史积淀，奠定了之后南北地区统一的基础，展现出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孙卓系盘龙城遗址考古队领队）

监制 |肖静芳

统筹 |安宁宁

编辑 |周芳　吴艳

制作 |石建杭

来源 |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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