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艺评丨王安诺：《百合花》在舞台绽放

7月19日晚，在上海大剧院观看上海芭蕾舞团演出的芭蕾舞剧《百合花》。经过艺术家们三年精心再创作，母亲茹志鹃这篇七十多年前写的小说，成功地由文字语言转化为舞台上的形体语言，小说的情节、人物关系、人物性格都根据舞剧的特点进行了巧妙、精细的处理。舞剧采取时空交错双线推进，一条线是中年大姐的回忆和书写；另一条是1946年海安战役中大姐、小通讯员和新媳妇三个年轻人结识的友情，小通讯员牺牲后，新媳妇将自己唯一的嫁妆，布满百合花的新被子，轻轻覆盖在年轻人的身上。根据舞剧特点，增添小通讯员为乡亲表演节目一段，腼腆羞涩外还呈现开朗调皮的一面。最喜欢的两场戏，一场是战士的群舞，刚劲有力，英姿勃发，充满力量，令人热血奔涌；一场是最后的百合花群舞，抒情性，隐喻性，象征纯洁感情的百合花由近及远开遍田野，一个红色的花圈轻轻安放在洁白的百合花丛中，那是对小通讯员的祭奠。舞剧倾注了编导、演员、音乐、布景、音响、灯光和现场乐队等众多艺术家的心血，他们深情讲述了那个年代久远，有关青春、情感和信仰的故事。

这也是为今年母亲茹志鹃冥寿一百岁送上的最好礼物。这几天眼前总浮现母亲伏案的身影，以及她写作《百合花》前后的情景。母亲1955年从南京部队转业，到上海《文艺月报》当编辑，业余时间写作。她的工作室兼卧室朝北，9平方米，窗外是狭窄的后弄和高高的围墙，冬天阴冷，夏天西晒，窗外孩子喧闹。母亲坐在书桌前，面前是写得密密麻麻的稿纸，划着许多删除和添加的线杠，箭头和括号，她两耳塞着棉球抵御噪声，冬天抱着热水袋抵御寒冷，眼望窗外高墙上方的天空，眼神飘得很远很远。

小说《百合花》发表于1958年3月期的《延河》，这之前曾被退稿，也许因为写的是小人物和借被子之类的琐碎小事吧。那年母亲33岁，应该是她小说创作的起步阶段。1958年，有一件事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因为与母亲当时的心情有关。这年夏天，我进入弄口的淮海中路小学，出差在外的母亲回来听说这消息，显得异乎寻常的高兴，当即带我上街买了个皮质带金属搭扣的书包和漂亮的木质铅笔盒作奖励。后来才知，茅盾先生对《百合花》好评的文章就发表在这年的第六期《人民文学》上，并转载了小说，时间正值我入学前，母亲心情为之转好。母亲是1957年完成这篇小说的。当时家里发生变故，父亲政治生涯遭挫，离开部队被下放南京某单位。母亲带着两个孩子，上班、写作、被退稿，加上父亲的问题，她的心情是压抑的。“我写《百合花》的时候，正是反右派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社会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啸平处于岌岌可危之时，我无法救他，只有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后，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出现了战争时接触到的种种人……”这段话反映母亲当时的心情和境遇以及写《百合花》的初衷。小说发表后，茅盾先生很快作出高度评价，称它为几十篇中短篇小说中最使他满意和感动的，这大大鼓励了情绪低落的母亲，坚定了继续努力的决心和信心。她说，这是第一次听人把她的小说和“风格”这个词连在一起。

我第一次读《百合花》时，已经读过《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描写革命斗争的作品，里面的人物有一种激动人心的悲壮感，令人钦佩、感动。《百合花》却是温情又忧伤的，读到最后会流泪，久久沉浸其中回不过神来。一个农村新媳妇，一个部队小通讯员，素不相识，是战争让他们产生了短短几天的交集，一床开满百合花的新棉被，又将他们永远连在一起。战争的残酷，对和平的向往，对青春的祭奠，人性美和人情美，尽在其中。母亲说：“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有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这段话显示了百合花中人物关系的影子。茅盾先生用“细腻，隽永”来评价小说，隽永，意味深长，好像含着一枚青橄榄，起初酸涩，渐渐地，淡淡的甜味来了，橄榄的清香来了。

我很喜欢扮演大姐、新媳妇和小通讯员的三名年轻舞者，他们充满激情的表演感染着我。他们与角色年龄相仿，却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这一点不妨碍他们对人物的理解和刻画，“记忆的筛子把大东西漏掉，小东西却留下”，时代不断在变，总有一些东西是超越时代永恒不变的。

原标题：《新民艺评丨王安诺：《百合花》在舞台绽放》

栏目编辑：华心怡 文字编辑：沈毓烨

来源：作者：王安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