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胜利他立大功，与家人失散20多年，团聚时父子成省级干部

80多年前的红军长征，无疑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壮举，英勇的红军为了实现理想信仰，踏上漫漫征程。他们一路挨饿、受冻，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天上还有轰炸机，可是他们没有屈服，浴血鏖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走了两万五千里，穿越了地球上最险峻的雪山和草地，终于胜利到达陕北，写下了最光彩神奇的篇章。

1934年春夏之交，强大的敌人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策略，层层修筑碉堡，逐步向根据地推进，最后寻找红军决战。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北大门广昌失守，强敌日益逼近腹地，加之粮食供给紧张，弹药极度匮乏，连续作战严重减员，形势对红军十分不利。就在这关键时期，蒋介石推出一个绝密铁桶计划”，妄图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并扬言经此战一举全部歼灭中央红军。“铁桶计划”的具体内容为：一人员配备，南方所有军力约150万全部参战；二，武器装备，出动飞机300架，大炮200门；三，军事设施，所有部队修筑公路，配置数百辆军用卡车，快速运送部队实施机动截击。

在“铁桶计划”尚未部署和形成之前，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下达合围命令，对各部战斗序列、兵力部署、进攻路线、作战图表详尽作出布置，为防止红军冲出这个铁桶，跳出包围圈，对这份计划每份文件上，都标有蓝色的“绝密”字样并编有序号，并称“毕其功于此役！”

当然，令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份严格保密到滴水不漏的“铁桶计划”，就在他发表“此役必胜”讲话的当天晚上，就到了红军地下工作者的手中，这位潜伏在敌人内部的人，便是时任江西第四保安司令部情报参谋的项与年，情况万分紧急！项与年知道，这个毒辣的计划一旦完成，中央苏区十几万红军和党政干部将劫数难逃。

于是，项与年连夜将“铁桶计划”的要点，用特种药水将绝密文件主要的内容，密写到4本学生字典上。鉴于项与年熟悉当地的人情和地貌，便由他扮成教书先生，带着字典连夜奔赴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从德安到瑞金，中间要经过永修、新建、南昌、丰城、崇仁、乐安、宁部、石城等8个县市，有几十道关卡，其中的艰难险阻、惊心动魄难以想象。

为了顺利完成这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同时，避免与敌人关卡接触，项与年日夜兼程，晚上利用夜幕掩护，避开大路穿山越岭，但是越靠近中央苏区的中心地带，敌人的盘查越来越严密，由于路上行走多天风餐露宿、忍饥挨饿，38岁的项与年憔悴消瘦，身体逐渐难支，走路已十分吃力，再去翻山越岭恐怕难以完成任务，为了能少走路，他心生一计，把教书先生的身份乔装成要饭的乞丐，兵荒马乱之际，乞丐到处流浪，随处可见，并不是什么稀奇事。

项与年穿上又破又脏的褂裤，蓬头垢面，成了一名走路踉踉跄跄的乞丐，为了装得更像，他钻进山林，捡起一块大石头，以惊人的毅力，把自己的4颗门牙砸掉，顿时血流不止，疼痛难忍，不一会，嘴腮肿胀、面部变形，说话呻吟，活像一个身患重病的讨乞的疯老头子，浑身上下散发出难闻的气味，站岗的哨兵一看，掩着鼻子叫他快点滚过去。

就这样，项与年顺利混过层层封锁线，用6天时间到达了苏区，亲自把庐山牯岭会议的绝密军事情报送到了红军高层领导人的手中，此时，大家深感形势严重，认为必须抢在敌“铁桶”合拢之前，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于是迅速决定紧急动员，做好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及时跳出包围圈，并比预定计划提早了整整半个月，当形成“铁桶”的敌军向中心区域包抄过来时，才知道这里袭击的只是少量的留守红军游击队，而红军主力早已经跑到数百里之外了。

送绝密情报的项与年，这位隐蔽战线上的英雄，为中央红军长征提前而又及时地突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红军高层决策者称赞他“功不可没”，为此，建国后为表彰他为革命所立的功勋，他的老上级李克农上将特邀他首都出席国庆观礼，受到众多开国将帅的热情赞扬。当然，这是后话，我们今天不说，单一介绍这位为红军战略转移作出突出贡献英雄的家事。

项与年，福建连城朋口文坊村人，他聪明能干，机警灵活。家贫，幼年未进学校，乃刻苦自学，后来加入党组织，后进入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成为隐蔽战线的一位重要领导者。项与年在上海特科工作时，他的家乡闽西来了红军，为了更好地开展地下工作，组织决定将他妻子和一双年幼的儿女带到上海，用家庭作掩护，这一年，项与年的儿子项崇德才10岁，还有一个才几岁的妹妹。当时，项与年工作变动调到江西打入敌人内部，他想到自己一旦被捕，敌人肯定会加害妻儿，便将儿子项崇德送到南京上学，托一老友照应。从此，父亲儿子分开天各一方。

项与年自从派到江西完成护送绝密计划成功后，他跟随红军长征，后转到香港工作，从此化名为梁明德。此时上海地下党遭到敌人的毁灭性破坏，他的妻子和7岁的女儿不幸被捕，被关进提蓝桥监狱，在狱中，女儿背上长了一个毒瘤，由于得不到治疗，出狱时背已经直不起来。妻子出狱后，丈夫不在，没有经济来源，一开始在上海靠替人帮佣维持生活，由于经常遭到特务和地痞的恫吓和敲诈，无奈之下只得带着女儿回到闽西连城朋口文坊老家。

然而，她的老家红军长征走了，返乡团又卷土重来，红军时期所分得的土地、房屋，又被地主老财拿了回去。母女生活无着，母亲更无钱给女儿治病，不久，不满8岁的女儿毒瘤发作，活活被疼死了，死的时候想喝一碗粥，可母亲连这一点要求都无法满足。项母她不得不离开老家，一个人在闽西大山里到处乞讨、流浪。此时的项与年来到延安工作，先后担任三边地委、关中地委、绥德地委常委兼统战部长，解放战争期间先后担任省建设厅厅长、省监察厅副厅长，建国后成为一名省级干部，由于父子异地改名，加之母亲回到老家居无定所，一家人分成三地彼此情况不明，而失去了联系。

项与年在南京读书的儿子项崇德，学校时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后老师介绍下，16岁的他入了党，并改名叫项南。抗战爆发后，他以流亡学生的身份，始到武汉，继到桂林。随后辗转到苏北盐阜地区，从事民运工作，先后担任县政府秘书、区区委书记、宣传部长、分区专员公署建设处处长等职，建国后，项南任团省委书记、大学党委书记等职务，也成为一名省级干部。

斗转星移，弹指一挥间，近20个年头过去了随着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成为省级干部的这对父子，在工作之余，自然便想起散失多年的亲人，或回到阔别的家乡看望久别的亲人，或通过组织寻找离散的骨肉，可是已经改名梁明德的项与年，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儿子项德崇，但听说儿子在安徽工作，于是，他便通过当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老战友曾希圣予帮忙查一下，曾希圣与项与年是老战友，当年在中央特科一起工作过。如今老友请托，他怎不尽心？曾希圣到处寻找，找了一年也没有发现梁明德儿子的任何线索，随后将此任务交给青年团省委书记项南，还特别嘱咐他把调查重点放在各级团委干部身上。

项南当然不知道改名换姓的梁明德就是自己日夜思念的父亲，当时他只是感到惊讶：“咦，这位老革命梁明德的儿子的名字，怎么跟我的幼名相同呢！”但转念一想，同姓同名的人很多，也没有向曾希圣进一步打探，问一问这梁明德是不是真名实姓，所以“稀里糊涂”地帮着找了一年，还是没有找到东北那位高级干部梁明德儿子的下落。

甚至还郑重拜托项南帮助“梁明德”同志找失散多年的儿子。可是改名易姓的项与年，哪里知道儿子为了革命也改了名字，也曾寻找过自己的父亲。

有一天曾希圣召集项南说：“老梁是福建人，30年代在上海，住在大世界八仙桥一带。”“八仙桥？”项南惊叹道：“真巧，我也是福建人，也在八仙桥一带住过，那儿我熟悉。”曾希圣也感到讶异，忍不住问：“你家住八仙桥那里，家里是做什么的？”项南如实回道：“我家住法租界维尔蒙路德润里24号，父亲是个生意人。”这个地名让曾希圣瞪大了眼睛，他太熟悉这个地方了，这是中央特科的联络点啊！项南怎么会住在那儿？曾希圣不由端详起项南来，他接着问：“我在那里待过，那是一个大老板翁旭初的家，你家怎么在那儿？”项南回复说是家里安排的，与父母也是短期相见。

后来，曾希圣问起一名留着大胡子的朋友时，项南不假思索地答：“有有有，有个大胡子叔叔住我家，还带我逛大世界、照哈哈镜哩！”曾希圣闻听此言，震惊不已，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啊！他指着自己说：“你看看，我是谁？”项南不解地端详着这位老领导，片刻后，不禁惊喜地大喊起来：“胡子叔叔！”找来找去，当年法租界里那个项家男孩原来就在眼前啊！这就是传为佳话的“项南找项南”的故事。

就这样，这对离散20多年的父子终于相见，两人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但当时革命任务繁忙，他们很快告别，各自返回原单位工作。后来，他们一起回到老家，把贫病交加母亲接出闽西深山，一家人终于团聚。

我们的革命先辈们，为了理想，他远走他乡、寻找信仰；为了信仰，他隐姓埋名、潜伏无言；为了使命，他乔装易容、涉险闯关；为了胜利，他抛家舍业、妻离子散；为了家国，他初心不改、忠诚无悔。他赤胆忠心、机智果敢、细致沉稳，他们的革命事迹令无数后人敬仰和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