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难翻身？刚还完6000亿外债，71岁的王健林又迎来大麻烦

当71岁的王健林在历经七年艰辛还清6000亿外债后，外界曾以为这位中国前首富终于“上岸”之际，然而命运并未给他喘息之机。

新一轮的股权冻结、债务纠纷与资产抛售潮再度袭来，将万达集团与这位老人推入更深的漩涡，这一次，王健林面对的不仅是商业帝国的存亡之战，更是一场关乎企业家尊严与责任的生死博弈。

累计超过76亿元的执行标的，近十条被执行人记录，一张“失信”的判决书，正一点点撕开大连万达集团曾经耀眼的商业版图。

就在2025年8月11日，北京金融法院一纸24亿余元的执行裁定，不过是这艘商业巨轮搁浅时，又一声刺耳的船体碎裂声，而昔日雄踞中国商业地产的王者，此刻正深陷流动性危机的泥潭。

2025年开年以来，王健林名下股权冻结事件频发，累计金额已达4.9亿元，涉及大连万达商管集团、大连合兴投资等核心企业。

其中，大连合兴投资作为万达集团的“心脏”，持有万达集团99.76%的股权，其股权冻结直接掐住了整个集团的命脉。

曾是王健林商业帝国“护城河”的万达广场，如今却成了偿还巨额债务的“提款机”，数据残酷，2025年五一假期，全国万达广场客流量比四年前足足少了近千万人次，销售额更是锐减51亿元。

最讽刺的是，这还是在广场总数新增了上百座的背景下发生的，这难道不说明问题吗？单店效益的大幅下滑，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其“重规模、轻运营”模式的致命缺陷。

在消费升级浪潮中，当人们纷纷涌向更注重场景体验的华润万象城、大悦城，万达广场的落寞几乎是必然。

在淄博、福州，昔日的地标甚至被悄然更名或拆牌，部分项目甚至因招商困难而直接停运，那个曾经定义了一代人消费习惯的“万达模式”，至此已是名存实亡。

这一系列动作背后，是万达商管未能如期完成港股上市触发对赌协议，380亿元股权回购压力如悬顶之剑，债权人如永辉、苏宁等纷纷发起诉讼，追讨金额超180亿元。

2016年，万达商业从港股退市，与投资者签订了一份对赌协议，如果公司未能在2018年顺利登陆A股，万达集团需支付高达400亿港元的回购款。

但谁能想到A股上市之路会一波三折，最终折戟，而这份协议，也如同一道致命的符咒，自此将万达拖入了债务的无底深渊，到2019年，集团负债一度逼近3000亿元。

面对雪崩般的债务，他的选择与许家印转移资产、潘石屹套现离场截然不同，王健林祭出了“断臂求生”的剧本，2017年监管收紧海外投资后，喊着“壮士断腕”的口号，试图抛售海外资产，开启所谓的轻资产转型。

2017年，万达因海外扩张激进遭遇“股债双杀”，王健林果断启动“卖卖卖”模式，清仓海外资产与国内文旅项目，以断臂求生，此后他押注轻资产转型，将万达商管从重资产持有者变为运营服务商，试图摆脱负债困境。

然而这一战略却陷入悖论，轻资产模式需要稳定租金收入支撑，但电商冲击与消费下行导致传统商业地产客流锐减，同时对赌协议的压力迫使万达加速剥离资产，核心资源流失进一步削弱品牌价值。

当整个地产行业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运营时，昔日的成功经验反而成了最沉重的枷锁，甩卖清单越拉越长。

2023年以来，万达累计出售超80座万达广场，回笼资金仍难填债务缺口，现金流压力持续紧绷。

24.97亿元出售万达酒店管理业务，套现超过23亿元万达电影股权，甚至在2025年5月将48座万达广场打包出售给太盟、腾讯等资本方。

然而这些看似庞大的交易，对于千亿级别的债务窟窿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更严重的是，这些举动正不断掏空万达的根基。

当作为轻资产运营核心载体的万达广场被大批出售后，所谓的“轻资产模式”便沦为一个纸面概念，珠海万达商管四次IPO失败并最终失去控制权，更是这一模式彻底破产的标志。

2024年，万达商管净利润同比下滑11.55%，租金收入增速放缓，转型迟迟未见成效，怎一个“难”字了得？

帝国的内部也开始分崩离析，总裁张霖辞职，接班人张春远身兼数职，疲于奔命，管理层的动荡，无疑加剧了内部的混乱。

2025年初，万达商管总裁张霖因“个人原因”辞职，这位曾主导万达轻资产转型的核心高管离职，被业内视为万达战略方向陷入迷茫的信号，此外多名区域公司负责人相继离职，部分高管甚至转投竞争对手。

更值得注意的是，王健林之子王思聪旗下的熊猫直播股权被拍卖，象征着“二代接班人计划”的实质性挫败，高管层的离散与家族传承的断裂，让万达的决策体系陷入混乱，内部凝聚力荡然无存。

在资产变卖与债务压力的双重挤压下，万达员工成为危机的直接承受者，据内部消息，万达集团已启动多轮裁员，部分区域公司裁员比例高达30%，员工薪资福利被大幅削减。

更有员工透露，公司拖欠年终奖、项目提成的情况普遍存在，这种“断臂求生”的举措，虽短期内缓解了财务压力，却彻底摧毁了员工对企业的忠诚与信任。

而外部，曾经的合作伙伴如永辉、苏宁等，也因债务纠纷反目成仇，纷纷将万达告上法庭，信用体系的崩塌，让本就深陷泥潭的万达雪上加霜，可谓是四面楚歌。

当王健林在法庭调解室蜷缩一角，当他在寺庙焚香祈福的照片被曝光，这位曾高唱《假行僧》的商业枭雄，如今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落寞。

昔日“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的豪言，在现实的债务绞索中显得苍白无力，盟友的起诉、高管的离职、员工的抱怨，叠加股权冻结、资产缩水的困境，让王健林从“商业教父”沦为“孤家寡人”。

2025年，王健林注册珠海万达锐驰试图二次创业，但资本市场耐心渐失，合作伙伴变为债主，腾挪空间愈发狭窄。

他的困境，是中国房地产黄金时代终结的缩影，昔日豪掷千金的海外并购，如今贱卖资产求生，494家商业中心在疫情与电商冲击下客流锐减。

当他从“首富”变为“被执行人”，这场危机揭示了一个野蛮生长时代的终结，也倒逼所有企业家重新思考最根本的生存逻辑，商业世界的残酷正是在于，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永恒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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