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赴美探友，得知台湾藏有百万美金

1950年春，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国军徐州前进指挥所副参谋长文强，正式进入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

与此后杜聿明、王耀武等人积极改造、争取早日获释的态度不同，文强是和黄维一样出了名的冥顽不化、拒不认错。有意思的是，他拒绝写悔过书的理由也十分出奇，用他对监狱管理人员的话讲：

正是在这种执迷不悟的消极态度指引下，文强在功德林狱中蹉跎度过了26年之久的光阴。

说起来，文强的身份的确有些特殊。大革命时期他曾是我党的高级干部，之后却又阴差阳错的成了军统的中将，解放战争后期又做了我军俘虏并成为战犯。

文强早年出生在湖南长沙的一个地主家庭，15岁那年曾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长沙明德中学。在这里，他结识了何叔衡和教员等人并深受他们的影响，文强又是教员的表弟，和毛泽覃是同学。

1925年，心怀参军报国志向的文强南下广州，以同批第4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四期学习。在多次聆听过周恩来的演讲和教诲之后，文强也在对方的影响下加入了党组织。

北伐初期，文强随国民革命军征战湖南、湖北并参加了武昌战役，后来又被派遣随朱德到四川开展兵运工作。不过，意外也在不久后悄然降临到他的头上。

1931年秋，由于叛徒的出卖，文强不幸在重庆中山公园被捕。幸运的是，仅仅过了一个半月，上级组织便设法营救出了文强并继续安排他回到四川工作。

只是，刚回到四川不久的文强就与上级大吵了一架，一气之下，文强独自离开了四川前去投奔周恩来。不巧的是，此时的周恩来因上海特科机构遭到敌人破坏而去了苏区。迫不得已的文强索性和妻子回到了湖南老家隐居。

命运的转机出现在5年后的1936年秋天。这一时期，文强在父亲的老朋友、时任国军参谋总长程潜的帮助下，正式进入参谋本部第二厅任上校参谋。

此后，他又在先前从红军队伍中叛变进入军统的特务廖宗泽介绍下，结识了军统负责人戴笠，随即也由此开始了大起大落的后半生。

就这样，文强站在了与昔日红色阵营对立的一面，并在另一条道路上越走越远。令人欣慰的是，文强虽然加入了军统，但却同代理定下了一个铁的原则，即只参加对日情报战，绝不抓捕地下党。

1945年春，文强因成功策反了华北、东北近百万之众的汉奸部队而被晋升为中将，时年38岁的他一跃成为当时国军队伍中最年轻的中将。

也正是在东北工作的这一时期，让他结识了影响自己人生走向的第二个关键人物——杜聿明，为他日后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埋下了伏笔。

次年3月16日，戴笠在南京坠机身亡。失去靠山的文强再次找到了湖南省主席程潜帮忙，在对方的运作下，文强于1948年8月调任湖南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兼办公厅主任，彻底脱离了军统。

可正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长沙办公刚一个月的文强，就匆匆接到了时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的来信，点名要他到徐州担任自己的副参谋长。

程潜反复告诫文强此去注定是凶多吉少，但军命难违，加上自己对“建功立业”尚存有一丝幻想，文强最终还是被杜聿明拖进了战争的泥潭。此后，程潜的话果然一语成谶，淮海一战彻底终结了文强的军事生涯。

从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老蒋手中的两大王牌兵团黄百韬、黄维所部全都折戟沙场，这让本就有些赶鸭子上架的文强内心更加煎熬。

此刻的他已经意识到国军的这只船就要沉了，而自己的命运也将随之发生深刻且显著的改变。

1949年元旦，老蒋在南京发出求和声明。手捧报纸的杜聿明虽急得六神无主，但仍设法安慰舒适存和文强等人以稳军心：

不过，这终究只是杜聿明的一厢情愿。1月9日晚，杜聿明和文强率部分头突围并约定地点汇合。可当文强赶到指定地点时，杜聿明却早已不知去向。

苦苦等待的文强，很快就面临着身边军士纷纷各自逃命的尴尬境地。午夜过后，他的身边只剩下参谋、卫士等10余人。随后，一行人在附近找到一个阴冷潮湿的山洞钻了进去，文强虽冻得瑟瑟发抖，却也迷迷糊糊的睡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文强面对的却是周围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官兵，就这样，文强成了我军的俘虏。

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解放南京。听到消息的文强提笔写下了一首诗：

很快，这首诗就在战俘集中营的墙报上张贴出来。文强的挚友庞镜塘好心地提醒他不要“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王耀武也劝他将诗作销毁。不过，文强却觉得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刚贴出再撕下来难免有欲盖弥彰之意，索性就没再理会。

当然，他的这首“反诗”在墙报上贴了一个多星期时间，最后也是波澜不惊。文强在庆幸之余，也对我党多出了一些理解和认识。

进入功德林后，文强起初看到自己的囚服编号为“甲27号”，不由心头一颤，随即想到了可能被等同于甲级战犯而枪决的命运。

直到接受改造学习后，他才逐渐发现所谓的编号不过是为了区分各个区域和小组成员而已，自己的担忧纯属庸人自扰而已。而从一开始十分抗拒改造的他，也在朝鲜战争过后逐渐有了积极的态度转变，他开始意识到：要想迈出功德林大门，就必须老老实实地改造。

1959年12月4日，首批特赦名单公布后，文强多少还是有些失落的，尤其是在昔日淮海战场的“首犯”杜聿明被特赦，自己这个“从犯”仍旧在押的情况下。

要知道，杜聿明得以首批获准特赦，其中还有文强的一份特殊“功劳”。

早在杜聿明率大军从徐州撤退的途中，曾抓获了我军7个地方武工队员，杜聿明虽然下达了“就地枪决”的命令，但文强却悄悄给7人留了一条后路，瞒着杜聿明释放了他们。

后来，杜聿明因杀害七名武工队员而被指控时，文强主动站出替对方作证，最终助他获得首批特赦的资格。以至于杜聿明特赦后不无感慨地对文强说：

杜聿明获得特赦，而文强则熬过了26年时间后才与黄维最后特赦。谈及这段历史，文强曾在自己晚年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正是这种倔脾气，最终让他成为与黄维一样被关得最久且未写悔过书的战犯。1975年3月19日，特赦后的文强回到上海与家人团聚，望着近90岁高龄的岳母，文强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

之后，文强回到北京担任文史专员。晚年情系祖国统一大业的他多方奔走呼号，在撰写回忆文章、唤醒海峡两岸故交旧友情谊的同时，积极参与组织黄埔同学会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作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文强在1985年的一次赴友人家做客时，偶然见到对方家中的一张自己学生蒋志云和40多名黄埔校友在美国的合影照片。

事后，文强主动致信蒋志云，希望在海外进行会面。收到对方回信后，他当即写了一份赴美会友的申请呈送给邓颖超，在对方的支持下，文强顺利赴美。

在美期间，文强一连跑了10个州，会见了许多昔日老朋友，学生蒋志云也全程陪同。在此期间，蒋志云还特别提醒他在台北还存有他的100万美金，是老蒋给他在牢狱期间发放的“工资”。

很明显，蒋志云的字里行间都是对文强的拉拢。不料文强却给出了这样一句坚定的回答：

文强就是这样，既有脾气，也有气节，更为难得的是，性格倔强的他在2001年10月2日以94岁高龄辞世，也算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