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8年，姚广孝顿足叩首、仰天长叹后圆寂，嘉靖：将他移出太庙

1418年，84岁的姚广孝在庆寿寺，仰天长叹后离世！

他以和尚之身谋划靖难之役，助朱棣从侄儿手中抢来皇位，却在功成后拒还俗、散财帛......

朱棣视他为"靖难第一功臣"，配享太庙，为何而百年后嘉靖将他踢移出太庙？

姚广孝生于元末明初的苏州长洲，出身于一个中医世家，几代行医，算得上地方上的良善之家。

在他十四岁那年，选择了落发为僧，法号道衍。

穿上僧袍的道衍，心思却显然不在青灯古佛之上。

他甚至拜在著名道士席应真门下，钻研阴阳术数和兵法权谋。

这期间，他与当时许多儒学名流也有密切交往。

此后壮游天下，他踏足嵩山。

在嵩山寺，他遇到了当时极负盛名的相士袁珙。

袁珙精通面相之术，以相法神准闻名于世。

细细端详片刻后，袁珙指出道衍生有奇异的三角眼，整个人的气质如同久病的猛虎，隐含着一股难以压制的酷烈之气。

袁珙断言，这种面相意味着此人性情嗜杀，最终的成就，将如同元初辅助忽必烈定鼎中原的僧人刘秉忠一样，是能在乱世中辅佐真龙天子，开创一番帝业的国师之材。

这番常人听来或许心惊胆战，在道衍心中激起的不是恐惧，而是巨大的兴奋。

刘秉忠正是他仰慕的奇人。

一个想法，已在他心中悄然成型。

明朝建立，朱元璋统一天下后，也试图网罗天下英才。

朝廷为此设立选拔机制，其中也包括了针对僧人的考试，目的是从僧人中选拔学识出众者授予僧官。

道衍参加了考试，可结果出人意料，他仅得到一个在皇家僧寺供职的普通职务，如同蛟龙困于浅滩。

洪武十五年，马皇后病逝，悲痛之余的朱元璋下诏，从各地高僧中遴选有道行者，派往各个受封藩王的府邸担任“主录僧”，主要职责是为藩王讲经说法，祈福禳灾。

当推荐名单摆到道衍面前时，他没有丝毫犹豫，非常主动地选择了被封在北疆重镇北平、第四子燕王朱棣。

初次觐见朱棣时，据说道衍就留下了一句谒语：“大王若能让贫僧追随左右，贫僧将有机会奉上一顶‘白帽’给大王戴。”

“王”字之上加“白”，恰好是“皇”字，其暗示朱棣有登上帝位的潜质，并表达了道衍愿做其策士、助其更进一步的意愿。

这个自我推荐取得了成功，道衍被安排担任北平庆寿寺的住持。

朱元璋驾崩后，皇太孙朱允炆登基，采纳了齐泰、黄子澄等人的建议，着手削藩。

湘王朱柏不堪受辱，举家自焚；周王、代王、齐王、岷王接连被废为庶人，或流放或囚禁。

北平燕王府内，朱棣目睹兄弟们的悲惨下场，明白自己就是下一个目标。

起兵反抗？以一藩之力对抗整个朝廷，胜算渺茫；更关键的是，起兵“造反”名不正言不顺，天下民心会站在哪一边？

就在朱棣犹豫不决之际，道衍和尚来到王府。

面对朱棣“民心向彼，奈何？”的忧虑，道衍的回答斩钉截铁：“臣知天道，何论民心？”

他认为天命已不在建文帝一方，削藩引发的诸王不满就是征兆，此时正是起兵的时机。

朱棣决心既下，道衍立刻展现出其谋划能力。

首要任务便是秘密扩军和打造兵器，地点选在燕王府深邃的后苑。

道衍主持挖掘了宽大的地下室，在上面建造房屋，再筑起高大厚实的围墙，形成严密的遮蔽。

为了掩盖地下传出的打铁锻造声和士兵操练的声响，他在苑中大量饲养鸡、鸭、鹅等家禽，并安排人不断驱赶，让禽鸟持续发出嘈杂的鸣叫。

这些声响成功骗过了朝廷安插在北平的耳目。

同时，朱棣采纳道衍的建议，开始装疯避祸。

他时而披着棉被在盛夏烤火，时而当众做出吞咽秽物等癫狂举动。

这一计策意在麻痹建文帝及其亲信，让他们误以为燕王已不足为虑，从而为备战赢得时间。

建文元年六月，建文帝密令北平都指挥使张信逮捕朱棣。

谁料张信临阵倒戈，将密诏内容告知了朱棣。

事态急转直下，朱棣已无退路，立即召集心腹在王府紧急商议起兵。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天气骤变，风雨大作，王府屋檐的瓦片被狂风刮落，碎裂在地。

这在当时被视为大凶之兆，朱棣和在场的将领们瞬间脸色惨白，军心浮动。

道衍和尚却从容上前，朗声说道：“祥也，飞龙在天，从以风雨，瓦堕，将易黄也。”

他将风雨解释为真龙出世，坠落的旧瓦则预示着即将更换黄色琉璃瓦，新帝上位。

这一番解读，瞬间扭转了气氛，化解了危机，稳定了军心。

朱棣转忧为喜，就在这风雨交加中，正式打出“奉天靖难，清君侧”的旗号，起兵反抗朝廷。

靖难之役历时四年，战火席卷中原。

朱棣亲率主力在前线拼杀，道衍则留守北平大本营，辅佐世子朱高炽，确保后方稳固。

建文元年十月，朝廷派遣老将耿炳文率数十万大军北伐，直扑北平。

兵力悬殊，形势危急。

道衍坐镇城中，与世子朱高炽周密部署，指挥留守的万余军队顽强抵抗，竟奇迹般地击退了朝廷大军的猛烈进攻，保住了朱棣的根基之地。

此役的胜利，为朱棣在前线作战解除了后顾之忧。

道衍虽未亲临每一场战役，但史载朱棣在前线“或施或废，战守机事，皆决于他”。

当朱棣在山东济南城下被铁铉死死挡住，苦攻三个月未果，师老兵疲时，道衍审时度势，果断建议：“将士疲惫，班师回平！”

朱棣采纳，避免了更大损失。

不久之后，朱棣在东昌遭遇靖难以来最惨重的失败，大将张玉战死，精锐损失惨重。

朱棣再次萌生退意，打算撤回北平休整。

道衍再次力排众议，坚决反对退兵休整，力劝朱棣收拢部队，继续进军，不可给朝廷喘息之机。

战争进入后期，双方陷入胶着，道衍洞察全局，向朱棣提出：“毋下城邑，疾趋京师，京师单弱，势必举。”

他主张放弃与南军主力在沿途城池的反复争夺，集中所有兵力，以最快速度绕过敌军重兵集团，直扑防守空虚京师。

朝廷主力被牵制在外，南京防御薄弱，一旦兵临城下，胜负立判。

朱棣经过深思，最终采纳了这一建议。

建文四年，燕军改变策略，长驱南下，兵锋直指长江。

同年六月，燕军渡过长江天险，兵临南京城下。

守城大将李景隆和谷王朱橞开城投降，南京陷落。

建文帝在混乱中不知所终，持续四年的“靖难之役”以朱棣的胜利告终。

《明史》对此有言：“成祖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

朱棣给予他的恩宠无以复加，赐俗名姚广孝，封为太子少师，位列文臣极品。

成祖甚至亲自为他撰写神道碑文，称其“器宇恢宏，性怀冲淡”，并特命他主持编纂《永乐大典》。

面对滔天的权势，这位一手搅动天下的僧人，却做出了令人意外的选择。

他拒绝了朱棣让他蓄发还俗、娶妻置宅的赏赐。

他上朝时穿戴官服，履行太子少师的职责；退朝后则立即换回黑色僧衣，回到庆寿寺的禅房。

他将皇帝赏赐的金银布帛，尽数散给家乡灾民，自己依旧身无余财。

这种“半官半僧”的状态，使他获得了“黑衣宰相”或“缁衣宰相”的独特称号。

永乐二年，年近古稀的他回到阔别已久的苏州故乡。

他的姐姐拒绝相见， 他拜访昔日挚友、名士王宾，同样吃了闭门羹。

家乡士林对他著《道余录》批评程朱理学、为佛教辩护的行为，也猛烈抨击。

在他晚年的诗作《题江行风浪图》：“世人知险是风波，那识人心险更多。人心面对九嶷山，一笑杀人俄顷间。”

字里行间透露出对人心险恶、权力倾轧的厌倦。

永乐十六年，84岁的姚广孝病重，居于庆寿寺。

朱棣多次亲临探视，当皇帝问这位垂危的老臣有何最后心愿时，姚广孝顿足叩首，提出了一个请求，释放被囚禁了17年的僧人溥洽。

溥洽曾是建文帝的主录僧，民间盛传建文帝出逃时得到过他的帮助，因此被朱棣长期关押。

朱棣虽不情愿，但感念老臣之功，最终应允了这个请求。

姚广孝在得知溥洽获释后，仰天长叹，随即溘然长逝。

姚广孝死后，朱棣追赠荣国公，谥号“恭靖”，辍朝两日以示哀悼，命有司以僧礼厚葬于北京房山。

洪熙元年，继位的明仁宗朱高炽特旨，将姚广孝的灵位配享于明成祖朱棣的太庙之中。

可仅仅一百余年后，嘉靖九年，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下圣旨，将姚广孝的神位移出了太庙。

官方给出的理由是：“姚广孝佐命嗣兴，劳烈具有，顾系释氏之徒，班诸功臣，侑食太庙，恐不足尊敬祖宗。”

表面上是嫌弃他僧侣的身份，“玷污”了供奉朱明皇族祖先的圣地。

更多的原因，或在于嘉靖皇帝本人崇信道教、厌恶佛教，而且“藩王造反成功”，若继续尊崇姚广孝，便显得对类似“篡逆”行为鼓励一样。

清朝乾隆皇帝在修《四库全书》时，将姚广孝的著作与明代奸臣严嵩并列，认为虽文采斐然，但因其人“大奸大恶”，仅“附存其目”，不录全文。

姚广孝的一生，始于佛门清净地，终于权力巅峰，最终又在佛号中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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