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医生接连死去，是社会阶层撕裂的恶果

这几天，一位资历丰富、医德高尚的医生邵晓蓓，为了“自证清白”而自我了断。

其实这种自证方式，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这位医生是个好人——毕竟真正的恶人，绝不会通过如此极端的方式证明自己的清白。

我查阅了一些邵医生的资料，她的离去，绝对可以说是当地妇产科医疗界的一大损失。如此悲惨的结果，只是因为她帮一位羊水栓塞的孕妇切除了子宫，导致其婆家严重不满。

羊水栓塞有多险恶，大家查查资料就可以知道。我相信以邵医生的判断力，她做出的就是最符合利弊平衡的决定。

这件事情让我想起来以前一些“杀医”事件，有时候被杀或者被打成重伤的，甚至是国家级的宝贵专家。他们有些人已经排了很多重大手术，突然倒下的代价不仅是他们自己的生命，而且也影响到了那些病人的生命。

邵医生事件，虽然病人家属并没有直接对她进行攻击，却动用了另一种形式的攻击——网络暴力。

在医患关系紧张的当下，病人一方的说辞往往能迅速获得网络上的情绪响应，但他们的主张通常都缺乏真正的医学依据，只是一种带有主观视角的恶意揣测。

作为医生一方，尽管他们掌握着科学和专业，但在“群氓盛宴”的网络暴力面前，这些解释根本都是无力的、脆弱的，没有人会耐心去听。

当然，恶医、坏医也是有的，但结局往往是坏医生拥有了“卑鄙的通行证”，好医生却承受了过多的恶意。

我们面临的问题在于，不能仅仅停留在道德分辨和指责上，看哪个医生“好”哪个医生“坏”，好的就送锦旗、坏的就唾弃，而是要有一种可靠的机制，去规范整个医疗界的行为边界，让民众能够更有规则地去处理一些医疗纠纷。

而不是按闹分配。

更不是在医院设置安检、放几个盾牌和武器就完事。

“头痛医头”是现在最爱干的事，不管是幼儿园、小学，还是医院，仿佛只要有了安全设施和保安，就能保证安全了。那路上怎么办？别的地方怎么办？你能在每个人的生活空间当中全部都设置这样的安保设施吗？

医院放了安检仪，背后的真正矛盾却并未得到减缓。

人们通常说医患矛盾，其实我想说的是，医患矛盾仍然是表象，真正的矛盾在于社会的严重撕裂。

这个撕裂，就是普通民众与精英群体之间的互不信任和撕裂。

说到这一点，我们要考虑到中国社会其实也已经进入了“后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初期那种“阶层大洗牌”的阶段已经过去了，所以阶层固化随之而来的就是阶层撕裂。

中国古代很多朝代，到了一定阶段都会面临精英阶层与底层大众的撕裂，这并不奇怪。古代儒生集团就类似于今日的精英集团，这个圈子里面自然也包含医生、律师这类有一定门槛的职业群体。

这个群体的问题在于，他们很容易被民众滋生不信任感。

因为他们掌握着高超的知识与相应的资质，这些知识往往需要长达十年以上的艰苦学习才能获得，对一般人来说，他们无法通过专业角度实现对这些群体的监督，只能通过揣测。

尽管这些揣测在医生、律师等职业人士看来，是非常粗陋可笑的，但底层人认知世界的方式就是如此。作为底层人，往往很难理解科学逻辑。

就像邵医生事件当中，病人家属很难理解羊水栓塞处理的险恶程度，他们只是主观认为“谁让你切了我家媳妇的子宫”，从而暴怒。

这是问题其一，也就是知识阶层与底层大众的撕裂。

问题其二在于，这种本就天然的撕裂，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断深化。

改革开放至今这四十多年来，经济是出现了突飞猛进，但社会发展的撕裂程度未能得到很好的弥合，甚至越来越严重。

除了人们常说的贫富差距以外，思想意识方面的撕裂，在当下的中国是愈演愈烈的。

邵医生事件当中，病人家属的认知还停留在“你耽误了我们家花大价钱娶的媳妇生孩子”这种层面，作为邵医生对医学的深刻理解，是他们根本无法认知的。

底层人还停留在顽固、闭塞而保守的认知当中，他们看待知识精英甚至还会带有一种天然的恶意：你有知识你了不起？

在很多伤医事件中其实都有类似的情况，他们“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医生，尤其是在一些大病、复杂病当中，他们根本无法理解医生的解释，就只是觉得“你在害我”。

这种思想意识方面的撕裂，根植于教育资源的不公平、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根植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内外结构所带来的长期社会失衡。

要想从根本上减少类似邵医生事件这种惨痛的事件，就必须让社会走向健康而公平的新发展阶段，才能弥合不同阶层之间的巨大认知差异。

只靠医院放几个防暴工具、只靠抨击网络暴力，是远远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