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画报丨“民间表现主义——王辅民艺术展”作品

主办单位：中国国家画院、山东美术馆

协办单位：天津美术学院、天津市美术家协会

展览时间：2025年7月8日—31日

展览地点：山东美术馆

王辅民，1961年生于甘肃庆阳。1982年毕业于西北师大美术系，获学士学位。现为中国国家画院人物画所名誉所长、研究员，一级美术师。曾任兰州画院院长、兰州市文联副主席等职。作品曾参加第六届、八届、九届、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全国美展，荣获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奖、第三届全国画院优秀作品展最佳作品奖、世界华人书画展铜奖。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国国家画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山东美术馆、湖南美术馆、宁夏美术馆、荣宝斋美术馆、古元美术馆、江苏国画院美术馆、福建画院美术馆等几十家艺术机构收藏。在北京、南京、杭州、成都、福州、兰州、深圳、珠海、中山、东莞、汕头、肇庆等全国各地美术馆和博物馆多次举办个展，并在纽约、巴黎、莫斯科、悉尼、渥太华、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东京、杜塞尔多夫等世界多个城市举办联展。出版有《王辅民研究》《大匠之门·王辅民写意人物精品》《中国当代书画名家·王辅民》《年度水墨·2009王辅民》《王辅民画集》《王辅民人物册》《风向标·名家名作典藏工程·当代美术家代表作品全集王辅民卷》《中国高等美术院校教学范本精选——王辅民作品精选》等十余部个人专著。

活态的民间史诗

——论王辅民社火水墨艺术

刘军平

王辅民是中国西部社火发源地陇东走出的著名水墨画家，其作品主要以“社火”为题材，将民间文化与现代水墨进行结合，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创作是对社火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再诠释，更蕴含了深刻的人文思考和社会关怀。这种范式既保留了社火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内核，又赋予其新的艺术生命力，并在当代文化语境中持续生长。王辅民对社火的水墨表现超越了传统“非遗”保护的静态记录或形式模仿，构建了一种以当代转译为主的“活性传承”创新范式。本文从民间活态文化的“土地”“人民”“转译”三个维度出发，初步探讨王辅民社火水墨艺术创作的理路。

一、土地：水墨社火艺术的根脉

在黄土高原、关中平原的村落中，社火是春节、庙会期间全民参与的盛事，人们通过社火方式释放一年的疲惫，祈求来年的风调雨顺。王辅民在这里出生、长大并深受这里文化的影响，他从小接触社火、表演社火、描绘社火，社火题材自然成为他创作的灵感源泉。正因为这个缘由，其作品既保留了民间艺术的质朴与热烈，又通过水墨的写意性赋予其新的生命力。这种文化本身是一种集体性、节庆性极强的民间艺术传统，富有生命力和表现力。王辅民将社火这一传统民俗转化为现代艺术语言的实践，是一场深具文化自觉的创造性转化。比如，他将社火及秦腔脸谱的固定程式提炼为水墨表现的固定程式，《社火乡系列》中传统谱式与中国人物画造型相结合，服装、动态以及道具演变为表达特色的亮点。他常常将社火高跷在作品中化作直线构成的“空间分割”，木质纹理的高跷与钢结构的三轮车并置，隐喻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对话。《河西幻想曲》长卷采用“散点式”构图，将敦煌的不同时空场景通过水墨晕染的叙事线索串联起来，形成具有民俗学意味的超现实拼贴。观众在欣赏《社火系列》作品时，或许可以将自己的形象融入社火队伍中，从而消解传统民俗的“他者性”。他采集陇东社火表演场地的真实黄土，与水墨、颜料混合，创造出特殊的皴法及表现语言，在《吉祥马年》系列中形成具有触觉性的历史之感。借鉴贾科梅蒂的拉伸造型，将社火艺人肢体处理成“土地中拔节的麦秆”形态，《秧歌系列》中人物脊柱呈现S形农耕文明的生长曲线。突破水墨“墨分五色”的戒律，将社火中桃木剑的朱砂红、戏服的孔雀蓝提炼为高饱和度的色域，实现人类学田野调查与表现主义的结合。

他借鉴传统社火的色彩、造型（如脸谱、高跷、舞龙等），却以水墨的晕染、线条进行重构，使民间艺术脱离单纯的“民俗符号”属性，进入当代审美语境。他的社火人物造型夸张、色彩鲜艳、构图密集，有强烈的装饰性和节奏感。这种风格既继承了中国民间年画、剪纸、皮影的传统视觉语言，又融入了现代构成美学，使作品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他通过平面构成从装饰性到表现性的艺术方式来继承陇东年画的布局法则，在《社火乡系列》中将人物叠压关系推向极致，形成现代主义艺术的装饰感。而且，他将陇东剪纸“阴阳互刻”的镂空语言，发展为社火水墨中的“留白”技法。比如《舞狮人》系列中人物轮廓线突然中断处的锯齿状空白，实为对民间“剪断即连通”宇宙观的立体诠释。借鉴道情皮影“隔帘观色”的透光原理，通过在宣纸的背面、正面相结合的方法来处理“皮影效应”。他将皮影雕刻的线形解构为国画笔触，在《社火乡系列》中则运用了书法线条来呈现民间剪纸的效果。传统剪纸的连续纹样在其作品中进化为“平面图像”，暗喻仪式中的集体生命状态。其打破皮影“五分脸”（全侧脸）造型戒律，在《社火乡系列》中让人物同时呈现三个视角的面部，构成了立体主义的民俗表达。

铜锤花脸（68厘米×45厘米，2019年）

王辅民将年画、连环画的布局运用在《社火乡系列》长卷中，同一人物可以同时出现在祭神、劳作、表演等不同的时空中，形成了民俗学的大众狂欢气氛。在他的作品中将皮影戏“一棵树演遍山林”的节俭美学发展为水墨社火“以少胜多”的艺术，这种继承的本质是将民间艺术从“博物馆标本”状态解放出来，使其重新获得在当代文化场域中变异进化的生命力。传统水墨讲究“气韵生动”，而王辅民的作品在保留水墨意境的同时，融入夸张的造型、强烈的对比色（如红、黑、金的运用），使画面更具视觉冲击力。王辅民在创作中强调人物的表情、动作、神态，将人物的群体性狂欢与个体的精神状态结合起来，有时甚至带有一定的荒诞和批判意味。这种处理方式超越了民俗记录的层面，具有当代艺术的反思与表达能力。其《社火乡系列》中人物形象粗犷豪放、墨色淋漓，既保留了黄土高原的苍茫感，又赋予社火表演一种超现实的魔幻色彩。他使用水墨媒介，既保留了中国画的笔意，又具有版画、装饰画的风格，形成了独特的“王辅民式”社火语言。在当代中国艺术界，这种个人风格辨识度极高，受到中西评论界和市场的广泛关注。

二、人民：流动的民间史诗

社火本质上是民众的狂欢，是农耕文明中集体情感的释放。王辅民的画作聚焦于“人”，通过社火中的角色来展现民间生活的喜怒哀乐，体现的是土地、季节、信仰与人性交织而成的盛大仪式。在王辅民的水墨艺术中，社火不仅是民俗符号的再现，更是对“人”的深刻关照——那些秧歌舞者、高跷艺人的身影，承载着民间最真实的喜怒哀乐，成为生命的诗意表达。王辅民的画作中，社火队伍往往以密集的构图呈现，人群如潮水般涌动，却又在鼓点与节奏中形成某种隐秘的秩序。这种构图不仅再现了社火现场的恢宏，也隐喻了农耕社会中个体与集体的共生关系。社火中面具遮蔽了真实面容却放大了情感——狰狞的鬼神、滑稽的丑角、威严的将军，这些都是民众对超自然力量的想象，也是对现实角色的暂时逃离。在《社火乡系列》中，扭曲的肢体与夸张的面具形成强烈的视觉张力，仿佛整个村庄的灵魂在墨色中舞动，既神圣又世俗。王辅民并未止步于集体狂欢的表象，而是深入刻画社火中的“小人物”，那些高跷上的农夫、秧歌队里的村妇、锣鼓队中的少年，每一个角色都带着自己的故事。《角色·现实·境遇》三联画则更加重视人性角色和现实社会关系的诠释等，这是作者自身人生经验的背景映射。

《角色·现实·境遇》组画二（136厘米×204厘米，2024年）

尽管社火是欢乐的仪式，但王辅民的水墨人物常带有一种粗粝的真实感——皱纹里的风霜、笑容中的憨拙、舞动时的忘我，甚至偶尔流露的疲惫。这种细腻的观察让社火不再是“他者”的奇观，而是民众自身的生命叙事。他的画作中常有诙谐的元素，比如歪戴的帽子、夸张的肢体语言、滑稽的互动场景，这些细节还原了民间艺术的本真，社火变成了苦中作乐的生存智慧。在当代艺术常聚焦于城市精英或抽象观念时，王辅民将目光投向乡土，让那些农民、手艺人成为艺术的主角。社火的狂欢终将散去，但王辅民的水墨将其凝固为永恒。他的作品不仅是民俗记录，更是一场关于土地、生命与人民的哲学追问。其作品背景中常有大面积的泼墨或干笔皴擦，模拟黄土的沟壑、冬日的苍茫，人物仿佛从土地中“生长”而出，又终将回归土地。社火是年复一年的仪式，而王辅民的画作通过重叠的形象、流动的线条，暗示了农民的悲喜、土地的丰歉、生命的枯荣，它们都在墨色中周而复始。这些作品超越了地域性，成为人类共同情感——对自然的敬畏、对命运的坦然、对欢愉的渴望。王辅民的社火水墨剥去了民俗表演的表层热闹，直抵土地与人民的灵魂。在他的笔下，狂欢不仅是集体的宣泄，更是个体在严酷生存中的坚韧与浪漫。这种艺术实践提醒我们，真正的民间艺术从来不是静止的遗产，而是活着的生命，它在农民的皱纹里、在社火的裂痕中、在秧歌的扭动间，持续诉说着人与土地永恒的故事。

在全球化的今天，王辅民的创作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社火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新的形式延续，他本人在笔记中写道：“以文化的象征性构筑起一个欢愉的文化境界，运用具有象征性的文化符号来诠释当代社会、人生的价值意义，这种极具个性化的独特体验的生命意识形成了一种不可复制的绘画形态。在欢愉中寻找一种文化积淀，从而得到一种精神释放，实现艺术的自由表达。”王辅民并未直接复制社火的脸谱、服饰或舞蹈动作，而是提取其核心象征符号，并将其转化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当代水墨元素。社火水墨被简化为几何化的墨块与线条，人物眼睛常常以两个锐利的三角形表现，既保留了驱邪逐疫的原始张力，又符合当代艺术的极简美学。这种转化使社火元素脱离具体民俗场景，成为可被全球观众理解的视觉通用语言，实现了非遗的“去地域化”传播。他作画时的身体动作（如大幅度的泼墨、反复皴擦等）模拟了社火表演者的肢体语言，使绘画行为本身成为一场“一个人的社戏”。王辅民通过控制水、墨、纸的交互（如利用宿墨），将水墨的不可控性转化为“意想不到”的当代隐喻，使材料本身成为连接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的媒介。这种内化使非遗传承不再依赖特定社群，而是通过艺术家的个人实践获得新的生存空间。

三、转译：艺术重构传统社火精神

“祈福”是社火的核心功能，也是王辅民作品的精神内核。他的画作不仅是视觉艺术，更是一种文化仪式，传递着对生命、自然的敬畏。传统社火具有强烈的仪式性，而王辅民通过水墨的流动感使静态绘画具有动态的仪式感。王辅民对社火仪式的“水墨仪式化转译”，并非简单地将民俗场景绘画化，而是通过水墨语言的物质特性与精神属性，实现对社火仪式内核的当代重构。在社火脸谱绘制中，朱砂象征生命与辟邪，王辅民将传统矿物颜料与水墨交融，《社火系列》中突兀的红色既是西北寒冬的一抹生机象征，又成为画面中的“仪式点”，通过控制水分渗透，使墨色在生宣上形成氤氲效果。粗犷的侧锋用笔实为对社火中“开山斧”舞动路径的视觉编码，皴擦的肌理再现了社火道具与空气摩擦的震颤感。人物衣纹线条的突然转折与顿笔模拟了社火肢体停顿，这些构成了画面隐性的节奏节拍。社火表现中多人环绕的构图并非简单环形，而是通过墨色浓淡梯度形成逆时针旋转的描述，暗合民间社火中的行走轨迹。作品中常出现的纵向墨线（如旗幡、兵器等）构成隐形的中轴线，与水平展开的仪仗队伍形成纵横结构，重构了社火连接天地的原始宗教意涵与构图方式。

《社火系列》之一（68厘米×45厘米，2023年）

《社火系列》之二（124厘米×124厘米，2017年）

《社火系列》之三（136厘米×45厘米，2023年）

王辅民转译的本质，是将水墨创作过程本身升华为一种“元仪式”，画家运笔时提按呼吸的节奏与社会表演的韵律同构。王辅民由此完成了从“描绘仪式”到“成为仪式”的质变，使水墨不再只是表现社火的媒介，而直接成为社火精神在当代艺术场域中的延续体。王辅民对社火仪式的水墨表现最根本的突破在于他通过动态时空的平面解构，将社火这一多维度的民俗仪式转化为二维水墨的绘画感，使画面不再是静态的场景记录，而是充满仪式能量的流动场域。其作品中放射状构图并非简单的视觉设计，而是对社火表演轨迹的空间压缩。画面中常出现的同心圆结构，既象征社火表演时的场域聚集，又暗合中国传统宇宙观中的“天圆地方”。通过将不同时序的仪式动作并置在同一平面，实现了绘画对四维仪式的降维表达。社火表演是时间性的艺术，包含开始、演武、高潮、结束等阶段。王辅民通过水墨图像叙事打破线性时间观念，如《背棍社火》中，同一人物的多个动态（挥旗、踏步、回旋）被压缩在同一画面，形成类似杜尚《下楼梯的裸女》的运动轨迹视觉残留，但内核是中国民间艺术中的“叠影”手法（如皮影戏的连续动作投射）。画面常选取“开脸”（面具点睛）或“踩九州”（方位舞步）的临界瞬间，通过笔触的爆发性张力（如突然的飞白或浓墨重笔），让观者在静态中感知到仪式能量的即将释放。

在王辅民作品中，社火的空间逻辑常常被转化为水墨的平面构成法则，形成放射状的能量结构。在《社火乡系列》中，面具的排列并非写实堆砌，而是以画面中心为原点，向外辐射出螺旋线，模拟社火远古习俗流动路径。画面中着墨的留白成为社火中气息的流通，如《社火朝阳沟》中人群朝向画面空白处，空白即象征不可见的想象存在。这种手法源自中国传统绘画的“计白当黑”，却被赋予了社火仪式的虚空敬畏。通过控制水分，使浓墨与淡墨自然交融，形成时间的梯度渗透。如《妖言惑众》中，远景人物以枯笔淡墨呈现“影”效果，近景则以焦墨刻画现世舞者。王辅民的平面解构并非消解社火的完整性，而是通过水墨的流动性与不确定性，实现仪式能量的跨维度传递：动态的笔势（如横扫的泼墨）模拟了社火舞者的身体动能；未完成的线条（如故意断开的轮廓）邀请观者以想象补全仪式场景。这种解构使水墨不再是被动记录仪式的工具，而成为仪式本身在当代的延续方式，画面中的每一处墨渍、每一道笔痕都是社火古法在纸上的当代呈现。王辅民不直接展演社火程式，而是提取其精神基因，如《社火乡系列》中面具符号的矩阵排列，实为将非遗元素转化为当代艺术语素，这种转化比原样保存更符合“非遗”保护中“再创造”的原则。

总之，王辅民的水墨社火并非对传统的固化保存，而是构建了一个开放性的当代水墨艺术场域。他以水墨的形式语言置换民俗的原始形式，正如其本人所言，是“从传统文化符号中唤起现代意味上的共鸣”。我们期望未来能看到将水墨作品扫描后进行数字拼贴的尝试，使传统符号在虚拟空间中获得新的互动可能性，以契合年轻一代的审美习惯。王辅民艺术“活态”模式使社火不再是被博物馆化的遗产，而成为可自我演化的活态传统，这种创作路径为传统文化当代转化提供了方法论启示，也为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转化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

2024年12月一稿

2025年4月二稿

编辑：于永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