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女权符号”：被争议包裹的波伏娃与她的未竟之战

我一个学姐，她是一名很厉害的签派员，她最早把伏波娃的《第二性》推荐给了我们，影响了一些同学和学弟学妹。
那时网上冲浪还没有这么高强度，那时还流行读书分享会。
如今伏波娃重新在中文互联网引发争议，一方将其视为“女权祖师”，一方称其为“纳粹合作者”或“慰安组织者”将其污名化。
我没有看过伏波娃的书，但是我向身边看过她作品甚至喜欢她文字的人做了请教，他们反而看的很开。
他们喜欢的作者现在被吵得不可开交，但是他们居然很淡定，一副习惯的样子，好像我听到“飞行员上飞机就开自动驾驶根本不需要动脑子”这种常见谣言的麻木。
我采纳了一些他们的观点，并搜索做了验证，然后观看了他们推荐我看的戴锦华老师关于伏波娃的论述。
我对传播学上的观察有很强的兴趣，戴老师的论述正甚合我意，想做一下分享。
“通敌合作”指控无档案支持 所谓波伏娃“向纳粹举报抵抗组织成员”“组织女学生慰问德军”等说法，主要源于其前友人Bianca Lamblin的个人回忆（描述波伏娃称“不能让德国人太孤单”并举办聚会）。然而： 法国战后“通敌合作者调查委员会”的12万份档案中无波伏娃或萨特的记录。
历史学者Julian Jackson（2001）和Todd（2005）分别核查德军驻巴黎档案及军官俱乐部日志，均未发现二人与纳粹合作的证据。
波伏娃反而因反纳粹立场被维希政府列为“不受欢迎人物”，1943年被开除教职，罪名是“向学生灌输反家庭思想”（实为反法西斯思想）。
“美化德军言论”的语境误读 Lamblin声称波伏娃赞美“德军对身体的狂热令我神魂颠倒”，但这一表述与波伏娃的哲学立场矛盾。她在《第二性》中明确批判“男子气概”是社会建构的暴力符号，指出男性身体崇拜实为“社会支配的旗帜”。若脱离其整体思想框架，单独截取只言片语，显然有失公允。
争议的本质是历史记忆的选择性重构，战时哲学语境被简化为道德污名，波伏娃在战时通过现象学视角观察占领下的日常生活（如市民麻木、社会异化），试图揭示法西斯主义对普通人的渗透，而非支持纳粹。例如，她记录咖啡馆里“破碎的滑雪板”象征和平的消逝，反思“战争如何从恐怖沦为麻木”。这类思考在传播中被简化为“对占领者的暧昧态度”，成为“民族背叛”的符号。
其次，女权主义符号的敌意重构，波伏娃主张女性需通过劳动实现经济独立，强调“没有经济独立就没有权利独立”，其思想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关系的分析。但近年中文网络将其扭曲为“极端女权代表”，甚至与“武汉大学图书馆诬告案”等事件关联，实质是将性别议题工具化为社会对立情绪的发泄口。
例如，2025年8月多所高校推荐波伏娃著作时，被部分自媒体指控为“女权组织渗透高校”，却忽略了她对社会主义劳动观的推崇及1955年访华时对中国革命的赞扬。
当然，批判网友情绪叙事压倒事实核查没有意义，但分析事情至此这样的原因，是我的一种兴趣。
指控波伏娃的舆论并非中国原创，早在2010年英语和法语右翼论坛已出现类似论调，通过对比反法西斯牺牲者西蒙娜·薇依，将波伏娃塑造为“道德反面典型”。这类叙事被中文自媒体本土化后，与反“政治正确”思潮结合，成为攻击女权主义的弹药。
根据戴锦华老师所说，波伏娃最初进入中国语境时，并非因其女性主义先驱身份，而是作为萨特的“终身伴侣”被介绍。
主流文化将其塑造为“伟大的男人身后的女人”，甚至早期资料直接称其为“萨特的妻子”。这种叙事掩盖了她的独立思想价值，使其沦为存在主义哲学的附属品。
例子：七八十年代媒体热衷渲染两人“不朽的爱情神话”，却忽略波伏娃的学术成就。
尽管波伏娃的文学作品被翻译引入，但在中国“重哲学轻文学”的知识谱系中，她作为文学家的身份被进一步边缘化。戴锦华指出，这种等级观念导致波伏娃的文学创作被视为低于哲学的思想载体。
主流文化将波伏瓦塑造为“爱情与事业两全”的现代女性典范，与居里夫人共同成为遮蔽性别矛盾的符号。戴锦华批判这种叙事实为对父权结构的维护：“波伏瓦成了重构性别秩序的浮桥，而非打破双重标准的利刃。”
戴锦华回忆，中国知识界最早接触的是台湾节译版《第二性》（仅第二卷），聚焦文学分析而缺失政治经济批判。这种“断章取义”使波伏瓦的理论被简化为文化口号，剥离了其结构性批判的锋芒。
关键误读：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被抽离历史语境，成为抽象的女性差异宣言，而非对性别制度的社会建构论。
与中国女性经验的“虚假共鸣”
戴锦华分析，80年代中国城市女性在法律平等表象下，面临的是“花木兰式境遇”——需伪装成“无性别的人”才能进入公共领域。波伏娃的“第二性”命名恰与这种“无名的生存困境”产生共鸣，但两者本质迥异：中国女性缺失的是对社会主义平等体制的反思，而非欧美式的权利抗争。
对女性主义的工具化
保守势力利用波伏娃与萨特的关系证明“爱情神话可实现”，而女性主义者则抽取其金句作为抗争武器。戴锦华犀利指出：“双方都在消费波伏娃，却无人真正聆听她撕裂父权逻辑的爆破音。”
打破“主义”的标签枷锁
戴锦华近年强调，波伏娃的终极意义并非提供理论答案，而是展现“破镜”的勇气：“女性主义不是主义，而是个人生命困惑的破镜之旅。” 波伏瓦的挣扎——在学术理性与情感欲望间的撕扯——恰是女性突破社会规训的缩影。
重构主体性的启蒙者
在《浮出历史地表》中，戴锦华将波伏娃与五四女性“我是我自己的”宣言并置，揭示其共同内核：女性从客体走向主体的觉醒，始于对“自我定义权”的争夺。波伏瓦的贡献在于将这种争夺扩展至知识生产领域，挑战男性垄断的“真理”话语。
超越东西方的思想坐标 戴锦华指出，波伏瓦的全球意义在于其“未完成性”：她既暴露了欧美中产女性的局限（如对劳工阶级的忽视），又以自身生命实践证明——性别解放需与阶级、殖民议题交织。这一洞见为中国女性主义避免陷入本质主义陷阱提供了镜鉴。
“波伏瓦是一面被反复涂抹的镜子，我们曾用它照见浪漫幻影，如今要击碎镜面，让棱光照亮所有匿名者的来路。”——戴锦华老师对波伏瓦的阐释始终是双重视角的：
解构者：剥离消费主义与男权叙事的层层包裹，还原其思想爆破力；
激活者：在当代中国性别困境中，重拾波伏瓦“成为自己”的未竟之战。
档案证据清晰表明：波伏娃并非纳粹合作者，所谓“慰问德军”“通敌举报”均无实证。对她的污名化，本质是将其简化为一个引爆民族情绪与性别对立的符号，而这一过程恰好印证了波伏娃的核心理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在舆论场上，她的形象同样是被选择性重构的产物。这真是一记响亮的回旋镖。
比争吵更为重要的，也许是如何成为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