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交大教授曹树基：731部队不存在，日军没有拿华人做过实验！

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主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曹树基教授，近日突然抛出惊人言论：侵华日军的鼠疫战是“建构的”，731部队人体实验“不存在”。

一个穷尽毕生心血，理应探求历史真相的人，为何能得出与大量证据完全相反的结论？

曹教授是如何让事实迷失方向的？他没有选择粗暴的否认，反而用了一种更具迷惑性的策略，好比在一个装满罪证的屋子里，轻巧地打开了一台强力烟雾机。

他惯用的是一种名为“理性陷阱”的诡辩，他振振有词地说，如果日军真在中国大规模投放鼠疫杆菌，自己人也将身陷险境，这不符合“逻辑”。

乍一听仿佛很有道理，似乎在替侵略者计算一场“成本收益”，但是这种“理性”刻意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战争中的施暴者，永远有预设的防护措施。

这就像指着毒气室说，因为戴着防毒面具的士兵不会久待其中，所以毒气室便不存在一样，这种抽离了具体语境的逻辑，显得既天真又冰冷，把人命简化成了数学公式。

紧接着他挥舞起“胜利者书写历史”这把大刷子，用作漂白剂，这本是历史研究中一个需要警惕的基本常识，却被他信手拈来，成了否定一切的工具。

言下之意，我们今天所见的日军暴行记录，都因为我们是战胜国，天然带有“宣传”和“夸大”的成分，因此不可信。

这套说辞的狡猾之处在于，它利用了人们对“宣传”的普遍警惕心，巧妙地把矛头指向了史料本身，可他偏偏忘记，或是故意不提，历史真相的构建，依靠的是层层交叉的印证。

当加害者的供述、受害者的血泪、第三方的档案，都清晰地指向同一个事实时，它便不再是某一方的“故事”，而是不容动摇的真实。

就这样在曹教授的“书斋”里，活生生的人命被“建构”了，白纸黑字的罪证被“推敲”了，一场反人类的罪行，竟被降格成一个需要“严谨治学”来探讨的“学术问题”，迷雾渐浓是非的轮廓开始模糊。

当书斋里的学者埋头“解构”历史时，历史本身却在中国的大地上发出阵阵沉重的回响，这些回响，不需要高深的理论去阐释，只带着泥土的腥味和鲜血的温度，足以击穿任何诡辩。

最切近的回响来自浙江衢州，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的馆长吴建平，便是这段历史的活证人，他的家族是被日寇鼠疫屠戮和生命夺去的无数家庭之一。

1940年10月4日，衢州上空的日军飞机，撒下的不只是传单，更是混杂着麦粒、棉絮和携带鼠疫杆菌跳蚤的“死亡之雨”。

此后不久，城中老鼠成批死亡，居民无故高烧倒毙，这并非什么“构建的叙事”，而是吴建平父亲那一代人刻在骨子里的痛苦记忆。

当地卫生院和军政部医疗人员的诊断报告，以及战后统计的超过五万人的死亡数字，共同构成了这条完整的证据链。

曹教授在翻阅故纸堆时，可曾想过迈出书斋，到这片浸透血泪的土地上走一走，亲自听一听幸存者的声音？

第二个振聋发聩的回响，来自遥远的哈尔滨，在平房区的731部队遗址，那座占地6平方公里的“死亡工厂”至今矗立。

焚尸炉的烟囱不再冒烟，但那冰冷的建筑本身，就是最雄辩的罪证，更让人无法回避的，是施暴者自身的告白。

原731部队成员的供述，无情地戳破了所有“虚构论”的谎言，他们详细描述了活体解剖时，受害者在无麻醉状态下的惨状。

描述了将活人手脚冻实，再用热水观察其骨肉分离的“冻伤实验”，甚至回忆了将活人关入高温密室活活烤干，只为测算人体含水量的残酷过程。

近年来，这些沉重的声音甚至跨越国界而来，从各个方向汇聚成一股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

俄罗斯解密的伯力审判档案，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8000多页731部队实验报告，日本NHK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731部队的真相》中老兵的亲口忏悔。

就在去年，94岁的原731部队成员清水英男还亲自到哈尔滨谢罪。

这些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立场的声音，无论是被俘的加害者，还是迟来的良知忏悔者，都共同指向一个无法辩驳的中心：那滔天罪恶，确实发生过。

证据如此凿凿，为何一位在象牙塔深耕多年的高级知识分子，却选择了视而不见，甚至反其道而行之？

如果简单地把他归为“汉奸”或“卖国贼”，固然能宣泄情绪，却无法解释问题的深层根源，一个精密的罗盘失灵，必然有强大的磁场在强烈干扰。

一种可能的“磁场”是学术上的“路径依赖”与认知偏差，曹树基是研究中国人口史和鼠疫史的专家，他的研究方法可能更侧重于从浩如烟海的地方志、档案中分析数据，寻找瘟疫自然流行的规律。

当他把这种基于“常态”的研究范式，生硬地套用在战争这种极端人为干预的事件上时，就可能出现“水土不服”。

他习惯了在正常的历史河流里寻找规律，却无法理解战争这股突如其来的、彻底打破一切规律的浊流，人类的非理性与极致恶意，显然超越了他原有分析框架的承载范围。

另一种更危险的“磁场”，可能源于一种异化的“国际视野”或学术焦虑，长期与西方和日本学界交流，一些学者容易陷入一种“为求客观，必先自省”的怪圈。

他们害怕自己的研究被贴上“民族主义”的标签，因此刻意与本土的集体记忆保持距离，为了显得中立和理性，他们甚至不惜站到对立面，以一种审视的、怀疑的眼光，去“解构”同胞的苦难。

这种学术立场上的长期漂移，最终可能导致情感和身份认同上的迷失，把民族的伤痕看作是需要被“理性”祛魅的“情绪产物”。

当客观与真实被异化，罗盘的指针也就无可避免地指向了错误的方向，最终曹树基的名字从上海交大的官方网站上悄然消失，他的学术生涯也随之戛然而止。

学术自由并非没有边界，思想探索也不能以颠覆民族记忆的底线为代价，当一部讲述731历史的电影无法如期上映，当一位历史学教授公然为罪恶张目，我们更应警醒。

捍卫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守住我们之所以为我们的根基，为了确保罗盘永远指向真正的北方。

因为一个忘记了来路、混淆了是非的民族，就像一个失去了罗盘的船长，在未来的大海中，随时可能迷失方向。而历史，正是我们唯一的、永远指向正北的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