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杨某媛污蔑案”，Mask Park群偷拍案

这两个事件都是当下的热点事件，只不过一个男性网友关注比较多，另一个女性网友关注比较多。而我想谈的，则是跳出性别互杀的无意义情感宣泄，关注一下更有价值、更有建设性的问题——这两件事情背后的“共谋暴力”，比如武汉大学校方的迟钝、偷拍万人群成员的沉默狂欢。

共谋暴力（Collusive Violence）是近年来比较新的一个概念，指的是：暴力行为得以发生、持续并合法化，是因为社会中的多个权力环节（如制度、文化、媒体、群众）共同保持了纵容、回避或默许的姿态。在互联网时代更包括平台方监管的问题、算法推荐鼓励仇恨与暴力的问题。等等这些让个别人渣产生的单向的暴力行为，变成了众多人的“共谋暴力”，并在算法的主推下，成为一种“暴力工业化”现象。

首先简要介绍一下这两个事件。2023年7月11日，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研二女生杨某称，坐在她对面的本科新生肖某“隔空性骚扰”，并拿出手机拍下长达两个小时的五段视频作为证据。当晚，她与肖某对质，索要了手写道歉信，还录下了二人对话。而校方尚未完全核查清楚事件前，两天之内即对肖某作出“记过”处分。

起初，在女性安全高度敏感的舆论氛围中，许多网友本能地站在杨某一边，对男生进行道德谴责。然而随着事件进一步发酵，肖某家属公开其有长期湿疹病史，当晚可能是在衣物下搔痒而非进行不当行为。2025年7月25日，武汉经开区法院一审判决正式出炉，驳回杨某的全部诉求，认定肖某并无性骚扰主观意图，所谓“挑逗动作”缺乏证据支撑，也不符合具体法律构成。

2025年7月下旬，名为“MaskPark ”的 外网聊天群组被曝光：数以万计的男性匿名用户在这个加密交流群中，未经同意分享女性的私密照片和视频，内容多源于偷拍公共空间或前任伴侣的画面，并以群组内部交流、恶意意淫甚至出售交易为乐。更有些专业偷拍器材隐秘至极——香薰、水杯、电源插座等日常物件内置针孔摄像头，涵盖地铁、商场、更衣室、校园寝室等多个情境，受害者包括从儿童到老年人的广泛群体。

消息曝光后，“MaskPark”群组迅速被关闭，但其衍生子群依然在 该匿名聊天软件上蠢蠢欲动。许多受害女性发帖讲述被前伴侣以偷拍身份敲诈曝光、甚至泄露社交账号的经历。

这两件事情证明了：我们所面对的越来越不是个体的暴力行为，而是一个更为隐蔽、结构化的系统：一种由技术、情绪、算法、匿名文化与观众心理共同构成的“共谋暴力”机制。

在这个机制中，暴力的实施者往往并不孤单。杨某的行为之所以能造成如此广泛的社会性伤害，不仅因为她拿起了手机和举报话语，更因为整个平台舆论生态主动为她提供了舞台、推力与情绪动员；而Mask Park群体中的偷拍者，则依赖于加密工具、匿名群组、文件包分类、用户评分等一整套协作逻辑完成侵权行为，而观看者的每一次浏览、下载与“标记收藏”，也都是一次次静默的共谋。

在“共谋暴力”的逻辑中，每一个不作为、每一次默认、每一种冷漠，都是暴力机制得以持续运转的润滑剂。

武汉大学校方的表现便是一例。在接到杨某媛举报后，校方未能第一时间开展公正透明的事实调查，而是仓促做出“记过处分”。这一行为表面是响应举报，实质上却是对情绪性舆论的默认服从。它用一纸处分将学生推入网络绞肉机，既失去了程序正义，也为暴力工业开了绿灯。

单单一个处分还不是武汉大学最大的问题，更严重的是在法院判决、舆论发酵之后，武大校方依然没有想着及时改正错误，而是试图用更多的错误去掩盖。报警让警察叔叔深夜拜访参与讨论的网友，留下了一句注定会“载入史册”的名言“不要因为你的正当……造成不利的后果……”，至此已然成为艺术。

从“共谋暴力”的视角来看，这是一种“制度型沉默共谋”：武汉大学以行政权力为外衣，以公文语气为掩饰，将自身塑造成“高度关注”“秉公处理”“等待上级”“领导通知”的中立者，但实际的每一次沉默、每一封推诿邮件、每一次对外缄口，都是对原始暴力的延续性纵容，甚至升级为一种“合法的伤害”。被网友嘲讽为：处分学生其疾如风，改正错误其徐如林，上门警告侵略如火，等待上级不动如山。

再看Mask Park案中那些“只是看看”的群友——他们不拍摄、不发布，甚至没有下载、打赏、评论——就像DOTA里那些废物一号位一样，队友打团just在那里see。但正是“see”这种看似无害的行为，才构成了偷窥工业化的市场需求侧。每一个点击、每一次浏览，都是对偷拍者“作品”的价值认定，也正是他们让女性的隐私影像从偷拍者手中，流转为供万众取乐的视觉商品。在这一链条中，暴力不是单人的恶意行为，而是万众齐心的共谋狂欢。

更隐蔽的共谋者，则是平台与算法机制。它们并不直接伤害个体，却通过流量优先、情绪激励、热度逻辑持续推送最具争议、最易引爆的性别冲突内容，鼓励用户参与“站队”、制造“对抗”，而不鼓励理性对话与复杂性分析。在这样的结构下，算法成为暴力的催化剂，平台成为暴力的工厂车间——每一次推荐、每一轮话题热榜的更新，都是对暴力的再投资与再生产。

这套系统的恐怖之处在于：它无需恶意就能造成巨大伤害，无需策划便能实现规模扩散。它以“正常运转”的面貌呈现，在程序、机制、算法、惯性中，把一个个原本无害的角色，卷入到一场无尽的暴力协作中。而当我们试图追责时，却发现责任如烟雾般弥散在所有人之间，人人都是帮凶，人人又都无罪。

于是，这就构成了互联网时代新型暴力机制：暴力工业化。

武大杨某媛污蔑案与Mask Park偷拍案，表面上看是两个性别立场截然相反的个案：前者是一场由指控引发的“道德武器化”，后者是匿名社群主导的“偷窥商品化”；一个以“受害”为名，一以“加害”为实。但它们在网络传播机制中，却共同揭示出一个值得深思的深层结构：网络平台与数字工具正在系统性地放大、催化、甚至工业化地生产暴力。

这类暴力的核心，并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肉体伤害”，而是基于图像、信息与舆论的操控权，以“观看—传播—审判”为路径，对个体的声誉、心理、安全乃至社会位置造成长期性毁灭。无论是图书馆里五段被断章取义的视频，还是针孔摄像头偷拍来的影像资料，它们都首先被转化为可传播的“内容原料”，进而进入平台算法的筛选体系，最终以热帖、爆文、集体情绪的形式，形成一套高度程序化的暴力扩散机制。

这正是所谓的“暴力工业化”的核心：暴力不再是一时冲动或私人行为，而是一种平台经济逻辑驱动下的可量产内容。以Mask Park案为例，偷拍行为依赖的是高度隐蔽、价格低廉的微型设备，加密通信平台则提供了庇护所，而用户之间的分享、模仿、再创作构成了一种黑暗中的性别协作与审美同谋。这套机制不仅使暴力得以规模化生产，更使其具备了商业价值——受害者成为“素材供应方”，加害者成为“内容制造者”，观众则是“流量消费者”，整个过程呈现出惊人的工业结构。

而武大案则揭示了另一维度：道德话语也可以成为暴力生产资料。当举报视频、手写道歉信、受害者身份标签被打包成舆论商品时，其真实指控的正当性已被算法驱动的情绪消费淹没。在未经调查的背景下，学校迫于压力仓促处分学生，网友蜂拥而上进行“网络审判”，信息爆炸转瞬变成私刑狂欢。最终无论司法如何判定，名誉已毁、心理已伤，个体早已被“道德审判供应链”碾压得七零八落。

二者背后暴露出的，是制度性权力在数字空间中的空位。法律在面对匿名加密平台时力不从心，伦理在追逐流量快感中节节败退，平台在道德责任与经济激励之间选择沉默或拖延。于是网络暴力不再是偶发事件，而是通过平台算法、社群结构、技术工具持续优化后的“暴力模型”，不断复制、调整、变形，并以极高效率投射到下一个受害者身上。

更深刻的问题在于，这种暴力工业化的逻辑不再区分“正义”与“非正义”，只区分“能传播”与“不能传播”，“可消费”与“无价值”。“图书馆性骚扰者”的标签与“被偷拍女生”的影像，虽处道德光谱两端，但都具备流量价值。在传播机制中，受害者被转化为“流量节点”，无论其是否真实受害，重要的是：他/她的做法或痛苦能否引发情绪共鸣、引导讨论走向、催生话题热点。在这个意义上，受害者不是被同情，而是被消费；加害者不是被惩罚，而是被围观；正义不是被申张，而是被外包给点击率。工业化之力，恐怖如斯。

因为在一个暴力可以工业化生产的时代，任何人都可能是下一个“爆点素材”，也可能是那个被暴力反噬的节点。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这套机制之所以运转，正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转发与评论、沉默与猎奇，才可能真正遏止这场暴力流水线的无限延展。

更进一步地思考：让我们先回到最基础的前提——男性与女性从不是什么道德等级上的对立物。在人性这一结构中，无论性别，每一个群体中都存在善良者与恶劣者、诚实者与操控者、忠诚者与背叛者。这不是立场的问题，而是统计学意义上的常态分布。社会也从未假设过“所有男性都正直”或“所有女性都善良”；反之亦然，也不是所有的男生都是性骚扰犯、所有的女生都是诬告者。

我们之所以能正常生活，正是因为个体被具体理解，而不是标签套用。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男男女女都在合作而非对抗：我们是同学、同事、朋友、父母、恋人，是彼此依靠的亲密者，而非彼此仇视的敌人。

但这一真实图景，在互联网的传播机制中，被悄然挪移了位置、甚至被系统性地清洗出“视野范围”。

从某博到某音，从某站到某书，这些平台在背后运作的是同一个基本算法逻辑：谁更能引起愤怒、争吵、情绪波动，谁就能获得更多传播、更多关注、更多点击。而在性别议题上，这一逻辑恰恰最容易触发“公共猎巫”和“私我防御”两种情绪机制——前者想要惩罚“他者”，后者想要保护“我们”。

于是，一位极端控制女友的视频被推送出来，标签是“所有女性都情绪化”；一个花心冷漠的男性行为被剪辑成段子，标签是“男人都是冷血动物”。你看到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代表性别群体的符号，一个用来总结群体本质的“样本人”。而这些样本人越极端、越荒唐、越猎奇，就越能“代表”群体，就越被算法推荐。

暴力工业化算法不关心事实是否代表多数，它只关心是否容易传播。

就这样，本该是少数极端个体的行为，成了多数人认知中的“群体共性”；每一次伤害都被推送为“男性如何伤害女性”或“女性如何操纵男性”的再证据。算法制造了一个负面偏差叙事的回音室，用户则在其中逐渐相信，世界上的男女都正在彼此敌视，彼此操控，彼此背叛。

人类天生具备一种名为“负面偏好”（negativity bias）的心理机制：我们对负面信息的感知更敏感、记忆更深刻、反应更强烈。这种机制在进化早期有其适应性意义——躲避危险比获得奖赏更重要。

而我们又喜欢用 “认知快捷方式”（cognitive heuristics）来理解世界。这意味着，当某一群体的负面故事越多，我们越容易标签化这个群体。因此，在算法推送+心理偏见的双重作用下，我们看到的世界越来越像“男人都是暴力狂”或“女人都是小仙女”这样扁平的卡通世界。

上述两点，就是信息时代暴力工业化链条的心理基础。

那么，怎么办？正如我在这篇文章中所分析的：圣心堂是反动政府屠杀巴黎公社的纪念碑，布达拉宫凝结着西藏农奴的血泪史，但是其建筑的审美价值和艺术性是存在的，我们不可能因为其历史的非道德性而推倒建筑。

同样，对于信息时代新技术引发的新问题，我们肯定不能用断网、弃用技术这些退步主义策略，而是必须在技术的基础上，提出更具文明高度、结构理性与伦理清醒的解决路径。信息时代的“暴力工业化”并非不可控的自然灾难，而是人类社会在技术飞跃中暴露出的制度空缺、伦理滞后与认知脆弱的集合性表现。

解决这一问题，绝不仅是“提高技术手段打击违法行为”，更需要重新建构制度、伦理与技术三者之间的边界与桥梁。

具体一点，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可以穿越“算法”主导的信息生态，重新确立事实与比例感的传播伦理机制；需要制度在面对网络极端情绪时，保持判断的冷静与程序的坚守；更需要公众在卷入任何网络争议时，抵抗情绪引导，保持对“事实尚未明”的尊重。

因此，解决它，必须从“共谋结构”中拆解每一个环节，并引入新的设计与规范机制。

技术自身也应成为解决问题的一部分。我们不应把AI、算法、加密通讯视为暴力的帮凶，而要通过重新设计推荐逻辑与识别机制，让技术承担起“防暴力”的责任。例如，平台应降低那些依赖情绪挑动与对立煽动的视频的推荐权重，设计识别偷拍、谣言、未核实爆料的系统提示与传播降速策略，让信息的“可传播性”重新受制于其“真实性”与“合法性”。技术从未有罪，但技术结构是否中立，从来取决于它服务的价值目标。

与此同时，平台运营本身也必须被纳入公共伦理的视野。平台不能再以“中立工具”的姿态回避责任，而要承认自己在信息暴力链条中所扮演的决定性角色。它们需要建立透明的内容审查与追责机制，针对爆料、攻击性标签、围观猎巫等行为给予技术干预，而不是等事情恶化后再事后封号了事。平台的首页与话题榜不应只追逐流量热点，而要承担社会议题的引导功能，引入更多具有公共价值、修复信任的内容，营造起一个非极端化、非站队化的信息生态。

更根本的变革则来自公民教育本身。在算法主导的舆论结构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暴力工业链的一环：一键转发、一句嘲讽、一次冷漠旁观，都是共谋。这正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从教育系统与社会机制中重新灌输“媒介素养”与“数字伦理”——要让人们学会判断真假、识别剪辑、保持冷静，更重要的是，要重新学会如何在面对陌生人的苦难时，仍保有一种不迎合情绪、不先行定罪的尊重。这种教育，不是教技术，而是教我们怎样在技术世界里，不被驯化为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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