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甲堂上（九）

就缺最后一把火的中国青年摄影百团大赛。

当团中央负责筹办中国青年摄影家協会的董建民打来电话，希望我进京担任協会主席时，我爽快地回答了一个字，不！

团中央对協会成立高度重视，不仅把大楼11层全给协会，又配了三个国家编制。

国家民政部还把“青摄”的章程作为范本下发到各地做为样本。

我为什么不去，因为我有一个坚守，出身地和居住地要一生不变。不变，是我用想生命去赌一句话“人不出门身不贵”。

由于我的不想动，团中央宣传部只好把协会成立的配套活动“中国青年摄影百团大赛”的“指挥部”改设在紧靠成都春熙路的总府街18号，让我担任秘书長主持工作，满足我每天都可以骑车回到那不满二十米的鐵甲堂。

在北京市公安局办理好大赛钢印和印章，印制好信封信箋等一应用品后，我飞回成都。

楊得志，楊成武，张爱萍，肖克和彭总夫人浦安修都为大赛题词寄以厚望的同时，上海宝山钢铁厂等各省大型企业也都把给大赛的捐款转到帳上……

这时，为了庆祝协会正式成立，我们先期还在中国美术館举办了一埸大型的《海内外青年摄影作品展》。

除太多要人到埸外，我记得朱德元帥夫人康克清的那句“好大一朵花”，让陪同她的李丹主席记忆十分深刻……

我敢说，在世界摄影发展史上，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是中国青年摄影发展的鼎盛时期。

山东省青年摄影家协会創会主席曾毅在山东弄出了为中国摄影人“破门”的第一次有奖摄影大赛“国际和平年全国青年摄影大奖赛”，为广大摄影人破了之前只发证书的這一个“门”。《摄影报》用一个頭版，刊载了我写的“中国摄影有奖大赛从曾毅手上开始”。這是他对后面所有的摄影人实实在在做了一桩具有長效的大好事。

当然，我并不担心协会在若大一个北京城还找不到一个主席……

还真没找到？！

大北京，夠资格，有自己艺术专長的人想“当”这个主席的人太多，但要用自巳的时间和生命去认真想“做”這个主席的人却没有……

一段时间后，三个编制只用出去一个，调入了一个办公室主任叫小朱，打理日常事务。

小朱人很好，但顶天也只是个主任的料。一个刚成立的全国性协協会，急需要的是要有“主”這个“席”真本事的人啦！

由于建民他们决策失误，很快建立起来的中国青年摄影家协会有如協會自身独有的特征一样

瞬间消失？！

成为中国摄影史上的一段离奇故事。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一埸万事齐备，只欠东风轰轰烈烈的“中国青年摄影百团大赛”也因此无疾而终……

没办成！

大北京真就找不出一个想干事，又能干成事的协会主席么？！

我真还不敢相信……

2012年，当成都市委机关报《成都日报》用一个整版刋出“龙绪明，面对成都的百万摄影大军”时，仍住在原貌不变鐵甲堂上的我见条件成熟决定了却前愿，搞一埸在一个城市就能完成的百团大赛。

主动请战的《成都航空》杂志主编，我们摄影之都棘椒团团長，女将黄梅和她的团员们用她那卓越的领导能力和完美细致的组织安排，圆满完成了“成都摄影百团大赛”，這埸大赛，参赛团队132个。

愿，总是要还的。

人事善恶，如影随行嘛！

在一个城市就能有一百多个摄影团队参加一埸比赛，像神话一般，又是一个西方没有，东方唯一的全球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