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口秀八年，从“世界”到“小我”

作者|谢明宏

编辑|李春晖

自从桃厂和鹅厂的脱口秀“换乘恋爱”以后，对于硬糖君就比较麻烦了。

一是，看不完根本看不完。这边一期分个上中下，那边也不遑多让甚至一期有（一）（二）（三）（四）。即便只看纯享版，也得每家花上一部电影的时间。

二是，分不清根本分不清。开选题会时我们不仅记不住选手名字，甚至分不清人家平台。前者还怪记性越来越差，后者那简直犯了天条。

就像邱瑞说的，以前担心上不了节目，录制前还要过海选关。现在不一样了，“这边不行我就去那边儿。”从演员基数、演出市场来说，脱口秀行业确实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扩容。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能明显感受到脱口秀议题的收窄、向内——对外部世界的探索思考，逐渐替换为对自身情绪的反复咂摸。

讲穷，高寒的穷是从“养鸡王子”变成莆田假鞋代言人，小四爷直接说自己是“穷二代”，大国手则发明了“小确穷”；讲职场，火锅讲自己当边境警察如何为居民逮猪抓鸭，侯智元说自己当外包还要和领导借钱买电脑；讲学历，小奇调侃中专生为了“像中专生”而边摇花手边说话，Kid说自己这样的普通本科经常感到被社会夹在中间，鸡翅说“沉默是今晚的二本”。

好笑还是好笑的，但回想初代贫穷代言人何广智，在“有法律”的地方战斗，在地铁上观察“继承法”，在理发店“被生活薅住了头发”，还是会感慨世界变了、我们也变了。

如今总感觉像两档节目的工作人员给大家发准考证：“你是考穷科的，走1号演播厅。职场科的跟在穷科后面，学历科的稍后听我安排。性别科的原地待命，要二轮审查。”

议题小了

以2017年8月11日《脱口秀大会》在腾讯视频首播为起点，脱口秀综艺已经历“八年抗战”。在2017至2020年的行业初期，其创作呈现出强烈的外向观察特质。

卡姆创造的“沙河沙河走了走了”这一经典段子，通过对黑车司机拉客的模仿，捕捉了城市化进程中的世情，撩起衣服露肚子那一段，堪称惟妙惟肖；杨蒙恩以“遍地是大王，短暂又辉煌”讽刺脱口秀快速扩展后的虚衔众多，是每个新兴行业都会经历的泡沫期；何广智早期对地铁拥挤场景的极致描摹“被挤得双脚悬空还能淡定刷手机”，则成为生存韧性的隐喻。

尽管这些创作带有个人视角，但核心落点是对社会现象的观察，因此具有普遍可迁移的传播特性。近两年，脱口秀的叙事重心发生了明显的内化转向。在暑期档《喜剧之王单口季2》和《脱口秀和Ta的朋友们2》里，多数的表演内容聚焦于个体经验的情绪表达。

在《喜剧之王单口季2》中，大老王讲述自己关于下班的终极思考。原公司7点下班，但是9点打车报销。8点59打车，司机秒接单，要自己花钱。9点打车，需要排队，但免费。徐指导说自己的爷爷容易上当，慈善方向主要在缅北，并详细展现了爷爷各种被忽悠的案例。

在《脱口秀和Ta的朋友们2》中，呼兰讲自己36岁本命年的禁忌和民间习俗就撑了一期，堪称苔花如米小。锐锐谈城里的女朋友向往农村生活，他无奈回应：“我努力30年从村里出来接你了！”

这些观察可以说是具体入微的，精确到8点59打车还是9点整，精确到假茅台的正面是包装背面是爷爷的草书，精确到属蛇的和属鸡的相冲是因为鸡可以叼走蛇。

但过分精微后，用张爱玲的话说，又像是在观察自己的肚脐眼。这些话题当然也具有大众共鸣。毕竟现在普遍内耗、都要情绪价值，人们确实在“向外求”受挫后转向“向内求”了。可肚脐眼这东西，大家都爱观察自己的，别人的总归差点意思。虽然也会惊呼“可不是，我也是那样疼法”，终究缺少点捅破窗户纸的洞彻。

脱口秀早期的选题方向可谓不拘一格，思文聊自己和老公处成“上铺的兄弟”，是对亲密关系的巧妙拆解。张博洋吐槽键盘侠，为什么不去当算盘侠，把话题指向了网络舆论极化。杨笠更是开一代先河，犀利观察她所看到的性别困惑。温柔一点的如“我经常绝望地发现，那些比我优秀很多的女生。她们的男朋友，我竟然都看不上”，最出圈的则是“那么普通又那么自信”。

从过去新鲜的外部观察变成今年密集呈现的“职场杂谈”“身材焦虑”“家庭暴力”“性别议题”“学历困境”等个体叙事。这种由外而内的转向，既是特定社会结构压力下的产物，也反映出娱乐工业的安全策略。

话题投机还是生存策略？

从“大世界”到“小自我”的转变并非偶然。一方面，我们可以简单粗暴地指责脱口秀演员想吃各种“话题红利”；另一方面，也可以揣摩他们转向更为安全的小话题，是否是不得已的策略选择。

“不是话题太集中，而是以前根本没地儿说。”支持脱口秀这种议题变迁的网友认为这是一次集中释放，填补了主流媒体长期忽视的表达真空。《喜剧之王单口季2》中，王越用“几个人抬腿撞树”比喻痛经，黄一瑾谈论职场性骚扰，李酌妍反抗相貌霸凌，这些并非提前商量好的，而是表达者的不谋而合。

必须强调，硬糖君也绝非认为早期脱口秀是什么“最好的时代”。实在难以想象，8年前，男脱口秀演员会拿身材梗、胸部梗、性感梗让旁边的柳岩坐立难安。李诞眯着小眼睛说“柳岩是内娱唯一一个看剪影就知道是谁的女人”，王建国说“别人瞅柳岩的时候，她永远都知道被瞅的是啥。”

空气中弥漫着不适，却无人反驳。包贝尔的婚礼如果是对柳岩的一次现实霸凌的话，八年前的《脱口秀大会》第一季就是对她的精神猥亵。如果在今天，这样对女性的恶意调侃不会发生，台上女演员也会勇敢出来发声。而如今脱口秀女性话题如雨后春笋，军功章应有杨笠一大半。“以后我们就讲这个了”，算是杨笠给脱口秀行业留下的“五年发展计划”。

步惊云说她要做一个女色鬼，应该就是对“柳岩困境”的一次正向回应。女人再色能有多色呢，至少不会去厕所偷拍、不会去偷内裤、不会猥亵完别人后说自己是精神病。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赛道里，步惊云确实在犀利程度和文本上结合得不错。

不难理解，脱口秀不能涉猎政治议题，顶多就是像孟川那样调侃“山东二百年内出一个美国总统”。正如线下脱口秀疯狂使用LGBT梗，甚至无聊到露腹肌，给现场基佬观众搞“王婆相亲”。这样一来，性别议题就成了专供女性演员的“敏感议题”安全区。勇敢发声就是加分项，文本上保证质量更是无往不利。

男性则热爱讲贫穷、讲投资、讲中专往事、讲从中专到二本再到普本哪怕到清华北大那摆脱不了的做题家情绪。有意思的是，这些话题里的男性都相对脆弱，觉得自己被世界孤立了。他们说青春期因为家里穷自卑、因为容貌自卑，其实比起同台女演员所述的少女期，还是幸福不少了。

硬糖君并不排斥热门话题，只是看不上热门话题配寒酸文本。比如“学哲学”赛道的“大国手”，其全部的哲学特色可能就在于她讲的故事也是抽象的，是抽象的贫穷与抽象的恋爱。因为感觉不真实，所以感觉不真诚。

既然脱口秀已经发展到同题作文的成熟阶段，那么唯有像“低学历”赛道的小奇那样，用“中专生鱼妹（愚昧），是哪个平台的主播”来出奇制胜，用“中专生心态”来回味无穷。

私密创伤的公共化

看到高寒说“我想让脱口秀回到这个时候，大家都好好讲笑话的时候”，言下之意，似乎是现在大家不比笑话比别的东西了。思想浅度，与浙江宣传的《谨防脱口秀滑向性别对立的泥潭》相仿佛。这是硬糖君不能苟同的，你想回去就自己回去吧，碰上初出茅庐的何广智、战意正盛的呼兰不得被立刻一棒子呼死。

话又说回来，同样是女性议题，我想双手双脚为房主任欢呼雀跃，却没法在小帕的故事里释放。当一个遍体鳞伤的人撕开自己的伤疤，风轻云淡地跟我说“人生不过就是地狱”，屏幕前的我是错愕的。当伤痛已成往事，滞后的解嘲是否还有疗效？

今年有不少女脱口秀演员的文本，是以苦痛的成长经验为底色的。硬糖君很高兴她们以一种睿智的方式把这些讲出来，又心疼她们这样跌跌撞撞地长大。小帕讲到“弟弟没有自己的老婆要打吗”的时候，我的死嘴不自觉上扬随即又饱受道德的煎熬。刻舟求剑，我本非痴。朝花夕拾，暗流密布。根本没有什么轻舟已过万重山，连站在台上的本人都还困在落剑之处，观众该不该笑，我不知道。

在某种程度上，脱口秀已经成为创伤叙事的公共疗愈场域。房主任讲述离婚经历时，现场演员集体泪奔，弹幕涌现“这就是我妈的故事”。当个体痛苦被转化为集体笑泪，原本私密的创伤获得公共化处理。

雷蒙德提出的“感觉结构”恰能解释这种变迁。当传统宏大叙事失效，个体转而通过微观叙事寻找意义归属。在近两年的节目，不断有中专生自嘲、哲学专业解嘲、高学历展示长衫、做题家自省。这无疑是在践行一种“自反性身份认同”，即通过公开暴露耻辱，将其转化为群体勋章。

归根结底，从世界到小我，脱口秀只是仍在如实反映这个世界的变化，就像如今的电影不也多是“小片”吗？但小我视角更要保证文本质量，否则只会像“蹭话题”的。

同样是冷幽默，大国手的文本完整度就不如鸟鸟，“水滴chill”的烂梗，更是让人想在现场喊退票；几个讲哲学话题的选手动不动就“穷则思辨”让人PTSD；中专梗的泛滥更像是一种群体贴标签，类似小奇那样的“我们不是坏孩子”才是切中时弊的表演。

“穷门永存”也需警惕一致性陷阱。毕竟富人的生活可能都是大别野爱马仕，穷的方式可是千姿百态的。用刻板印象当包袱，久而久之反而是加强刻板印象并陷入同质化表演。这里点名批评哈哈曹，每年都笑rapper没文化，也是真吃上“嘲哈”红利了。

如何在笑声中重建我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这是一个有待探索的话题。观察虱子的餐桌礼仪固然有趣，但如果跳出来也看到华美的袍子，是否有另外的风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