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蕴含在朴素认知里的深邃真理，似铁锚沉降在何占豪的心底。
凭死记硬背的一段顺口溜，与一个“不演而演”的小品，何占豪“混”进浙江文工团。同学们都说，这小子“额角头碰着天花板”。
一个半月以后，团里开排话剧《赤叶河》。这部戏出自山西临川县，编剧是诗人阮章竞。上个世纪40年代，土改运动在中国农村轰轰烈烈。为了激发贫苦农民对封建势力的仇恨，全国各地的文工团纷纷排演“红白”两出戏。“白”，是《白毛女》；“红”，就是《赤叶河》。这出戏里有一个“苦孩子”，导演就让何占豪饰演。虽说他已16岁，但未见长势，依然枯瘦，很符合角色的要求。
排练场上，轮到占豪说词了。他低头不语。“该你说了。”导演催促。他依然沉默。“怎么，你是哑巴吗？”导演急了，“谁招了个哑巴进来？”演员们都不作声。“怎么回事？你是怎么考进来的？”
占豪哭了。他只会诸暨话。普通话绝大多数是清辅音，而诸暨话还有大量浊辅音，并且有许多文言文的词汇。比如普通话里的“你”，诸暨话是“尔”；“他她”“它”，是“其”“渠”。诸暨话里有些词汇，连读的时候要变音。比如“李家坞、何家坞、刘家坞”，“家”是文读，要读成“ga”，和“wu”连读的时候，就变音为“gaou”，听起来就会变成“李高坞、何高坞、刘高坞”。《赤叶河》不是方言话剧，要求所有演员用普通话说词儿。何占豪实在不会啊。
艺考时，他急中生“字”，迸出了“火、火、火……大火”几个字，侥幸进团。然而，火，终究包不住。何占豪“露馅”了，他不禁心生恐惧。文工团，是救他命的地方。若是离开了，又要去做饥寒交迫的“流浪儿”。若是让他回乡，就要去当“小苦力”。可是，那个时候，家人已离散，天子山下，白塔湖边，没有他的安身之处。惊慌失措。凄惨哭声里，有歉疚，有哀求；求谅解，求收留。
导演葛文华是一位善良的艺术家。排练场上，六亲不认。排练场外，慈母仁心。团领导一致同意他的建议，安排年长的团员一对一，帮教何占豪学说台词。葛导的爱人、副团长舒模，是一位优秀的作曲家。当年鼓舞全民族抗战的歌曲《跌倒算什么》，就是他写的：“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舒团语重心长，鼓励占豪：“只要好好学，没有什么学不会的。学好了，我们一起再前进。”占豪连连点头。诸暨人耿直豪爽，被称为“诸暨木柁”，做事说一不二。他又像学外语那样，一字一字念，一句一句记。白天读，晚上背。
团领导体谅占豪，排新戏，总把台词最少的角色配给他。一部讲李自成的话剧，导演安排占豪饰演“小太监”，全剧只有一句台词五个字：“闯王进京了”。开排那天，又轮到占豪了。这回，字正腔圆，有声有色，“闯王”与“进京了”之间略有停顿，显现一种艺术节奏。导演大加赞赏：“非常好！大有进步！”其他演员也都跷起拇指。
四十年后，葛导在杭州巧遇何占豪。当年的小演员已是艺术大师。葛导作揖祝贺，占豪连声道歉：“对不起，当时为了混饭吃，没办法，骗进文工团，让你生气了。”“哪里，哪里。”葛导说，“你进文工团，是我们的荣幸。能够成为大师的同事，正是有缘啊！”哈哈，哈哈，彼此以欢笑呼应。这是历史何等美妙的回声。湖水漫流，轻舟划过，波光粼粼的湖面，浮现出往日的情景。
西子湖畔的和风暖阳，催开了满湖荷花，也孵化了少年何占豪心中的政治萌芽。他深知，一个穷小子可以进团学艺，不是何家祖上的恩赐，是文工团领导的真诚敞怀，深情拥抱；他们非但不嫌弃、还那么愿意培养那些穷苦人家的孩子，并且耐心期待他们成长。他敬仰，团领导和战火中走来的文工团前辈，与他无亲无故，却给予他父母般的呵护与搀扶。正是“相信”与“敬仰”，融合成“信仰”的最基本要素。文工团是点燃何占豪心中信仰圣火的摇篮。从一个“小渔民”“小放牛”“流浪儿”，到一名文工团的“小演员”，从受歧视到被尊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何占豪”，这句话，他从16岁说到耄耋之年。乡音未改，信仰不变。蕴含在朴素认知里的深邃真理，似铁锚沉降在他的心底。
斗转星移，风雨沧桑，心中的信仰圣火，终究包不住，不仅浸染他人生的政治底色，也是他一生创作爆发的洪亮“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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