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红色国际特工

“张惠民通苏间谍案”的情报人员在英勇就义前

英勇牺牲的国际特工张永兴

代号“古斯达夫”的国际特工张逸仙

代号“瓦尔德尔”的国际特工杨奠坤和妻子

随着《潜伏》的热播，“特工”“情报员”等已经远去了的人物重新进入我们的视线，理想、信仰、牺牲、背叛等许多我们曾经熟悉却逐渐淡忘了的字眼又重新被记起，这些字眼背后所代表的理念，刺激着现代人在物质的浸润下变得有些麻木的内心，让我们重新体味那个年代风云激荡、壮怀激烈的豪情。

在中国革命艰苦卓绝的历程中，有许许多多“余则成”那样的无名英雄，他们为了心中的理想，隐姓埋名，抛妻别子，默默无闻地献出自己的青春、热血、家庭、亲人，乃至生命。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新中国的诞生，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让我们永远铭记他们的功绩，永远缅怀他们的精神。

两份自述书 引子

这是一份写于1955年的自述材料，它的作者叫张逸仙，是山东潍县的一位乡村教师。

这也是一份自述材料，写于1968年，它的撰写者叫杨佐青，是黑龙江省外事处的处长。

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身份的叙述人，两份看似毫无关联的自述材料，却引出了一段半个世纪前的隐秘历史——20世纪30年代，杨奠坤和张逸仙受共产国际情报组织派遣，在中国的华北、东北地区建立情报网络，搜集侵华日军的战略情报，他们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立下了卓越功勋，却将这段光荣历史永远埋在了心底。

两份自述牵出的隐秘历史

1981年，当这两份有着太多相似内容的自述材料，摆在黑龙江省外事处工作人员张晓宏的面前时，他的脑海里不禁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在两份自述材料里，“苏联”、“秘密工作”、“古斯达夫”这些字眼都多次出现，这两个自述人和苏联到底有什么关系?材料中提到的“秘密工作”指的是什么?“古斯达夫”又是谁?张逸仙和杨佐青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正是他后来的寻访，终于揭开了共产国际情报史上不为人知的一页。

张晓宏回忆，20多年前，他还在哈尔滨师范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叫张以谦的文学朋友，两人经常交流探讨文学问题，他是华东师大附中的教员。有一次，张以谦突然来信，让他帮助查找一下他父亲张逸仙曾经在黑龙江革命时期的一个叫杨奠坤的战友。随信寄来的还有一份张以谦的父亲临终前留下的自述材料，这份自述材料详细记述了张逸仙和一个名叫杨奠坤的人参加共产国际情报组织的经历。

接受朋友之托，张晓宏开始到各个相关部门打听和查找有关材料。几个月过去了，结果很令他失望，没有人知道杨奠坤这个人，公开材料里也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就在张晓宏准备把这个消息写信告诉张以谦时，一个新的线索出现了。

一位同学的父亲告诉张晓宏说，杨奠坤这个人肯定是没有，但是他知道有个叫杨佐青的人，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你可以按照杨佐青的线索去查找一下。

很快，张晓宏了解到，杨佐青曾担任黑龙江省外事处的处长，文革期间因“苏联特务”的嫌疑受到迫害，已经于1970年去世。通过哈尔滨市委组织部，张晓宏看到了杨佐青的档案。档案里的一份关于参加共产国际情报组织的自述材料，一下子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个材料写的只是一个大纲，但是却把整个十年来的国际情报，他所经历的事情框架性的东西写出来了。而且在他的原名中就明显的标着叫杨奠坤!得来全不费功夫，问题就此找到了答案：杨佐青正是他们要寻找的杨奠坤。

张晓宏立即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远在上海的张以谦。

得知这个消息后，张以谦非常兴奋，他请张晓宏赶快和杨奠坤的家人取得联系，为父亲的那段革命经历找到相应证明，完成父亲临终前的嘱托。

杨奠坤的妻子和孩子还都在，张晓宏把朋友托付他要找到杨奠坤的事情跟他们讲清楚了，由于“文革”的那段经历，杨奠坤的妻子苏风并不愿触及这个话题。

身负朋友的嘱托，张晓宏一次次地登门拜访，长时间地与她们交流、沟通，终于，苏风被他的真诚所感动，拿出了一份手稿，这是杨佐青在文革期间被隔离审查时写的一份交代材料。

这份材料中明确地写出他什么时间和张逸仙相识的，他们两个人什么时候到苏联去共同受训，去学习国际情报工作的，他们俩什么时候从苏联返回到国内，然后设置工作站，然后如何共同工作，后来什么时候分开的，写得非常清楚。把这份材料和张逸仙的自传对照，其中关于在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工作的记述，完全相同。

在这两份自述书背后，两个人物的命运和那段鲜为人知的埋藏于岁月深处的那段历史终于露出真容。

在苏联接受特工训练

1934年初春，莫斯科西北郊森林中的苏军培训学校又迎来了一批新学员，其中就包括23岁的杨奠坤和40岁的张逸仙。

张逸仙的自述中这样描述：“我们的学校在莫斯科西北，一座小山森林中的校园，中间一座楼房……一片森林很大很大，一圈坂墙围绕着，校门下山坡对面是曲折的一条小河，河上是我们的靶场。”

很快，他们换上了苏军的军装，每个学员都有一个俄文名字作为代号，为期一年的特殊培训就此开始了。

这个总参谋部为了培训为他服务的这些谍报人员或者叫特工，专门在莫斯科的附近建立了这么一所培训学校，在这个学校里受训的中国人有很多，还有蒙古人，朝鲜人，捷克人，波兰人，日本人等等，大概有近十个国家的人员在那儿接受过培训。这个学校是隐秘性非常强，专业性也非常强，目的性也非常强，培养出来的人员，将分散到世界各地，尤其是苏联周边一些国家担负骨干特工的任务。

那么，杨奠坤和张逸仙怎么会来到这里参加培训?他们到底是受谁的派遣而来呢?

杨奠坤是黑龙江人，中学时代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在中共满洲省委负责军事工作。1932年春天，他被派到吉林盘石地区组织抗日队伍开展武装斗争，在当地渐渐有了名气，被称为杨政委。在一次和日军的战斗中，杨奠坤负了重伤，返回哈尔滨治疗，接替他的就是他在满洲省委的战友，后来大名鼎鼎的抗联英雄杨靖宇。

1932年的冬天，伤愈的杨奠坤接受了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在哈尔滨做地下情报工作，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杨奠坤和张逸仙相识了。

张逸仙早年在呼兰庆城大罗勒密那一带开工厂，他是阜济林木公司的大罗勒密林场的厂长，“九一八”事变后，他的工厂倒闭，张逸仙带着妻子和孩子搬到了哈尔滨，靠着多年的积蓄，他们还能过着比较舒适的生活。可是，眼看着日军每天在自己的家门口耀武扬威地走过，三十几岁的张逸仙坐不住了，他怀着一腔热血，把皮大衣、金手镯，统统都拿出来卖掉了，买枪支弹药，叫“毁家纾难”，参加了东北群众抗日武装。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中国东北的行为，直接威胁到了苏联远东的安全，日军是否会进一步北上进攻苏联，这是苏军非常关心的问题，为获取日军的情报，苏军总参谋部决定扩大在中国的情报组织，并请中国共产党选派一部分人员参与工作。其中提出两个条件，一个是要有过战斗经验，第二个就是要懂俄文。

杨奠坤因为俄语好，能会话和通讯，又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适合做共产国际的情报工作，于是他接受了组织的分配，从1932年冬天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国际情报生涯。他一方面根据上级的指示收集日军的分布和调动情报，一方面发展成员，送往苏联受训。

当时报国无门的张逸仙在这里看到了革命的曙光，在杨奠坤的引导下，很快也投入到秘密战线的对敌斗争上来。此时的张逸仙，已年届不惑，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他毅然把妻子孩子送回山东老家，请求去苏联学习。

1934年春天，在组织的精心安排下，张逸仙和杨奠坤越过边境，踏上了苏联的国土，他们乘坐火车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奔驰了整整15个昼夜，到达莫斯科，随后，被送往郊区的情报学校，开始接受正规而严格的训练。

张逸仙在自述中回忆，情报学校的校长是德国人，40多岁，少将军衔。每天从莫斯科来一个教官，教一天，晚上回去，学员每隔五天休息，除讲授政治、秘密工作外，还有一些专业性的课程，比如谍报人员必须学会接收发报、爆破、化装术等。

出于保密的需要，学校规定学员不得私自外出，不得和外界交流，甚至学员之间也不能随意交往。学员住的房间门都是关着的，记得有一天有人叫门，杨奠坤去把门打开来了，后来遭到教官和校长的严厉训斥，说你为什么开门，这是很危险的，你们这些人不能同任何人接触……对于教官，学员们只知道他的样子、他的领章，连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代号“古斯达夫”、“瓦尔德尔”

1934年冬天，在中苏边境的山林里，几个被厚厚棉衣裹住的人，在雪地里艰难地走着，他们就是完成培训回国的张逸仙一行。

通过满洲里时，非常危险，如果被日本人发现，那是必死无疑，因此必须绕过日军的哨兵，穿越冰封的茫茫雪原。张逸仙掉到冰窟窿里，把脚冻坏了，后来在哈尔滨滨江医院开刀，把大拇指割掉了，从此走路脚一歪一歪的。

1935年初，天津租界的一座小楼里，住进了一个新房客，这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木材商人。没过几天，一个自称是大北广告公司业务员的人就找上了门，两个人在房间里一直聊到深夜。

这个木材商人，就是刚刚从苏联受训归来，代号“古斯达夫”的张逸仙。来找他的业务员，不是别人，正是他的战友，代号“瓦尔德尔”的杨奠坤。他们回国之后，受苏军总参情报部指派，要在天津成立一个情报组，开展针对日军的谍报活动。

为了掩人耳目，每个情报人员都必须有一个公开的身份，于是，木材商人张逸仙和广告业务员杨奠坤就出场了。

这个组织是为战争服务的，战争迫在眉睫，战场就在苏联国土的边缘上。从中国看，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是日本关东军驻扎的地方，关东军又是日本最精锐的一支部队;从整个日本对苏联的军事动向上看，日本曾与希特勒达成过协议，战略意图就是希特勒发动西线战争，日本人发动东线战争，然后整个解决苏联战场的问题。所以，众多中国人受训回来之后就是便于从事这种谍报工作。

在天津安顿下来后，杨奠坤的首要任务是发展人员，建立情报网络，为了更好的掩护身份，张逸仙把妻子张琴玲从山东老家接到了天津。

来到天津以后，张琴玲成为情报组的通讯员，负责和分散在各地的情报员联系，发放经费物资、收集汇总各种情报，比如到火车站去看那些来往的火车，火车向什么方向，一列火车上装多少人，过去多少军队;看飞机，看机场，在那儿站着数，今天起来几架飞机，朝什么方向飞等等，这都是情报。

各地情报开始源源不断地传到天津，由杨奠坤整理汇总之后，再转由上级伊万诺夫用电台发回苏军情报部。除了搜集情报，有时还奉命购买储备燃烧材料，配制炸药，自制雷管引火等，对日寇战略储备及军事设施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燃烧、爆炸。

1936年1月，杨奠坤突然接到上级的指示，要他跟随伊万诺夫到上海工作，天津的情报站改由张逸仙负责。由于时间紧迫，两位战友匆匆告别，杨奠坤踏上了南下的列车，没想到自此一别，他们再也没能见上一面。

张逸仙：以乡村教师身份溘然长逝

时间进入1937年，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全面侵华的步伐加快了。6月的一天深夜，日本占领区大连飞机场油库突然起火爆炸，化为一片灰烬，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事件。这次爆炸正是张逸仙亲自带着助手完成的。

不久后，张逸仙的助手被捕，为安全起见，上级命令天津情报站撤离原址，隐蔽人员，另组机关。

一个月后，1937年的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杨奠坤转移到上海后，住在法租界的一幢小楼上。在这里，他又吸收了几名新的成员加入到情报组。此时的上海已经成为远东地区的情报中心，几乎汇聚了国内外各路谍战高手。当时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总部就在上海，领导整个东北的情报组织，最多的时候情报组织达到50几个情报组。

为安全起见，杨奠坤与其他情报人员接头的地点每次都不一样。不仅如此，每次接头或者出去搜集情报，他们还会乔装成各种不同的身份。杨奠坤有时候呢衣，呢帽，狐狸领大衣，穿戴得像个商人，为了掩护身份，他还假扮过商人、医生、传道士，甚至还化装过女人。

一天傍晚，杨奠坤在去和上级伊万诺夫接头的路上，发现自己被特务跟踪了，情急之下，他猛然想起在苏联受训时学到的应急手段。于是他突然停下来，这时跟踪的人如果也停下来的话就会暴露身份，所以只好继续往前走。当特务走近身边的时候，杨奠坤突然站起来，一把将特务推进河里，自己迅速转身跑掉了。

1941年8月，哈尔滨木介街的苏联领事馆门前，一个人在领事馆的栏杆外一边偷偷向里张望，一边快步走向一扇开着的小门，正当他快要冲进门里时，铁门突然关上了。这个人正是张逸仙。一年多之前，他给上海的杨奠坤连写了两封信，却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因为秘密工作都是单线联系，和杨奠坤失去联系，就意味着和总部失去联系，情报工作被迫陷入停滞状态。万般无奈之下，张逸仙想到哈尔滨的苏联领事馆试一试，看能不能和领事馆内的情报官取得联系，可惜，那扇偶然打开的门，还是把张逸仙挡在了外面。

此时，全国的局势日趋紧张，张逸仙只好在哈尔滨郊区呼兰县的裴家窝铺，以私塾先生的身份，和妻子张琴玲暂时住了下来。一年后，由于身患严重的肺结核病，张琴玲离开了人世，在她留下的一封遗书中，这样写到：“我有二子未娶，一女未嫁，满纸伤心事，尽在不言中。”

1944年，张逸仙辗转回到山东老家，由于共产国际已经在一年前宣布解散，他的组织关系再也无法恢复。他在一所中学当了一名教员，也从此把自己曾经从事的情报工作深埋在了心底。

1958年，这位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无名英雄，以一个乡村教师的身份在家乡溘然长逝。去世前，他回顾了自己的革命经历，留下一份自述作为历史的见证。

杨奠坤：用改名纪念曾经的特工生涯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未经宣战就向苏联发动全线进攻。保卫红色苏联，成为当时共产国际的首要任务。

此时的苏联两面受敌，西线希特勒已经发动了全面进攻，转瞬之间，莫斯科兵临城下;东线日本关东军早就虎视眈眈，伺机燃起战火。在此危急时刻，日军的下一步动向，是苏军总参谋部最关心的情报。

很快，一份份情报随着电波，从各个情报站汇集到了苏军总部，经过综合分析，苏军判定日军的军事意图是南下而非北上。斯大林果断命令，从东线防御部队抽调26个师的兵力投入西线战场，全力反击入侵德军，为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对美国驻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实施突然袭击，同时分兵多路对美、英等国在太平洋上的属地进行入侵，太平洋战争爆发。半个月后，日军开进了各国设在上海的租界，杨奠坤小组的工作骤然陷入被动局面。

1942年9月14日，是杨奠坤与上级在公园接头的日子。可是一连三天，都没有见到对方，杨奠坤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16日这一天，杨奠坤等到很晚才回到住处。刚回到屋里，楼下公用电话房东喊有电话，杨奠坤下去接电话的时候，日本便衣就闯了进来。

杨奠坤被押到了日本宪兵司令部，连夜接受审讯。日本人问他认识什么人，跟什么苏联人接头，杨奠坤说，是在咖啡厅认识的，都是正常的朋友关系。

日本宪兵见杨奠坤不肯招供，就开始严刑拷打，他们叼着烟卷，一边审讯一边用烟头烧他，胳膊上被烧得都是一个个坑。用尽各种酷刑仍然得不到口供，日本军官对杨奠坤摊了底牌，说苏联人乔治已经承认了，你跟他们是一个组织的，是反对日本人的……但是杨奠坤始终没有吐露情报组织的系统。最后，日本军事法庭判处杨奠坤8年徒刑，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杨奠坤得以获释出狱，这一年他34岁。他辗转与中共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组织上将他派回哈尔滨工作。

重新回到哈尔滨，杨奠坤深感物是人非，他的家人早已音讯全无。因为从事国际情报工作以后不允许跟家里通信，杨奠坤与家人断绝了一切联系，家人也以为他早就不在了。

1948年，杨奠坤和公安局的同事苏风组成了家庭，此时，他名字已经改成了杨佐青。新中国成立后，杨佐青历任哈尔滨外事处处长，黑龙江省外事处处长等职。

杨奠坤的妻子苏风说，老杨在监狱里遭了多少罪我明白，他身上的伤都在这儿摆着呢。但是究竟他搞国际情报，具体都干了些啥，老杨从来不提，从来不宣扬，从不跟儿女说，也不跟我说。

1970年，杨佐青去世了，他在临终前留下一份个人自述，详细回顾了自己一生的革命经历。在杨佐青的自述中，他写道：自己的名字“佐青”这两字分别代表两个人，“佐”是指共产国际情报组织中的杰出人员，后来被称作“红色谍王”的佐尔格;“青”字代表则是苏军总参情报局的局长彼尔青。在长达十年的共产国际情报工作结束后，杨佐青用这种方式来纪念自己曾经的特工生涯。

选编自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系列纪录片《红色国际特工》

代号“波波夫”

1936年11月18日，驻守在齐齐哈尔的日本宪兵，破获了一起震惊整个关东军的“张惠民通苏间谍案”，时任关东宪兵司令官的东条英机，亲自督阵，布置劝降。两个月后，东条英机却密电指示，杀害了本案的8位涉及者。随着二战的结束，此案被历史尘封。半个世纪后，因为一本日本老兵的书而重新浮出水面。

战斗在日军中枢的情报站

1935年4月，齐齐哈尔的日军经常探测到异常电波，于是突然采取紧急行动，在整个城市开始断电排查。但折腾了许久，宪兵队却一直查不到电台所在地。

张永兴，中共党员，1934年受党派遣，进入苏联远东局第四情报部工作，后受苏军情报部派遣，进入被日军占领的齐齐哈尔，组建齐齐哈尔东线情报站。据张永兴的女儿张阿丽回忆，她的家，就是父亲的情报站，发报机就放在后院一个小仓房里。

当年，齐齐哈尔是北满重镇，更是日军军事中枢地区，所以，从“九一八”之后，苏军即安排优秀情报人员，秘密潜入敌占区，搜集日本军事情报。张永兴领导的齐齐哈尔东线情报站，代号为“波波夫”，不久就在沦陷区发展抗日人士20多人，很快，一个侦查目标明确、分工严密、情报准确快捷的情报系统，开始运行。

这个谍报组织各有分工，其中有新闻记者，有铁路司机，还有开店铺作掩护的，每个人各有分工，有的人到机场附近察看飞机的起落架次、起降时间、飞机机种;有的人到铁路部门了解军列发车的时间，运送的地点，运送的物资，以及去向等等。

短短两年多时间，“波波夫”向苏军提供了大量的日军极密军事情报。他们的活动范围从海拉尔、扎兰、诺尔讷河一直到南边的泰来、白城子、公主岭，还有内蒙王爷庙等地都有了情报点。

远行前的特殊道别

1936年8月，张永兴接到苏军的指令，要求他火速到伯力去汇报工作。于是，张永兴果断地停止了发报，携带大量日军军事情报，由三道沟过江送往苏联。就在他离开齐齐哈尔一个月后，情报站突然出现意外。

1936年9月20日，日本关东军北黑线孙吴警务所接到报告，说在中苏边境巡逻中，抓获了一个可疑分子，名叫高立良，从他身上搜到了日军重要的军事情报，孙吴警务所顿感案情重大，立即把情况汇报给中央警务委员会。中警委派人连夜赶来，对高立良进行突审，高立良供出，在三道沟的情报站中，有两名中国人，化名蔡秀林和关奎群，受伯力、海参崴的苏方派遣，目前正在附近搜集日军的军事情报。

于是日本宪兵队包围了这个活动点，逮捕了蔡秀林等人，在严刑逼供下，蔡秀林供出了齐齐哈尔情报站的全部情报，特别供出了张永兴等情报站的领导人员。

莫非这个张永兴领导的情报站，就是让他们头痛了两年多的秘密组织?中警委立即把此事密电致时任关东宪兵司令官和中央警务委员长的东条英机，东条英机很快就签署了抓获通苏间谍的通缉令。这样日本宪兵队在齐齐哈尔以及边境撒下大网，准备逮捕张永兴。

11月4日，多雪而又寒冷。虽然已是夜深人静的午夜，但是密探和特务的身影却不时在齐齐哈尔的街头晃动。刚刚从苏联秘密回到国内的张永兴，敏感地发现这里的气氛有些异常。事实上，两个月来，密探和特务，还有日本宪兵队，早已在以张永兴家做掩护的情报站，布下了一张大网。

17日晚，张永兴悄悄潜回家中，想要转移电台、收发报机和那小库房里的几百封文件和情报。张永兴之女张艾琳留下的日记中，记载了当年的一幕：

那一天晚上，母亲突然把我们几个叫醒，让我们穿好衣服，在屋里唱歌跳舞。我们不知道，那时父亲躲在屋帘的后面，正在看着我们，那是他在远行前，在跟他的孩子道别。

就在这时，突然传来敲门声，密探闯了进来，情急之下张永兴从后院逃走。他非常着急，因为按约定一起回来转移情报的五弟张克兴，正在回家的路上。

张克兴，张永兴胞弟，齐齐哈尔东线情报站发报员。1934年，追随大哥张永兴进入苏联受训，之后被派往沦陷区齐齐哈尔，协助张永兴工作。

1936年11月18日，张永兴等5人在中央路情报点被捕，到25日，除闻汉章外，又有14名嫌疑人被抓。随后，在张永兴家后院，日本人起获了秘密电台和几百份尚未发出的日军机密文件。齐齐哈尔东线情报站全部被破坏。

临刑前泰然自若

1987年，一个叫土屋芳雄的侵华老兵，在日本出版了一本名为《一个宪兵的记录》的书，同年12月，该书被翻译成中文，以《我的忏悔》为名在国内出版。这本书的面世，让尘封已久的“张惠民通苏间谍案”浮出水面。

在这本书里，细致地描述了张永兴及其兄弟张克兴被捕投敌的过程，这令张永兴的家人看后非常气愤。

为了弄清张永兴案件的真相，有关方面在吉林省档案馆里，找到了当年日军投降时因匆忙逃走而未来得及销毁的关东军审讯记录“关宪高第1154号(敌伪)档案”，其中详细记载了张永兴等被捕的经过，审讯的经过，以及全部口供。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张永兴和张克兴在审讯过程中英勇不屈，对情报组织的任何情况和其他同志都坚持不供。

出于对张永兴出色才能的赞赏，张永兴等被捕后不久，东条英机随即发来密电，指示属下极力收买张永兴，希望发展他为日军秘密工作人员，再打入苏联，为日本人服务。

为了达到目的，日本特务做了周密的设计。在利诱之前，先进行酷刑威逼，他们用凉水从张永兴的嘴和鼻子里灌进去，肚子灌大后，再骑在他身上把水压出来，张永兴多次被折磨得昏死过去，但是仍然不吐露一点情报。

令日本特务机关没有想到的是，在用尽各种酷刑后，张永兴却给他们背组织条例，张永兴说我们的组织有严格规定，凡是在苏联听到的话，认识的人，不准和外人谈论。更令日本特务吃惊的是，张永兴的胞弟张克兴，在遭受酷刑折磨后，说的话竟然同大哥完全一样。

遵照东条英机的指令，第二步开始劝降，希望张永兴等为他们工作，条件是可以在日本定居，在满洲国可以担当县一级的官员。张永兴很坚定的回答：“你们侵略我们的国家，我们怎能为你们做事情?”

随后，侵略者打出了第三张牌：亲情战略。日本人把张永兴的妻子抓到宪兵队，通过翻译告诉她，如果张永兴同意与日本人合作，马上就把你们的一儿一女送到日本最好的学校去读书。他妻子就一直哭，一句话也不说。同时被带来的张永兴此时已决心一死，开始跟妻子交代后事，躲在一旁偷听的日本特务使出了最阴损的一招，在走廊里毒打他最疼爱的年仅三岁的儿子，张永兴的脸变得煞白，紧紧地咬住牙。

不久，东条英机密电批示：苏联间谍张永兴，此人头脑清醒，生性顽强，保留下来对日满危害极大，应按当初拟定方针，收买不成则枪决。

1937年1月5日，齐齐哈尔下起了鹅毛大雪，几辆警车在呼啸的寒风中迅速地开到了北郊的白塔附近，在一片乱坟岗前，警车停了下来，“张惠民通苏间谍案”的八位情报员，在这里被秘密执行死刑。

按照惯例，临刑前，刽子手发给每个人一支香烟，他们接过烟后，泰然自若，微笑着互相道别。

1948年，党组织找到了张永兴兄弟的遗骨，把他们移葬到西满革命烈士陵园。1988年7月7日，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会同黑龙江国家安全局及北京市有关部门，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英勇牺牲的张永兴、张克兴兄弟重新修建了纪念碑和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