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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卷全国的教辅材料专项治理行动如惊雷炸响,无数教辅被紧急下架封存。这场风暴不仅席卷了出版社的仓库,更将教辅推到了教育反腐、资源公平与升学选拔多重考量的漩涡中心。教辅,这个看似边缘的教育工具,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审视与抉择。教辅,一直成为升学竞技场的隐形发动机,在双减、反腐和AI技术冲击下,将何去何从?
向教辅书沦为 “教腐” 书说不
多起教育系统腐败案中,教辅采购环节是重灾区。从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到学校校长,利用审定目录、选用推荐、统一征订的权力设租寻租,涉案金额动辄惊人。某市一起教辅腐败窝案,牵出十余位校长,皆因在教辅采购中收受巨额回扣落马。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多次警示,将教辅领域列为教育反腐重点,强调“阳光操作”,切断利益输送链条。
教辅材料过多过滥,危害不容小觑。一是滋生教育领域腐败。有的干部靠“教辅”吃“教辅”,把征订教辅作为发财的手段。近期通报的相关案件中,东北某县教育局副局长组织全县中小学校按书商意见征订教辅材料,4年间先后9次收受回扣款共计204万余元;中部某县一家书商,为请托老师多推荐学生和家长来买教辅,5年共向67名教师支付14万多元回扣。二是增加家长经济负担。有的地方中小学生教辅材料采购人均费用连年增长,去年人均达600多元,高中生人均采购费更是将近1800元。三是加重学生课业负担。一本教材之外再统一订购两三本教辅材料,孩子的书包被塞得满满当当,作业越来越多,睡眠越来越少,严重影响“双减”政策落实成效。
教辅沦为“教腐”,其背后是深度捆绑的“利益链条”。与普通书籍相比,教辅材料有独特的销售方式,目前国内大多数省份采取省级教育部门推荐书目,市教育局组织专家评议、每科选定一两种教辅形成目录,县区中小学校按目录统一征订的模式。
对教辅材料代理商而言,只要入围推荐目录就不愁销路,至于教辅质量和师生评价都不重要;而对于推荐目录有着决定权的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领导自然就有了权力寻租的空间。因此,一些代理商“围猎”教育部门干部和学校老师无所不用其极,比如明码标价最高给予售价30%甚至更高的回扣,或者以捐赠名义提供回扣等等。由此不难看出,教辅征订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利益链条,涉及出版商、发行商、代理商、教育部门以及学校等多个环节,各方心照不宣啃食这块诱人的“蛋糕”,牺牲的却是学生和家长的利益。
当“反腐”遇上“教学刚需”,该怎么办?
国家教育质量监测中心调研显示,超过85%的中考考生日常依赖教辅巩固知识、熟悉题型。在高考大省,知名高中的教辅使用率甚至逼近100%。这些精心设计的习题与解析,实质是考试指挥棒下最直接的训练场——它们将抽象的课程标准转化为具体的解题能力,将选拔性考试所需的思维速度与准确度内化为学生的应试本能。没有教辅的系统性操练,仅凭课本,学生很难在千军万马中突围而出。
反教辅腐败,确实是民心所向,但在教育领域,特别是教辅资料征订问题上,同时“一刀切”的政策也带来了副作用:老师不敢订、不愿订,教学反而受限,学生成绩受影响,家长焦虑上升。
一些地方在执行中出现了“机械式”操作——只要不在目录内,一律不准用。结果是:老师不敢再订任何教辅,怕踩红线;家长只能自己上网买,质量参差不齐;学生作业量没减,反而更乱;农村学校尤其吃亏,缺乏优质校本资源,老师“无米下锅”。这不是政策本意,而是执行中的“懒政”。
江西的做法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样本:不再统一征订任何教辅,但由省财政出资,组织名师编写免费学习资料,供师生按需下载;严控腐败源头,同时保障教学需要;建立“智慧加油站”,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提供分层作业,避免“一刀切”。
在轰轰烈烈的教辅治理中,在错综复杂的各方博弈中,人们好像忽略了三个最基本的事实:谁在用,谁出钱,谁最懂?
第一、谁在用?肯定是学生在用。
第二、谁出钱?不要说学生自主购买的教辅是家长出钱,就算教学统一使用的教辅,除了北京、上海等极少数地区由当地财政买单,其他地区99%以上的情况也是家长出钱。学生在用,家长出钱,常规来说,教辅怎么买,该由他们来决定。可是对于教学中统一使用的那套教辅来说,他们则显得不专业,不够懂。
第三、谁最懂?一线教学老师最懂,最知道一本教辅的好坏。对于这一点,无论是教育系统的老师、校长、教研院、教育局,还是出版系统的出版、发行机构,几乎都有基本的共识。教辅谁来选用,一线老师在教学,他们选最合适,腐败问题也最小,那就应该把这个权力交给他们。这样责任也明确,有问题就找他们追责。否则,离教学越远,越不适合;链条越长,成本越高。
教辅禁购三问:优质教育资源断层的另一种不公平
“一科一辅”政策正是核心争议点。教育部三令五申,初衷明确:为学生书包减负,为家长经济减压,斩断教辅泛滥的利益链条。但现实中,一刀切的执行常遭遇尴尬困境。教辅禁购带来教育的时代三问:
公平之问:当目录评审的阴影未散,“一科一辅”是否真正保障了起点公平?还是让优质资源成了少数人的特权?
现实中,一刀切的教辅政策执行遭遇到教育公平的镜像陷阱与困境。
第一、基础差异之困:同一课堂内,学生理解力天差地别。统一配发的教辅,优等生可能“吃不饱”,薄弱生却“难消化”。
第二、目标分层之困:升学目标不同,需求自然分化。志在顶尖名校的学生需要思维拔高、竞赛拓展;专注基础巩固的学生则需大量扎实训练。“一科一辅”难以满足这种精细分层。
第三、质量适配之困:即便目录内只有一本,其内容质量、编排逻辑是否真正贴合本地教学实际与学情?某地曾爆出评审入选的教辅存在明显知识性错误或题型严重滞后。
教辅目录评审机制,这本是保障质量的闸门,却也可能成为寻租的温床与僵化的起点。
质量之问: 脱离教学一线真实反馈的评审机制,如何能筛选出真正助力学生成长的精品?
目录教辅有价格限制,确实有利于减轻家长经济负担。但目录教辅的问题也很明显,各地学校老师和教研部门对其反映最多的问题,一是内容陈旧,二是不能满足分层。统一配发的教辅内容陈旧,家长自购教辅版本混乱,教师站在“合规”与“实效”的十字路口进退维谷。
教辅目录更新缓慢,甚至几年不变,难以跟上教材修订与考试改革的步伐。某省目录中一本数学教辅,其题型仍主要围绕早已取消的考点设计,与当下中考命题方向严重脱节。在西部某重点中学,教研组长展示了两组触目惊心的数据:教育局配发的物理教辅仍沿用2018年实验目录,而今年全国中考新增了6个创新题型。这种“冰火两重天”的对比,暴露出教育行政体系的“肠梗阻”。
当配发教辅还在讲解传统几何证明时,课堂已转入人工智能辅助建模教学,这种割裂让教师不得不“课上用旧教材,课后补新内容”。有调研显示:73%的教师反映配发教辅与当前教学进度存在代差,45%的家长被迫加入“教辅代购联盟”。当北京海淀区的教师在教研会上讨论新课标配套习题时,河南某乡镇中学还在用循环了三届学生的旧版练习册——这场政策本意是遏制教辅泛滥的改革,正在制造新的教育资源断层。
未来之问: 在技术浪潮与政策夹击下,教辅能否摆脱路径依赖,真正成为个性化学习的桥梁而非负担的枷锁?
未来破局:别让老师“背锅”,要让制度与技术“托底”
在教辅严管背景下,面对“双减”和AI的技术冲击,为了保证高质量的教育,唯有通过以下四方面改变才可破局:
1.“一科一辅”需刚柔并济
政策刚性执行下,亟需建立科学、动态的评估调整机制。能否在“一主”(基础性、保底性教辅)之外,探索引入经严格认证的“补充资源库”(提升性、个性化资源),供学有余力或确有需求的学生自主选择?目录管理能否从“只此一本”向“优中选优的有限菜单”过渡?
2.评审机制必须透明革新
教辅目录评审专家库公开、标准量化公示、过程引入监督(如教师、家长代表观察)、结果申诉复核、建立劣质教辅黑名单及快速退出机制。利用技术手段,建立教辅使用效果的大数据追踪评价,让市场反馈与用户口碑真正影响目录存续。
3.AI技术赋能破解困局
探索优质数字教辅资源平台,在可控成本下提供更丰富的、分层分类的内容。利用AI技术实现个性化推送与精准练习,或许能在减轻负担与满足多元需求间找到新平衡点。
未来,依靠AI生成个性化教案,借助教育大模型精准分析学生学习情况会越来越多。
以前我们总说“因材施教”,但咱们书店能做的,不过是把同样的习题册卖给不同的学生。可现在的AI,真能把这句话变成现实:
北京海淀的学校用AI分析20万份作业,数学弱的学生自动推微课,作文差的孩子秒得模板,课堂效率直接涨40%。深圳用AI批改作文,连孩子藏在字里行间的逻辑漏洞都能揪出来,准确率最高达90%。
更扎心的是,用AI来学习的行为已经开始渗透入学生的学习中了。据中国青年报社调查,在参与调查的1974 名中小学生中,35.9% 的受访中小学生经常用 AI 写作业或找答案”。店里那些标着“名师解析”的练习册,在孩子们眼里,可能还不如手机里一个能说话的AI助手。
4.提供优质免费线上资源,并加强教师培训
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提供替代资源,像江西那样,组织优秀教师编写免费资源,作为目录外教辅的替代。同时要提供培训,提升教师校本作业设计能力,减少对教辅的依赖。
这场教辅困局犹如一面棱镜,折射出教育改革深水区的复杂生态。当政策制定者执着于规范市场乱象时,是否考虑过教育现场的“动态复杂性”?当我们在遏制教辅泛滥时,是否制造了新的有效知识信息的供给荒漠?
说到底,整治教辅腐败是对的,但不能让“反腐”变成“反教”。真正该反的是“靠教辅吃回扣”的腐败链,而不是“用教辅搞教学”的老师和学生。政策要有牙齿,也要有温度。
教育的真谛,在于平衡标准化与个性化、控制与自由、规范与创新。或许该重新思考:与其让教辅成为教育战争的武器,不如将其转化为教育创新的载体。毕竟,真正的好教育,从不会把师生困在过时的地图里寻找新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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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智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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