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民国爱情故事,陆小曼仿佛一直都和徐志摩的名字“绑定”在一起。他们的爱情,一直以来都备受争议,原因无他:两人相识的时候,陆小曼还是他人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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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徐志摩和陆小曼当时的丈夫,还是好友。那么她的丈夫究竟是谁呢?他就是王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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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王庚和陆小曼的缘分,就要追溯到1922年了。当时,他和陆小曼在北京结婚,圈子里都是对这对璧人的祝福,毕竟两人门当户对又郎才女貌。
1921年的时候,王庚就已经是陆军上校了,26岁的陆军上校,谁见了不说一句“年少有为”?王庚在官场顺风顺水,个人问题也被提上日程。那会儿的达官贵人都讲究“门当户对”,唐在礼夫妇看着王庚一表人才,就想起了陆小曼。
陆小曼是谁?北京城没人不知道。她爹是赋税局局长,家里有钱有势。更不用说她从小就在圣心学堂念书,英法双语都说得很出色,毕业后在北洋政府当翻译,接待外国使节时落落大方,胡适都说她是“北京城不可不看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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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人长得漂亮,性格活泼,每每在舞会一出现,总能吸引全场目光。唐在礼夫妇牵了线,王庚和陆小曼见了面。陆家父母一看王庚,年轻有为,家世清白,还是留洋回来的军官,十分满意。
陆家父母一口答应了王家的提亲,从订婚到结婚,前前后后也没用多长时间。1922年,婚礼在北京举行。当时的排场真是十分盛大,来宾更是各个身世显赫,就连报纸上都争相报道:“一代名花落王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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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谁也没想到,婚后的日子,跟王庚想的不一样,也跟陆小曼盼的不一样。
王庚是军人出身,生活里带着股子“硬气”。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要么去军营操练,要么在办公室处理公务,晚上回来也是看文件到深夜。在他看来,男人就该拼事业,给老婆挣够吃穿,就是对家庭负责。
可在陆小曼眼里,这叫“没情趣”。陆小曼过惯了热闹日子。婚前就天天跟朋友去舞会、听戏,婚后被圈在家里,对着空荡荡的院子,心里更是憋得慌。她跟王庚提过:“我想出去跟姐妹们聚聚。”王庚总说:“家里啥都不缺,老往外跑像什么样子?”
次数多了,陆小曼也懒得再跟他说那么多了。
1924年,王庚被派去哈尔滨当警察厅长。他想带着陆小曼一起去,可哈尔滨天寒地冻,陆小曼去了没几天就想家。她跟王庚说:“这儿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待着难受。”王庚心里舍不得,可看着老婆红着眼圈,还是松了口:“那你回北京吧,我有空就回去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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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了北京的陆小曼,还是觉得日子没什么趣味。王庚怕她孤单,就特意托了自己最信得过的朋友徐志摩,让他多照看着点:“志摩,你跟小曼都爱热闹,你多带她出去散散心,别让她一个人闷坏了。”
王庚当时觉得,朋友之间互相帮衬是应该的,压根没往别处想。
徐志摩跟王庚是通过梁启超认识的,他们都是梁门弟子,平时称兄道弟。徐志摩是诗人,浪漫得很,跟陆小曼一聊就投缘。
陆小曼跟徐志摩在一块儿,觉得自己又活过来了。徐志摩会陪她去看戏,听她抱怨,还会写些情诗给她。有次陆小曼说想看昆曲,徐志摩立马找朋友搭班子,亲自上台唱了一段。这些,都是王庚从来没给过的。
时间一长,他们就越走越近。街坊们开始有闲话,说“陆太太跟徐先生走得太近了”。王庚在哈尔滨听说了,心里不是滋味,可他总觉得“朋友妻不可欺”,徐志摩不会做这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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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有天,他收到北京朋友的信,说俩人在新月社出双入对,跟夫妻似的,王庚手里的笔“啪”地掉在桌上。
1925年,王庚调回上海,赶紧把陆小曼接了过来。他想好好过日子,可陆小曼的心已经不在他这儿了。有次王庚跟她说:“你在家等我,我回来有话说。”
结果唐瑛来找陆小曼吃饭,陆小曼想去又不敢,唐瑛打趣她:“都说你丈夫怕你,原来是你怕他啊。”这话戳中了陆小曼的软肋,她一赌气就跟唐瑛上了车,刚出门就撞见回来的王庚。
王庚当着众人的面红了眼:“你是不是人?说定的事不算数?”陆小曼觉得委屈,跑回娘家哭。陆父听了也火冒三丈,说:“这日子没法过了”,他表示支持女儿离婚。
那会儿徐志摩也在跟老婆张幼仪闹离婚,他找到刘海粟帮忙。刘海粟自己也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架不住徐志摩软磨硬泡,先去劝陆母:“阿姨,您疼小曼,就该让她找个贴心的人。”陆母本来挺喜欢王庚,可架不住女儿以死相逼,最后叹了口气:“随她吧。”
刘海粟又摆了桌酒,叫上王庚、陆小曼、徐志摩和几个朋友。一桌子人谁都不说话,气氛僵得很。张歆海先开口:“我就是当年逃婚,才找着幸福,来,为自由干杯!”刘海粟跟着说:“新时代了,婚姻得自己做主。”
王庚端着酒杯,手都在抖。他看着陆小曼低着头,徐志摩一脸期待,心里也明白了这次是为了什么,“行,我成全你们。”王庚放下酒杯,声音哑得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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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底,王庚和陆小曼办了离婚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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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后的王庚,日子一天不如一天。那时候,他正代表北洋政府在上海买军火,跟白俄商人谈好了价钱,把钱交出去,对方却卷款跑了。北洋政府不分青红皂白,把王庚关了起来。在牢里的日子,他怎么都想不通,自己兢兢业业,怎么就落到这步田地?
出狱后,王庚的身体就垮了。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他带兵抵抗,却被人诬陷“通敌”。更有谣言说他“为了见陆小曼,把布防图给了日本人”。后来国民政府查清了,说“确无通敌证据”,可他的名声还是毁了,最后还是以“擅离职守”的罪名被判了两年半。
在牢里,王庚得了心脏病,稍微动气就头晕,同事们背后叫他“王头”,说“看,王头又量地皮了”(指他晕倒)。可他从没抱怨过谁,出狱后还是该做什么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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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国民政府派军事代表团去美国,王庚因为懂英语,又跟艾森豪威尔是同学,被选进了代表团。出发前,他身体已经很差了,医生说:“你得好好休养”,可他摆摆手:“国难当头,哪能顾得上自己。”
没想到,途经开罗时,王庚的肾病突然发作,倒在盟军医院里,再也没醒过来。那年他才48岁,身边没一个亲人,就这么客死他乡。
如今再看王庚的故事,还是难免让人唏嘘,这样一个西点军校的高材生、保家卫国的军人,竟然就这样仓促地结束了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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