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陈建军: 毕业一年, 我名列省里“第三梯队”

陈建军，1954年生，修过湘黔铁路，当过6年工人，1982年毕业于贵州财经大学。曾任贵阳市白云区委常委、宣传部长，省委讲师团《理论与当代》杂志社副主编，后兼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再后耐不住寂寞奋身跃向大海。自嘲一介寒士，自诩半个书生，有空气与阳光可尽情享用。

原题

“第三梯队”那些事儿

作者：陈建军

01

大学毕业一年后，

我进了省直机关厅级

第三梯队后备干部名单

我1982年毕业于贵州财经大学（原贵州财经学院）。

当年底次年初，贵州省委宣传部和省高教办组成联合调查组入驻贵州大学，开展领导班子、教师队伍、学生队伍思想状况调研。带队的是省高教办一位姓付的处长，外加高教办一位叫李劲的工作人员，省委宣传部派出的只有在理论处工作的我一人。

刚走出大学校门，就以“钦差”身份访问异校师长学弟学妹，多少有那么几分不自在的感觉。

调查分个别谈话、座谈会、问卷调查三种形式。参加调查的就三人，除与校领导个别谈话有时由付处长单独谈外，其他活动我都参加的。人贵自知之明，初出茅庐，不知轻重，只带耳朵不带嘴。在教师座谈会上，几个老师共同爆了一个猛料：外语系学生开放得出格，奉行流行于20年代前后苏联“杯水主义”的性道德理论，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满足性欲的需要就像喝一杯水那样简单和平常（列宁曾对此作过尖锐的批判）。有的女生集体宿舍睡觉后留门，男生悄悄溜进来，放下纹帐，自成一统，悄无声息完事后，又悄无声息离去。听得我面红耳赤的。

历时二十来天，调查阶段结束，主报告由付处长执笔撰写。非常奇怪的是，收回的800多份问卷调查表，除付处长翻看过一两个小时外，居然堆在一个角落无人问津。这可是宝贝啊！调查组没宣布解散，我还没回部里上班，闲着无事，正好自个儿进行统计分析。

问卷调查表我参加讨论的，问些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各个问题之间有无相关性、正相关还是负相关、相关性强弱，如何才能构建一个相对完备的体系等等了然于胸，一头扎进去，分门别类，一张一张，加班加点做统计，忙得不亦乐乎。

在这个基础上，对应分别领导班子、教师、学生三大块，整理撰写单行材料，没走调查组这条线，径直报送宣传部。没多久，听部研究室一位处长说，我报送的三份材料作为内参资料摆上了省委常委案头。不是我有多大能耐，而是三个单行材料，既有个别谈话、座谈会提供的鲜活事例，又有统计基础上的定量分析，有血有肉，有理有据，具有一定价值，这才引起了重视。

后来回想，十之八九，主要正是由于这事，1983年贵州省直机关选派21人还是23人作为厅级第三梯队后备干部到基层挂职锻炼时，我名列其中。

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常征，分管理论处。常部长对我有知遇之恩，直到现在，我仍然视常征为恩师。常部长对我谈到过如何克服校方阻力把我挖到宣传部，后来又谈到过如何和贵阳市委组织部反复交涉才把我要回来，但从没谈到过推举第三梯队的具体情况，只是说最初准备把我放到贵州新华印刷厂任团委书记，后来觉得这个平台锻炼面太窄，才改为放到贵阳市白云区的。我毫不怀疑，事由应该如前所述，推举人则非常部长莫属。

02

我在努力为人们的

美好生活遮风挡雨，

有人背刺我穿西装上班

初到白云区，正值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如火如荼，不久随即又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活动。这两件事，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我是在后来见识一些风雨后，才逐步形成自觉认识的。那时与其说是觉悟有多高，不如说是主要凭借一个党员的本能办事。

遇到的事千奇百怪：区公安分局干警，拿着剪刀，守在电影院门口剪喇叭裤大裤脚，说是精神污染；幼儿园老师教娃娃跳迪斯科，家长跑来告状，说是资产阶级糜糜之音；乡团委书记给乡党委书记提意见，被斥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区文化馆一位搞摄影的职工，收藏有一本人体裸体画册，被举报是黄色书籍……

我目睹一位乡党委书记，骂村干部比骂儿子还凶，村干部却都服服帖帖的，连连点头称是，没有一丝半点怨言。我哪有这位书记那么高的威望，倘若开口骂娘，说不定会把我给生吞活剥了，只能平和委婉然而旗帜鲜明表明我的态度，分别情况，有的制止了，有的解释、说明、纠正了。

自然，原则问题是不能含糊的。区委区政府所在地大山洞，公安部门在一个录像厅收缴了正在热映的一盘录像带，不敢擅自定性，报上来由区人大唐主任和我一起审片。播出的画面谈不上任何故事情节，男女生殖器和交媾的特写镜头一个接着一个。看了十多分钟，我作出了判断：传播淫秽色情的录相带。唐主任点头认可。公安等的就是这句话，马上就把人抓了起来。

就在同一时间，省委宣传部到省委组织部告我状的人去了一拨又一拨。据组织部的人透露，归结起来主要有三条罪状：

一是凭关系走后门进的第三梯队。我是在到白云区后，才和一位部领导的女儿谈恋爱的，怎么说也八竿子打不着。真实情况只能是常部长抬爱，并得到了部务会通过认可。可我从没给常部长送过一分钱的礼，这也能叫拉关系走后门？

二是宣传部那么多人，我太年轻了，缺乏充分考察。后来，我在省委讲师团工作时，1992年省委组织部来团里考察领导班子，有人提议讲师团设一个副厅级的教育长，由我担任，同样被组织部以我任正处才三年资历还浅给否了。因此，这条没毛病，无可辩驳，我心诚悦服。

三是我在部里上班时穿西装。这就有点搞笑了。我是带薪上大学，那时农村同学每月生活费只有十多元，我月工资42元，阔绰得很。然而，大二时我穿的裤子，屁股上还有一个圆圆的几乎和整个屁股面积相当的大补巴。直到现在，我全身上下衣装很少超过200元。这倒不是装穷叫苦，而是一旦穿好一点，就感觉是在装魁习魁无聊包装，浑身上下不自在。我对衣着从来就不讲究，奇装异服就更和我无缘。西装是我大学毕业前在无锡实习时花49元买的，的确穿它上过班，至于可不可以这样做，时至今日如果再作辨解，那就多此一举了。

刚到白云区，我担任的职务是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大约半年后，白云区召开第一届党代会，经贵阳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由贵阳市委组织部提名我出任区委常委。按规定，党员必须党龄满三年后，才能担任县级党委领导职务。我是1982年3月在大学入的党，党龄只有一年多，市委组织部做工作，解释说是工作需要云云。就这样，我高票当选区委委员，在区委一届一次全会上全票当选常委，任宣传部长，分管全区文教卫体科。

直到这时，告状的人终于偃旗息鼓。

03

经验出在点上，不好说

这话有没有投机取巧之嫌，

细想，以点带面，不正是我党

行之有效的传统工作作风吗

区人武部一位分管政工的刘副部长，曾经推心置腹地对我说过：宣传工作要想遍地开花很难。经验出在点上，认真总结推广点的结验，带动和指导面上工作，是宣传口的必由之路。我对这话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在我出任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后，有了事权，常部长对我下达了一条指示：在白云区开展全省干部正规化理论教育试点。无巧不成书，只能说是天作之合。

1984年全省宣传部长会议，指定我介绍试点经验。那时，全省30岁以下担任县级党委常委、宣传部长的，只有罗甸县的王松和我两人。贵阳市和六盘水市分在一个小组。毕竟年轻，让人不放心，小组召集人非要我在小组会上试讲彩排。

早在当工人时，我就作为工人阶级代表，在两万多人的大型集会上讲过话，讲并不怵，但试讲总提不起精神来，讲得不好，大家不由得为我捏了一把汗。大会正式登台演讲时，自然而然变得精神抖擞，有了非我莫属的气概，从容不迫，侃侃而谈，获得了真诚嘉许的热烈掌声。

这次会议，印发了时任省社科院社会所副所长叶小文团队的文明村建设调查报告。认真读一遍下来，大吃一惊，和常见的八股文陈词滥调截然不同，紧密联系实际反映出来的理论深度，为我所深深折服。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告诫自己不能做井底之蛙，没有任何理由妄自尊大。

文明村建设是当时宣传口的重头戏，我自然也得亲历亲为认真抓。我先去到麦架乡一个村，粗看上去，文明村建设所要求硬件基本都到位的，由于底子薄基础差，做的却多是表面文章。

在那里，我遇到父母双亡的姐妹俩，姐姐13岁，妹妹11岁，虽然开朗阳光，勤快好学，日子过得依然很艰难。我掏了50元给她们（相当于我拿的副县级75元左右月薪的2/3），嘱咐买两头小猪崽，喂大了一头卖了换点油盐，一头杀了留着自己吃。

我转而选点都拉乡都拉村。都拉村是乡政府所在地，紧邻贵阳车辆厂，村支部、村委会凝聚力强，人们思想开放，专业户搞得有声有色，各方面基础比较好。我蹲点两月有余，参与、指导文明村建设主要过程，写出《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建设文明村》的调查报告，刊发在省委宣传部内部刊物《宣传通讯》。

后来，贵阳市在都拉村召开了文明村建设示范总结会议。1985年，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前往都拉村考察，对都拉村文明村建设作了肯定。

老部长汪小川在省委宣传部有着很高威望。离开贵州时，汪小川深情地说：全省八十多个县区，我下决心每个县区都至少跑上一遍。很高兴，我做到了。受前辈激励，我也不喜欢待机关，只要一有时间，就想着往乡下跑，找老乡拉家常。

1985年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下发时，我和一个村的农民混成了朋友，什么话都愿意对我说，掌握的一手材料丰富，写了一个宣传贯彻一号文件的情况反映。报到省委宣传部后，最初是走内参报送省委常委的，时任省委副书记丁廷模看过后，大笔一挥批了一段话，大意是说宣传部门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是在《宣传通讯》刊发丁的批语和情况反映全文后才知道的。

白云区不大，面积270平方公里，那时常驻人口13万多（顺便说一句，现在，常驻人口低于10万的有200多个县），其中，中央、省、市在区企业17家，职工和家属占了接近一半。主要仰仗贵铝税收，区级财政相当有钱。我和贵铝、七建党委宣传部，也联合开展过一些活动。

1985年，区委书记杨应林经过深思熟虑，郑重提出从工矿区的实际出发，为了有利于工作，白云区以撤区建市为宜。区委常委会讨论通过后报到市委，市委书记李万禄参加了一整天的区委常委会听取意见，后来不知道卡在哪个环节不了了之。杨书记那时50多岁，自知即将退居二线，办成这事是他最后的夙愿，不曾想终究成了老书记莫大的遗憾。

04

在白云区的岁月，留给我的

是美好温馨的记忆，

每每想起点点滴滴的细小琐事，

都能品出别样滋味

改革开放初期，人们不富裕，国家也穷。直到我出任常委后，才给区委宣传部和区委党校配备了一台合用的吉普车。一次我在沙文乡，区里召开临时常委会，找不到一台可用的车，只得派了一辆摩托来接我。电话联系又不方便，绕来绕去接到我回到区里，常委会为我迟到已经推迟了足足两个小时。

那次常委会讨论的事项之一，是都拉乡出产大理石，有位港商拟出资90万投资建厂，报到省里一个部门后卡着了，眼看新批的一批项目很快就要公布，乡政府急了，提出送一件茅台酒，报请审决。议来议去，无可奈何，只得默认。不久，港商送给区长帅开诚两条“三五”牌外烟（时价33元/条），帅推辞不掉，又不能独吞，只得在吸烟的副区长以上干部中每人分了两包。

一次开展全区爱国卫生运动大检查，一帮女孩、二伯妈，跑到我住的单身宿舍，非要我开门检查，看看地面，摸摸桌面，嬉嘻哈哈呼拥而去。我是大检查领导小组组长，布置工作时可没要求入户检查呀？愣在那里，唉，胆儿肥了，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双休日制度是1995年5月1日开始施行的，那时只休星期天，我很少回市里。一天，我在传达室取了报纸，边看边往三楼办公室走。尿急，上卫生间，愣是找不到熟悉的小便池，刹那间恍然大悟，原来是走到二楼女卫生间了。顿时大惊失色，倘若正好有女生上卫生间，我岂不是趁放假没人，尾随而至，图谋不轨？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

还是发生在卫生间的故事。按规定，非常委的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列席同级党委常委会。一次，在常委会上，区人大唐主任庄严宣布：从此戒烟。县区级常委工资并不高，大多还要养家糊口，抽的烟以“朝阳桥”牌子为主，偶尔有“乌江”牌的，就是好烟了。在下一次常委会时，我上卫生间，正好瞅见唐主任躲着抽烟，回到会议室我勇敢揭发检举了，惹得哄堂大笑，唐主任苦笑着，接过了我递上的乌江烟。

我在都拉乡蹲点时，一个星期天，区劳动局布依族王局长，拉我到他老家下水村喝酒。那时没现在这么多规矩，我欣然应允。中午时分酒局开始，就几个爷们，看上去酒量也稀松平常，再说又是度数不高的米酒，自忖无妨，大约八钱的酒杯，放了心开怀畅饮。酒至微醺，左邻右舍，唱着歌、跳着舞来敬酒。酒劲已经上涌，盛情难却，只得又喝三杯。

再后，儿子、儿媳登场，跪在地上敬酒，不喝不起来。王局长说，这是布依族对尊贵客人的最高礼节，您老人家就看着办吧。还能咋办？我“小人家”已经被架到火上烤了，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一仰脖子，最后三杯下肚。王局长提出由他送我回乡政府。

我能认这个怂吗？“没醉，没事，不用送”。强撑着以貌似平稳的步履告别，走不多久，踉踉跄跄，摇摇晃晃，躲进路边一个小树丛，倒也，倒也，一觉睡到月芽初上才回到乡政府。

省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的亲戚，大学毕业后分在乡小学教书，托我把她调到区里。我转托区教育局局长办理，过了一二十天，还没动静。恰逢开展整党活动，我通知这位兼任局党支部书记的局长，召开局机关全体党员整党动员大会，我参加。大约过了一个星期，那人就调大山洞小学上班了。凭心而论，我真不是想以势压人，也不是在耍什么手腕，以权谋私也好，人之常情也罢，我承认，并没为这事后悔过。

05

流光容易把人抛，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1986年4月下旬的一天，我在全区宣传工作会议上作总结讲话。马上就要结束在白云区的任职，讲话放得开，题目径直就叫“树立宣传部门的权威”。散会后，区法院院长拉着我：知道你不久就要提拔担任区委书记，提前来给你汇报工作。我笑了笑，明天一早我就要回省委宣传部了。

第二天早上，时任区委常委、组织部长的李汀请我去家里吃饺子，算是送行。按惯例，进常委的组织部长列名宣传部长之前，有点奇怪，我们那届常委，我却列名李汀之前。我离开白云区后不久，李汀升任区委书记。90年代中后期，李汀再次升任贵阳市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

回部里报到的当天，常部长和我谈话：省委讲师团组建不久，缺干部，决定调你到讲师团，任《理论与当代》杂志社副主任（副主编）。

生活，揭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