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小小的虫，如何俘获中国人的心？

▲无人机拍摄的江苏省海安市蚕桑专业农户在桑田里摘采新鲜桑叶。蚕作眠前期和后期需要喂食大量新鲜桑叶。 图源：视觉中国

长江流域栽桑养蚕的历史悠久，丝绸品类繁多，在我国蚕桑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桑蚕对于中国人如此重要，但很多人却对它有刻板印象。看完本文，你会得到下面三个问题的答案：

为何提起丝绸，我们现在只会想起四川、江浙这样的长江流域地区，而忽略了黄河流域？

种桑养蚕的行为在长江流域最早可以追溯到何时？

当代，我国为何又要实施“东桑西移”工程，将桑蚕产业向西部转移？

江南地区的蚕桑起源于新石器时期

早期长江中下游地区，蚕桑业的兴起大致分为两个阶段，新石器时期集中于下游三角洲地带的江南水乡，春秋战国时期扩大到长江中游并以两湖地区为中心。

1958年，在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县（现为吴兴区）钱山漾遗址的第二次发掘中，出土了一批丝织品，其精细程度可以证明当时缫织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考古学家对其所用茧丝进行分析鉴定后，确定是家蚕丝而不是野蚕丝，说明当时已完成对野蚕的驯化，实现家养。截至目前，钱山漾出土的丝织品是长江流域出现丝绸的最早实证，曾被认为是世界上发现最早的丝织品，钱山漾遗址也因此被称为“世界丝绸之源”。

此外，在河姆渡遗址还出土了纺织工具，证明当时的河姆渡人可能已经初步掌握了缫丝和纺织技艺，可以用比较原始的工具进行纺织作业。这一发现与钱山漾遗址出现家蚕丝织品相呼应，即在距钱山漾遗址之前2000年，长江下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开始了对野蚕的家养和原始的纺织，并逐渐实现了野蚕驯化家养和缫丝织绸。

▲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汉代素纱禅衣，重量仅不到50克，是中国丝织品的巅峰之作之一。 图源：视觉中国

从始蚕神话传说到汉代丝织奇迹

长江上游是嫘祖始蚕故事的发源地，相关传说可追溯至距今约5000年的黄帝部落时期。朱熹在《通鉴纲目》中记载：“西陵氏之女嫘祖为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虽“西陵”具体位置无明确记载，但长江流域嫘祖传说分布广泛，“西陵”地名亦有多处。

除了神话传说，上世纪川渝地区还发现了先秦蚕桑相关遗迹，例如四川省成都市交通巷出土一件具有殷周风格的青铜戈，其上用生动的蚕形象图案作装饰，说明这里先秦时期的丝绸文化并非空白一片。东汉蜀锦兴起后，成都丝绸影响遍及全国，已经形成了以蜀锦为代表的西部丝织业中心。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的三星堆，是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古蜀文化遗址，近年来发现了大量丝绸残留物。四川古时称为蜀地，“蜀”的本意是指蚕，古称“桑中蚕”。自2020年以来的三星堆祭祀区发掘研究中，4号坑土样发现纺织品，检测到蚕丝蛋白信号，判定为丝绸残留物。虽多为炭化残痕，但可辨识出绢、绮、编织物等，显示当时丝织技术已较发达，可见以三星堆遗址为中心的蜀地也是我国蚕桑的起源地之一。

▲杭州蚕农在现代化养蚕大棚里检查蚕茧。图源：视觉中国

春秋战国是我国蚕桑业兴起的重要时期，迄今所发现的战国时期丝绸实物基本都在湖南和湖北。1982年发掘的江陵马山一号墓，虽系战国中期一座小型墓，却出土丝织品152件，几乎包括了战国时期丝织品的全部品种。因其数量之多，品种之全，获得了“地下丝绸宝库”之美誉，丝织品的色泽花纹以及其本身反映出的织造技术都令人称奇，可见春秋战国时期长江中游地区蚕桑业空前发展的盛况。

1972年发掘的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单幅丝绸46卷、成件衣物58件及11件丝绵袍。其中“素纱襌衣”以精缫蚕丝织造，仅重49克，轻若烟雾，代表西汉丝织最高水平。该墓出土丝绸数量多、品种全，堪称汉代蚕桑丝绸生产的百科全书，体现了汉代蚕桑丝织技术的高度发展。

▲杭州蚕农在现代化养蚕大棚里检查蚕茧。图源：视觉中国

宋代江南丝绸中心的形成

同我国经济中心南移现象一样，许多学者认为中国蚕桑丝绸的发展也有一个中心南移的过程，即在宋代从北方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下游江南一带，形成了江南蚕桑丝绸中心。

人口的南迁为江南蚕桑业的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和北方地区的丝织技术，促进了宋代江南丝绸生产的发展，使其成为与黄河流域和长江上游的四川并驾齐驱的新丝绸生产中心。

▲各种江南丝绸展示。 图源：视觉中国

江南自宋代成为全国三大丝绸生产中心，到明后期成为全国最重要的丝绸生产基地，蚕桑丝绸商品生产日益兴盛。南宋时，杭州、苏州、湖州等地已有“机坊家”“织罗户”等专业机户，开展丝绸商品生产。在湖州等地，不少农户从事蚕桑织绢副业生产，产品绝大部分作为商品出售以换取粮食。

明后期，气候变冷，地球进入小冰期，适宜种桑养蚕的地域南移。太湖地区地势低洼，气候潮湿，特别适宜栽桑缫丝织绸。由于种桑缫丝收入大约三到四倍于种稻，所以湖州、嘉兴、苏州、杭州等地广大农户纷纷将种植水稻的“田”改为栽种桑树的“地”。到康熙二十年（1681）前后，杭嘉湖三府田减了1463顷，而地升了1671顷。各地蚕桑生产极为兴盛，几乎“无不桑之地，无不蚕之家”。

明清时期，苏州、杭州等江南城市集中了全国最主要的官营织造机构，承担了大部分官用缎匹的生产，成为全国无与伦比的官方丝绸生产中心。明代江南地区约有1.5万张织机，清代前期约7—8万张织机，生产各类绸缎，销往全国，也经海上丝绸之路等途径走向世界，最具代表性的湖州“辑里丝”在世界各地享有盛誉。

▲中国丝绸的灵魂源于蚕丝，这种由桑蚕吐出的天然蛋白质纤维，截面呈三角形，能折射柔和的珍珠光泽。其细度仅为发丝的十分之一，却兼具轻盈与强韧，拥有卓越的吸湿透气性与温控能力，被誉为“人体的第二层肌肤”。 图源：视觉中国

江南地区的蚕俗文化

数千年来，江南地区蚕区农民的种桑养蚕、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社会交往等无不渗透着蚕桑生产的影响，逐渐形成蚕乡独特习俗。其在历史中不断衍化并绵延至近世，反映了古代江南蚕农的观念意识和思想情感。

江南民间与育蚕相关的祀神活动由来已久，每当育蚕季节到来，蚕乡人们都要祭神，祈祷蚕事有成，待蚕事完成又有谢神仪式。南宋楼璹《耕织图》中即有《祀谢》一首：“春前作蚕市，盛事传西蜀。此邦享先蚕，再拜丝满目。马革裹玉肌，能神不为辱。虽云事渺茫，解与民为福。”随着当地蚕业生产不断发展，祭祀蚕神之类的活动日益成为蚕农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藏品汉代《鎏金铜蚕》，出土于陕西省安康市石泉县。 图源：视觉中国

每年农历三月和四月，是治蚕之家最为繁忙的季节，俗称“蚕月”。育蚁、饲桑、防病、收茧和选茧留种等主要蚕事均在此时完成，形成蚕乡蚕月“家家闭户，不相往来”的特殊习俗。这一习俗早在宋代即已形成，范成大诗中“采桑时节暂相逢”，即指此而言。此时家家育蚕异常忙碌，只有当外出采桑才能偶然相遇。不仅乡里蚕农如此，就连官府也为之“罢征收、禁勾摄”，一切催科刑狱公事概行停止。只有桑叶买卖双方产生纠纷时例外，“当道亟为伸理，不胶于蚕月之禁”。

蚕业生产还影响到江南农家岁时节日及生活，形成有关风俗。蚕农最重清明节，因清明一过便是蚕月大忙。清明节前一晚，蚕乡家家“食螺谓之挑青，以壳撒屋上，谓之赶白虎。爆竹之声略如除夕”。挑青吃法得用针等设法把螺蛳肉挑出来吃，俗称“挑青娘”，此处“青娘”指蚕妖，它能使蚕染病不能吐丝，故“挑青娘”寓意把病蚕挑走，祈求今年蚕事无病。吃罢后要把螺蛳壳用力抛洒在瓦楞上，又名“赶白虎”，其声响可以驱赶蚕室的老鼠，也寓意把蚕的灾星“白虎”赶走，吉祥之神就会来临。此外，蚕乡还有清明轧蚕花、扫蚕花地，端午谢蚕花、腊月十二蚕花娘娘生日等特有习俗，体现了蚕桑业生产在人们生活中的深深烙印。

蜀绣又称川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蜀绣的魅力在于千变万化的针法体系，通过不同针法的组合，可逼真呈现山水、花鸟、人物甚至水墨晕染的意境，被誉为“以针代笔，以线代墨”的立体绘画。 ▲图源：袁蓉荪

东桑西移，生产空间分布变迁

我国古代蚕桑主产区集中于今山东、四川、重庆和江浙地区。上个世纪，江苏、浙江、四川为三大蚕区，与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等省形成长江流域蚕桑产业带，蚕茧产量一度达到全国80%以上。但随着江浙地区等地区经济的发展，土地和劳动力需求增加，长江下游蚕桑产业受到巨大冲击，桑园面积和蚕茧产量不断缩减。

而我国西部地区土地和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为保障我国在丝绸贸易大国地位，提升西部较落后地区的经济收入。2006年，国家实施“东桑西移”工程，推动西部蚕桑产业发展，加速长江下游产业变迁。近年来，广西成为我国蚕桑生产第一大省，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和集中的趋势愈加明显。

古代栽桑养蚕主要是为了获取蚕丝和制作丝绸，但随着对蚕桑资源的深入研究开发，现如今桑、蚕、丝都有了许多新的应用。桑叶除了是家蚕的天然饲料，还可加工成桑叶饲料用于畜牧、家禽和鱼类养殖。桑椹既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加工成果干、果酒、酸奶等产品。家蚕全身都是宝。蚕蜕、蚕沙、蚕蛹、蚕蛾、白僵蚕等均是传统中药材。蚕蛹营养丰富，口味鲜美。蚕丝除了传统用于制作蚕丝被和丝绸服饰，近年来蚕丝蛋白的应用研究遍布洗护美妆、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

▲中国丝绸以其“柔、精、美、韵”的独特气质，成为世界纺织史上无可替代的东方瑰宝。 图源：视觉中国

从新石器时期起源至今，长江流域蚕桑产业技术创新，蚕桑文化经久不衰、历久弥新。我们应在传承保护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蚕桑文化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科技等方面的作用，充分发挥蚕桑文化的当代价值，从而实现蚕桑文化在中华大地上的绵延赓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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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康静 王旭辉

美术指导：崔玮

美编：方曌

校对：段海英

审核：柳向阳

来源：《中国三峡》杂志 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