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两次入党（鉴铭）

1958年，67岁的郭沫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很快，郭沫若就将入党后的感想写成一篇文章，发表在1959年元月3日的《中国青年报》上。这就是当时及后来为许多书籍收录，并广为报刊引述的《学习毛主席》……

1958年，67岁的郭沫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年12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这样一条报道：“中央国家机关党组织增添新力量三百余名优秀分子光荣入党———郭沫若、李四光、李德全、钱学森等同志开始过党的生活。”很快，郭沫若就将入党后的感想写成一篇文章，发表在1959年元月3日的《中国青年报》上。这就是当时及后来为许多书籍收录，并广为报刊引述的《学习毛主席》。

当时的郭沫若，在青年人中是有很重要影响力的。他在文章中这样说：“近几年来，我内心有件很遗憾的事，就是有些青年朋友在说：‘郭沫若也没有入党，我何必争取入团？’他们认为不加入共青团和共产党，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在热气腾腾的全国“大跃进”中，人们的思想也热情高涨起来。当时的一些青年大约觉得有责任帮助名气很大的郭沫若，便纷纷去信问他为什么还没有入党？上海的一位青年信中说得还有意思，是要和郭沫若进行比赛：看自己先入团，还是郭沫若先入党。在这样的情况下，郭沫若在《学习毛主席》文章中当然得表明态度：“这都说明许多青年同志在关心着我的思想立场。我接受了很多青年同志们的鼓励，每逢我接到他们的信，我便告诉他们说，我是在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入党。”他还这样向青年们表露心迹：“这些青年朋友当然无从知道，做一个共产党员在我是长久以来的最大愿望。由于我的表态，使他们没有完全认识到：一个全心全意为人们服务的人，必须永远是个政治上的积极分子。入了团，人了党，就能更好地受到组织的教育和监督，在正确的道路上更好地学习和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因此，我经常感到遗憾，觉得有无党无派的郭沫若存在，似乎误了一部分青年。现在党批准了我入党，我为自己庆幸，也为一部分青年同志解除了误会而庆幸。让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吧！”

这样表白感激的话，在同一篇文章中还出现过一次：“现在党组织审查批准了我和其他一些同志入党，这是我终生的幸福。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我要和千百万党员同志一道，在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我要为党的最高理想———建设共产主义贡献出毕身的力量。”

由《人民日报》的报道和郭沫若文章中的表白（“我是在积极创造入党条件争取入党”；“做一个共产党员在我是长久以来最大愿望”；“我经常感到遗憾，觉得有无党无派的郭沫若存在，似乎误了一部分青年……”）我们可以明确知道，郭沫若是在1958年12月时入党，并且在此前，他一直是在积极争取加入的。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逝世。党中央当时给予他的评价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贞不渝的革命家和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郭沫若追悼大会的悼词中，有两句与我们前面引述情况完全不一致的话：“（郭沫若）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同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是1958年，一是1927年，先后相差31年，这是怎么回事，这种变化又是如何引发的呢？

郭沫若逝世的当月，其夫人于立群便写出一篇纪念文字：《化悲痛为力量》。在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早在北伐期间，沫若就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工作；后来，沫若又参加了周总理、朱委员长领导的南昌起义，就在南下途中，周总理和李一氓同志介绍沫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立群的文字可以看出，郭沫若是在革命处在特殊时期及环境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为1927年。那么，为何1958年，郭沫若又大张旗鼓地以“无党无派”身份再次入党呢？

据当时有关当事人记述，郭沫若去世之后，乌兰夫、方毅同志前往看望于立群，表示对郭沫若的沉痛哀悼和对家属慰问。当时，乌兰夫询问于立群对郭沫若后事有什么意见时，于立群表示没有任何意见，任何要求，一切听从党组织安排。方毅怕她有什么顾虑，鼓励她说：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出来。于立群低下头考虑了一阵子，才慢慢地说：只有一件事，郭老生前从来没有提过，应该向党报告，请党考虑。“就是郭老党龄问题。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在行军中由周恩来同志李一氓同志介绍郭老入党，这件事许多人都知道的。大革命失败后，郭老去了日本，不少人认为郭老自动脱党；1958年报上发表郭老重新入党的消息，举国皆知，误认为这时郭老才是共产党员。事实不是这样的。郭老去日本以前，周恩来同志代表党曾经和郭老谈话，告诉他这是党中央的决定，派他去日本，党籍保留。郭老不是自动脱党。郭老不计较个人的事，所以多少年来，一直不提。我希望党考虑这个问题。”

郭沫若1928年亡命日本，他在后来的回忆《离沪之前》中这样记述：“又要登上飘流的路……觉得不安……心中涌出无限的烦恼。”“豪兄不来，一时也不能动身。恐怕十一号不一定能够走成”。这“豪兄”，便是周恩来（周一化名“伍豪”，一些相知者有时在希望保密的情况下便以此相称）。看来，等候周恩来，是郭沫若此行前很重要的事。彼此见不到，郭沫若甚至不能动身。周恩来对此将有安排，是可以想象的。1928年2月10日，“豪与民治来，同吃中饭”，用于立群的话是：“聆听了周总理的指示。”郭沫若晚年时，曾对自己的秘书王廷芳说，当时，周恩来同志要资助他一部分钱，但他坚决不要，因为“组织上现在也很困难”。

关于郭沫若去国问题，《新文学史料》1980年2期中吴奚如的《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一文中这样回忆：

“郭老去日本隐居，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和著作，那是经过当年党中央决定，保留党籍，完成党给予他的一项重大任务的……党中央为了爱护像郭老这样在社会上、在学术界有名望的党员，决定派他们到国外去隐居，专心从事学术研究，成为有声誉的专家，以期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回国成为文化界的领袖人物，建设新中国无产阶级文化的基石。当年，合乎这个条件的党员，除了郭老外，还有钱亦石同志和董老等。党中央这一决定，无疑是开明而正确的。”

从当时情况考虑，郭沫若呆在国内的确很不安全。1927年3月31日，郭沫若在江西南昌朱德家的一间光线不十分充足的房间，用了将近一天的时间，写成了影响一时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全面揭露蒋制造赣州、九江、安庆惨案，叛变革命的罪行，认为蒋介石已成为“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之后又作《脱离蒋介石之后》一文，进一步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镇压人民的反革命面目。这些行为，遭到了当局的通缉。去国之前，他甚至得到确切地将会被捕的消息……在这种种境况中，郭沫若只好化名“吴诚”，假称是“南昌大学的教授，目的是往东京考察教育。”潜往日本。由此看来，郭沫若当时去国，从保护优秀文化人的角度，的确是一件组织应当并且完全是在意料中的安排。

但是，于立群在与乌兰夫、方毅谈话中，为何专门有：“郭老不是自动脱党”一句？看来，郭沫若后来长久对早年入党之事“一直不提”，应该事出有因。

罗点点是曾以大将军衔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的女儿。她在纪实录《红色家族档案》一书中，对此略有涉及：“郭沫若和他的家人却使我感到过迷惑。大人们朦朦胧胧的言谈中，总使我感到异样。比如他在1928年到日本去的事情，虽然正式的说法是由周恩来安排的，但是有人并不完全那么认为，他们说那实际上是脱党，是在革命最艰苦的时候对革命失去信心的表现。”由此可以看出，认为郭沫若去日本实际是“脱党”的说法，由来已久。并且还是一些了解内情，知晓深度机密的党的高级干部。虽然不是正式的方式，但此议论也足以使郭沫若感到相当的压力，这或者正是他自己生前“一直不提”这件事，而由于立群在他逝世后才重新提出这个“许多人都知道的”情况的重要缘由。

此外，吴奚如《郭沫若和党的关系》一文中还提到：“郭老一从日本平安回到上海，他的党籍就恢复了。”这一点，大约是基于郭沫若出国是由周恩来安排的合理设想。可是，这一说法也能够寻到旁证。郭沫若从日本回国后不久，就在第二年（1938年）与邓颖超一起，作了于立群的入党介绍人。这是邓颖超亲自告诉于立群的：“你的问题解决了，我和郭老介绍你入党。”

既然如此，为什么1958年报纸又发表郭沫若入党的消息？而且郭沫若的表态文章《学习毛主席》中，也说明自己的“无党无派”身份？

从以上引述的材料，可以认定郭沫若1927年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入党的事实。但入党后不久，郭沫若便亡命日本，而且一去便是十年，音讯相隔，当然无从与组织正常联系；这样，实际也脱离了党的关系。回国之后，因为全国上下一致要求抗日，郭沫若也在政治部第三厅担任厅长，他的党员身份没有公开，也许更有利于利用他的声望去进行联系各方人士的工作。并且在这段时间中，他与周恩来因工作关系联系十分密切，是没有具体商谈到与组织的联系，还是不愿意亮明其身份，眼下没有材料公布，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在当时那样特殊情况和时期，这的确也算不得一个很大的问题。

全国解放后，也许由于延续既往，郭沫若在更广大层面的人们眼里，仍是一个“无党无派”者。而他自己，或者也约略知道一些人的看法：去国即“脱党”。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有自己的敏感。此时既然他的入党介绍人周恩来（据前面的资料看，还是他去国的安排者）、李一氓还在重要位置，也并没有提及他的党员身份，他自己当然不便过问。所以，正如于立群所说，只好“多少年来，一直不提”了。

1958年郭沫若入党，从当时的报道情况看，各方是认可的。在郭沫若自己，或者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从他“一直不提”的情形看，他内心应该有矛盾的地方，有难以言说的隐忧。最近刊出的“关于‘郭沫若著作编辑委员会’成立会议的记录”里，有“创造社”元老李初梨的一段讲话：“郭老是个老党员，1927年由李一氓介绍，参加共产党。以后他是以无党派人士出现的。这对郭老是最大的痛苦。郭老一生都遵守党的规定。”这次会议时间是1978年10月24日。在这份记录里，夏衍还有一句：“大革命中（的情况）只有李一氓同志一个人了解”的话。讲这些话时，李一氓也在座。这次的入党，对各方，也可以算是能够接受的表达方式吧。

但最后，党中央接受了于立群的请求，在悼词中明确了郭沫若“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同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实。这的确可以看出我党实事求是的作风。从郭沫若一生的努力，一生对党的文化事业的奉献来看，他也是无愧的。他的不一致的入党时间，通过以上的文字叙述，情况大致已经清楚，虽然此事对党史的研究还有值得体会、可以回味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