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口述2000年最恐怖的事：很多人接到亲人一个电话，从此彻底消失 | 法医实习生03

　　大家好，我是陈拙。

　　今天的故事开始前，我尝试在网上搜索两个数据，一个显示10万人，另一个显示不可知。

　　这两个数据分别是2003年清理遣散的传销人员，和2003年全国的失踪人口总数。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那个年代，传销就像前些年的电诈，刚被宣传起危害，还有很多人因为一通电话远走他乡，上当受骗。他们大多经历过囚禁、洗脑、拒绝回家、断绝联系这几步。

　　如今这种骗局风潮已经过去，也变得少有人知道它的伤害性——

　　被亲友欺骗后，关押在密闭隔绝的空间，会促使人的内心产生难以想象的“怪物”。

　　不信你看，只要在网上随手一搜就会出现：2004年25岁大学生被分尸案；2004年柳州血洗传销团伙复仇案；2008年李志勇邱兴龙以2杀4案……这些案件的共性都是与传销有关。

　　我们的法医作者廖小刀，不仅是人民公安的一员，曾经也是传销骗局的受害者。

　　他因为一桩传销窝点的血案，发现了这种“怪物”的存在。

　　这是他的新系列【法医实习生】的第二篇故事。

　　我成为一名公安法医之前，先当过一次受害人，连人带感情一起被欺骗。

　　2000年，我们大学宿舍都有座机，打电话要用一次性的充值卡，里面最后一毛钱，只要不挂断就可以一直打下去。

　　我常给一位叫阿华的初中同学打电话，打到话筒发烫也舍不得挂。

　　她在电话里邀请我去重庆。那时候，我已经预料到毕业会进入警队。作为某种意义上的准警察，我毫无畏惧，买了去重庆的火车票，接站的人除了阿华，还有两个男的。然后我发现一切都和预想的完全不一样。

　　阿华原本说要带我去她单独居住的出租屋。

　　可我到了才发现那里就是一个破旧的老居民楼，三室一厅，阿华只占一间卧室，另外两间房还住了四五个人。我根本不能和阿华聊天，反倒被拉着在一直玩扑克，直到深夜才睡下。

　　第二天早上，我被一群人围着，吃了点榨菜稀饭，就开始了“听课”，有个穿戴斯文的中年人，拿着小黑板讲解复利的逻辑。我听了不到五分钟，就明白了这就是传销。可偏偏身边的人，尤其阿华格外认真。

　　好不容易到了晚上，我说必须给家人报平安，于是传销团伙让阿华监控我，一起到楼下小卖铺打电话。

　　我让阿华去买两瓶饮料，趁这时拨通了110，却还是被她发现了。

　　阿华尖叫着跑回楼上。然后我就看到自己的行李被丢了出来，那个出租屋不到半小时人就全跑了。

　　那个阴冷潮湿的冬夜，我抱着行李，坐在杂货铺门口，看着完全陌生的街道和人群，整个身体都有些发僵。直到路口出现了闪烁的警灯，望着姗姗而来的警察，我一点都激动不起来，我几乎哭了出来。

　　几年后，我真的进入警局，第一次收到实习工资的时候，现任女友木木问：“你要不要来我出租屋坐坐？”

　　我有些犹豫。

　　木木看我表情复杂，笑着问我，是不是害羞，是不是第一次被邀请到女孩子的房间？

　　我笑着没有说话。

　　木木在广州杨箕村找了一个每月三百块租金的出租屋，从天河城出来，穿过立交桥就到了，这里各种杂货店，发廊，快餐店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活圈子，你可以找到任何想要的东西，也包括那些非法的——砍刀、枪支、毒品注射器。

　　木木说她一个人住在“顶楼”，领着我从潮湿的一楼一路上行，到了顶楼还没停下，反而拉着我上了天台。

　　就在我一头雾水时，木木拐向楼梯间侧面，我才发现，木木的房东在天台搭建了铁皮棚子，面积不到十平米，层高仅仅两米，站在里面我感觉只要一踮脚就能碰到屋顶。而这就是她的小屋。

　　整个房间只有一个小小的推拉窗户，太阳的直晒让房间里充满了湿热的空气，就跟进了桑拿房一样。

　　没有床，她只在地板上放了一张薄薄的棕榈床垫，推拉窗上粘贴的南方日报就是屋子里唯一的装饰。木木却很满意，说这里足够便宜，让她能够独立在这千万人的大城市里，一个人脚踏实地地生活。

　　杨箕村因为有木木的存在，而让我倍感亲切与温暖，可我辖区的城中村却往往意味着麻烦。

　　我和师父岩哥常常在出租屋里处理猝死的中年男人，偶尔也会看到腹股沟插着注射器，死得硬邦邦的毒鬼。他们大多是独自在异乡的打工人，没有亲人，就算一两天不上班，也没人在意。只有邻居或者房东闻到臭味了才报警。

　　又一个周末，就在我计划着去木木那里时，又接到报警，说是城中村的出租屋里，有两具“咸鱼”被发现了。

　　那是广东民警对高度腐败的尸体的代称。

　　我走进那个出租屋，只一眼，这个现场就让我想起了自己在重庆经历的事。

　　案发地是城中村最老的那种房子。还在楼下，我就隐约闻到了臭鸡蛋味。臭味源头是三楼302房，房门虚掩着，本该守在门口的派出所民警，都躲在平台的边缘呼吸新鲜空气。

　　案发地同一个小镇上的小巷

　　我留意到人群里有重案队队员的面孔，这不是一个普通命案。

　　房间是正常的两室一厅，奇怪的是，客厅有一大半区域都铺着厚实的彩色塑料垫，除了中间的神台和矮柜，只摆着几个整理箱。邻居们反映，这房间经常有陌生人到访，还总是一起坐在塑料垫上唱歌，大声喧闹。

　　这个屋子很可能是个传销窝点。

　　这次勘探现场还是岩哥带我，循着尸臭味直奔主卧，是一张宽大的双人床，大花被子下露出一双穿球鞋的双脚。

　　大花被子已经在尸水的浸透下呈现出一种怪异的乌黑色。

　　尽管戴着防毒面具，闻不见味，可看着飞舞的苍蝇，还有那被子，我愈发觉得喘不过气来。

　　岩哥掀开被子的一角：露出一个留着短发的男性头颅。那是一张肿胀而黢黑的面孔，密集的白色蛆虫就在眼眶和鼻腔周围蠕动。或许是盯久了，我觉得死者那对凸出来的眼球，像是要跳出眼眶一样。我不由得咽了一口唾沫。

　　读大学的时候，不用去一线的教授跟我们吹牛，不要怕高腐尸体，从微观视角上看，他们不过是一些正在分解的蛋白质和脂肪。他吹得最厉害的那句是：“放心吧！需要解剖的高腐尸体并不多，一年没两个！”

　　我才进广东警队实习两个月，就碰上了三具，眼前这是第四具。

　　岩哥在地上铺了一层塑料布，这才和我一人扯住两个角，把被子平铺着抬起来，放到地上。

　　他动作很小心。可无论我怎么看，那都不过是一床被腐败血水浸透发黑的被子而已，没什么特别。岩哥对着被子比划一阵，我才注意到除了腐败的尸水，被子上还有干涸的红色斑迹。

　　这意味着人是在床上被杀害的，被子才会沾染鲜血。

　　更奇怪的是，为什么凶手还要专门要用被子，把受害者的脸蒙住？

　　我还在想着，岩哥突然跳上了床。我也想跟着上去，岩哥喊停，要我拿电筒来打灯。

　　他要我用电筒对着尸体的头部照。

　　我感觉光线一聚焦，蛆虫蠕动得更快了，岩哥把一大片的虫抹开。那虫就爬满他的手套。他也不管，就要检验尸体。

　　我还在发怵，岩哥提醒：“挪动电筒，我要检查男尸的颈部。”

　　那里的蛆虫比脸上还密集，因为正是伤口的位置。我看着岩哥用手指探进去，就联想到凶手一刀扎进死者颈部的样子。男死者的胸口也有好几处刀伤，形状看起来和脖子上的一样，外套和毛衣上都有对应的破口。

　　这是把人从胸口一刀捅穿？那还往脖子上捅那么多刀，凶手是有多恨这个人？

　　检查完主卧的男尸，岩哥换了一副手套，就去了客房——民警告诉过我们，这里同样仰躺着一具女尸。

　　她的手脚被绑，头上还缠了一圈又一圈的封口胶，这让她腐败后的面孔，比男死者的更加扭曲。

　　没用完的半卷封口胶就扔在她的手边，床尾的地方还有一个带着龙纹的暗色刀鞘。

　　有长刀，有封口胶，还有绳子，准备这么充分？

　　这我不由得想起了春节后那宗入室抢劫案，又是同样的抢劫杀人，这些人都这么明目张胆吗？

　　重案队侦查员梁哥和吴胜，也拿着纱布口罩，捂着鼻子进了房间。

　　“有咩料？（有什么线索）”梁哥目光扫了一眼尸体，就火速把头扭开。

　　站在梁哥身边的，是他的徒弟吴胜，情况也不好，眉头紧皱。

　　吴胜发现我在看他，拼命挤出一丝微笑。没过几秒，他又忍不住吞口水、憋气。我感觉他快吐了。

　　我们简单说了情况，两个受害者死前都被捆绑，女的伤口很密集，男死者身上则更分散。

　　岩哥把女死者床上那个刀鞘给他们看了一眼，从两个死者的伤口形态上看，都是被这种长刃刀具捅死。死者穿着日常活动的外套，男死者脚上甚至还是运动鞋。说明两人可能是被捆着放到床上杀死的。

　　梁哥问，现场大门是不是被撬过锁？是不是来偷东西的？

　　拍照员耸了耸肩，说没看到明显的撬锁痕迹，但是会撬锁的惯偷，进门盗窃就行，犯得着把人绑起来杀吗？

　　梁哥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不死心地想问多点分析意见：““就咁（就这样）？”

　　“还想怎样？”岩哥转头招呼我继续验尸了。

　　我看着戴上新手套的岩哥，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说“被子”的事。

　　我分明记得，就在几分钟前，他和钊哥介绍现场情况，强调过被子的遮盖方式——“这种掩盖死者，尤其是遮掩头面的行为，分明是一种羞愧行为。凶手可能和男死者很熟。”

　　那天直到最后，他都没给梁哥说更多，反而写了一份在我看来非常“保守”的分析报告。其中有个部分，如实讲到受害者的手机和现金都被拿走了，作案动机是谋财。

　　我跟了岩哥两个月，事事都以他为标杆，但这一次，我不认同他。

　　在我看来，这绝对是一起复仇血案。

　　那年我逃离传销窝点后，呼吸常有痛感，校医说我这是肋间神经痛，开了药也没有效果。

　　后来才知道是人受到了巨大的情感冲击后，因情绪障碍引发的“躯体化症状。”

　　自从介入眼前这起杀人案，我就控制不住的想，我被骗进传销那天，如果手里有一把刀，会不会因愤怒而伤害那个女生，会不会把派人跟踪，阻止我离开的经理给杀掉？

　　被非法拘禁产生的怒气、被骗后的走投无路，都可能引发一起复仇血案。

　　临到下班，我正收拾东西想去杨箕村看木木，岩哥抛过来一句：明天要加班。

　　约会只能取消。

　　就在我寻思着周末适不适合溜的时候，岩哥又给我补了一刀：“清明节也别乱跑，可能有现场。”广东坟地都在山上，大量的人群涌进荒山祭拜，容易撞到被藏起来的尸体。

　　我给木木发了信息，她只是简单地回了一句：哦，知道了。

　　我赶紧又发了两条信息解释。木木说：“你只要不是骗我就行，我和你交往就想过有这种情况，只是刚才有些难过，但你的工作要紧。”我向她保证：“我肯定不会骗你，我也害怕被骗。”

　　加班那两天，荒山上没有出现尸体，反倒是有一起临街街铺里的命案，勾起了我的注意。

　　女受害人身中数刀，送去了医院的ICU，现场还有她已经死亡的男友。

　　男人躺在血泊的中央，一副典型的中毒征象，手里还捏着一瓶乐果，有机磷农药的一种。我小时候跟奶奶住，她会在夏天的席子底面抹上稀释的乐果，这样就不会有跳蚤和蚂蚁之类的爬上床。

　　看完现场，岩哥判断是男的拿起现场的菜刀把女的砍伤，随后喝农药自杀。

　　尽管岩哥和我分析时头头是道，可等到汇报时，他又习惯性地藏了一手。只说大概率是男的杀人后自杀，丝毫不提各种具体分析细节，说要等女伤者被救回来，好问清楚过程。

　　周一上班，我们没等来女伤者醒来的消息，她已经不治身亡。

　　解剖完这对男女的尸体，回到办公室我的情绪有些低落，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那么不爱惜生命，一个家为什么就这样没了。我独自站在办公室窗口往外望去，白天满树红火的木棉，在灯光下也显得格外暗淡。

　　第二天依然抑郁的我，得到了岩哥的宽解：“一个人生活绝望之下，做出什么选择都不奇怪。”

　　我听到这句话的瞬间，很想给家里打个电话，或者说，我是想和我父亲打一个电话。

　　他正处于绝望里。

　　那一年，我父亲的小作坊因为市场变化，欠下同乡二十二万五千元外债，他再无偿还能力。是我替他签下欠条，也是我来广东拼命解剖，一具尸体，检验尸表30元，动刀子60元，再把一笔笔钱汇回家。

　　他和妈妈心疼我。想要还清债务，我得不吃不喝，处理好3000具尸体。

　　前两天我和父亲还通过电话。

　　那通电话里，他告诉我家里那辆红旗小汽车坏了，修起来太费劲，干脆卖了。

　　当初家里刚开始做生意，赚到第一笔钱他就买了一辆嘉陵摩托车。奶奶骂了他一个月，他也不在乎，嬉皮笑脸地让奶奶坐上摩托车，一起去兜风。我奶奶还骂：“有啥子好坐的嘛，颠得很。”

　　后来我上初中，他买了第一辆小汽车，然后换了桑塔纳，再后来我上大学的时候变成了红旗。他对车是有执念的。

　　我问父亲出去跑生意怎么办，他告诉我：“喊车子方便得很，一个电话，人家嘀一声就来咯。”

　　我再问到什么时候买新车。

　　他沉默了很久，说：“以后生意还没着落，车就暂时算求咯。”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心理的失落和身体的辛苦叠加起来，一度让父亲崩溃。

　　那几天，他发现自己直不起腰了，感觉老了，不可能还得起那些钱了。他问母亲，能不能喝一瓶乐果，这样他就不会那么累，死掉以后，也不会拖累唯一的儿子——我。

　　岩哥的那句话让我想起了父亲，我想告诉他，不要绝望，这三个月我已经攒了三千多块钱。

　　这通电话还是没打出去。

　　因为我觉得有点可笑，前两天我和他才通过电话，现在打太“腻歪”了。

　　我想的，就是自己远在千里外，能做的就是好好实习，多解剖尸体，让爸妈少操心。

　　加班过后的周一，岩哥让我去准备工具，他要再带我去一趟传销现场，不为什么，就是要再调查一趟。

　　他虽然嘴上不肯给调查员一个准数，但是该做的努力，一点都不会少。

　　还是同样的巷子，潮湿而阴暗的后巷，唯一的不同是，整栋楼房为数不多的住客都已经搬走。他们在尸体腐败最厉害的日子，顶着尸臭都能安心睡觉，可知道这里发生命案后，却全部落荒而逃。

　　在楼道口已经闻不到臭味，可一推开房门，那些没人清理的腐败血水，依然让空气里弥漫着隐约的尸臭，两张床垫上，还有浸润出来的人形污迹。

　　复查的重点不是提取痕迹物证，而是要寻找新的线索，按照调查的情况，这里可能是传销窝点，那我们就得寻找更多的证据来支撑它或者否定它。

　　或许是潮湿的缘故，即使穿着鞋套，踩在客厅的塑料垫子上，总会发出轻微的塑料挤压声。

　　岩哥从电视柜下面，抽出了一个白色小黑板，上面依稀有书写的痕迹，可要辨认出书写的内容，显然并不容易。

　　照相员从主卧的衣柜里翻出了一个装着十几个人身份证复印件的塑料袋，里面还有四张不同省份的男性身份证。只是上面标注的姓名，都和房主登记的信息不一致，看样子也不像是死者的身份证。

　　岩哥忙着把那些复印件摊开拍照，而我却盯上了靠墙的两个整理箱。

　　那是白色的塑料整理箱，两端的搭扣是松开状态，盖子上没有任何灰尘，掀开盖子，我就看见了四个大纸盒。

　　它们塑封都没拆，盒子封面印刷精美，烫金的字体和简陋的出租屋格格不入。从商品标注看，这几个包装精致的盒子里都是保健品，有螺旋藻，有维生素片，我一下子就猜到，这就是传销窝点的“产品”。

　　几个、十几个人聚集在小小的出租屋里，每天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洗脑，大家慢慢开始相信这个“产品”的价值。他们一起吃饭唱歌，听上级宣讲，宣讲的重点也不是产品，而是各种骗人的话术，还有对财富自由的憧憬。

　　相机咔嚓的快门声，还有刺眼的闪光灯，打断了我纷飞的思绪。

　　岩哥在床头柜里，翻出了一个通讯录。半个巴掌大，黑色封皮，里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几百个电话号码，有些号码已经划去，有些标记了五角星。

　　他把身份证和通讯录送回去的当天晚上，公安系统里马上就查出了一个关键的号码，传销受害人：段长江。

　　在2003年4月中旬，段长江从传销窝点跳楼逃跑时摔断了腿，有人报警后，警察和医生赶来把他送去了医院。那个传销窝点的人都怕担责任，全部四散而去。

　　国庆节前，段长江腿好之后，还去派出所追问过案件进度，他想要骗他的人赔他医药费和误工费，可他既说不出那个窝点头目的名字，更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找不到窝点的头目，段长江也及时得到了救治，派出所根本没把这事当成什么大案子，事情也不了了之。

　　“你猜段长江的传销上级是谁？”吴胜虽然是广东人，但和他师傅梁哥不一样，他每次和我说话都是普通话。

　　吴胜告诉我，他跟着梁哥查阅了当时的笔录，段长江描述中，那个窝点的大头目正好是一对三十岁出头的夫妇。

　　段长江成了理所当然的重点嫌疑人。

　　我拿着段长江的资料，从档案室把当初的验伤档案找了出来，吴胜要拿着存档的胶卷底片去冲洗，这是他们能找到的最清晰的照片。

　　本以为有照片又有身份资料，找人是很容易的事情，但过了两三天都没有消息传来。

　　周五早上我跟岩哥去看了两具猝死尸体，下午整理好档案，我就瘫在座椅上，一边翻着内网技术论坛，一边给木木发短信聊天。我再三保证周末一定请假，一起去逛天河城，吃大餐的时候，岩哥从外面走了进来。

　　“去派出所，他们找到人了。”

　　我本以为会在留置室看到段长江，结果他却坐在派出所一楼的接待室，身前还放着矿泉水和烟灰缸。

　　段长江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看起来高瘦而白净，穿着灰色夹克衫，北方口音。梁哥和吴胜本来正和他聊天，看到我们就停了下来，让我去提取血样和指纹。

　　段长江伸出手掌，手掌暖和而干燥，除了采血针扎进去的那一瞬间，我没有感受到一丝颤抖。

　　吴胜送我们出门的时候，递给我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段长江唯一的鞋子。

　　吴胜告诉我，段长江同宿舍的工友反映，他只有这一双球鞋，如果没能在上面发现血迹，那就只能把他先放回去。

　　凶案已经发生好几天，衣服上就算有血迹肯定早就清洗过，现在只剩下这双一看就很久没洗过的鞋子还有希望。

　　负责这个活儿的人是我。

　　大学上法医物证课的时候，我们也做过实验，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老教授拿了几管血，有狗和猪的，也有人的。四个人的实验小组，总共三个样本，也只配了三根试剂条。老师告诉我们，试剂条贵，得省着用。

　　实验很简单，血迹擦下来，用半毫升的水浸泡几分钟，把试剂条往里面一插，一条杠是阴性，两条杠是阳性，阳性就代表那是人血。我一度认为这根本没有教的必要，任谁一看试剂条的使用说明书都能学会。

　　等我面对这双球鞋时，我才发现自己太天真了。

　　原来判断有没有血迹，最难的根本不是最后插试剂条那步，而是怎么发现它。血迹并不会和在实验室一样鲜红醒目，沾上灰尘，再自然干燥氧化之后，浓度高的血迹会变成暗红色，而浓度低的只是有些发黄。

　　布满灰尘的深蓝色球鞋，鞋面鞋底都有深浅不一的斑点，要辨识那些污迹到底是不是血迹，靠肉眼显然不可能。

　　我按照岩哥的指挥，用折好的滤纸一点点蹭擦那些斑迹，然后看着他把刺鼻的试剂滴上去，期待着有一个变蓝的阳性反应。我们用了大半瓶联苯胺，也没发现一处斑迹有颜色变化。

　　段长江的嫌疑暂时被排除。吴胜告诉我，他们把鞋子退回去的时候，还给对方塞了一包烟。

　　段长江很高兴，不是因为烟，而是因为他知道了那对夫妇的死亡。

　　“活该！他们早就该死了！”

　　段长江认出了那对死者，尽管他并不知道对方姓名。

　　2003年，段长江的老乡老张告诉他，广东这边待遇好，工作轻松，大把大把的机会。中专学历的他，以为最差不过是进厂，结果老张却是把他从广州火车站，转了几个小时车带进了传销窝点。

　　三房一厅的房子住十几个人，老张就是这窝点的管理人。段长江的身份证被扣了下来，重复的上课再上课。

　　听了半个月的成功学，参加了一次又一次激昂的成功分享会，段长江被迷惑住了，觉得自己马上要发财。

　　结果他给所有的亲戚朋友打了一遍电话，都劝他：“你还是安心进厂找份工作吧！”

　　段长江身上的钱眼看就要花完，终于急了，也开始怀疑起带他来的老张和上课的经理。他想退出，但不想空着手走，还要拿回属于自己的钱。

　　只是当初说好退出就还钱的老张却翻了脸，不仅不退钱给他，还把他的身份证扣了下来。

　　没有身份证，出去了也没办法找工作，只能回老家补办。可到了现在，段长江却连回老家的车费都没有。

　　段长江觉得是骗他过来的老张坑了他，两人在出租屋里从吵架演变成打架，最终两人被其他人拉开。可这时候他发现，无论他去哪里，都有两个人跟着他，他这才明白原来想走都没那么容易。

　　4月中旬的时候，他终于找到机会，从老张的床铺下面摸回了自己的身份证，还从对方的口袋里拿走了八百块钱。

　　可惜他在准备出门的时候被发现了，他冲进厕所，从二楼窗户摔下来，左脚轻微骨折。

　　等警察把他送进医院，再回头找那帮传销人员时，房间里已空无一人，老张的电话再也无法打通。钱没挣着，还花了不少医药费，他不死心地去派出所问过几次，结果案子却没有任何进展。

　　他去当初那个传销窝点转悠了好几次，却没有找到一个认识的人，不过他运气也还好，在脚伤养得差不多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份包吃包住的售货员工作。

　　听到段长江逃出来的经历，我不禁有些唏嘘。

　　2000年后的那几年，传销这种骗局才刚刚上电视，没怎么被老百姓熟知。那也是传销相当猖獗的几年，谁都可能接到亲友的电话，然后就彻底消失。

　　虽然我也被骗去了传销窝点，不同的是，我只花了一天一夜就结束噩梦。而段长江耗费两个月，付出了惨重代价。

　　我知道当时骗我去的女生的住址，每年回老家过年的时候，我想去却从没去过。

　　段长江也告诉我们，他从没回去找过这帮传销的人，他很庆幸：“我没有选择报复。”

　　段长江熟悉这个传销团伙的人员，这让重案队看到了曙光，加上现场搜出来的那一沓身份证，一个庞大的传销团伙，在我们面前慢慢地浮出了水面——

　　围绕着那个发生命案的出租屋，方圆三公里，多个外工村就有段长江当年所处的传销窝点。他们通常都是十几个人住在一起，经常换不同的人分享上课。

　　而这对被害的夫妻，就像是走穴一样，会到各个窝点授课，学员们都管那个男的叫陈经理，女的叫何经理。

　　学员们不知道这对夫妻的具体身份。

　　而段长江口中的介绍进团伙的“老张”，每个团伙成员提到这个人，都是很熟悉的样子。

　　段长江告诉我们，这个老张很可能也是头目之一，此人真名叫张永安。

　　“张永安肯定知道受害者夫妻的身份。”

　　命案发生的出租屋，距离段长江摔伤的地方，只有不到两公里，可张永安却早已不在那里。

　　不过老秦觉得，上百人的传销团伙，就算是这对显然处于“高层干部”的夫妇死了，整个团队也不可能马上解散消失。只要找到张永安这种窝点头目，就有可能确定死者身份，甚至可能顺藤摸瓜找到凶手。

　　重案队在经过这么多天调查后，形成了共识，他们试图推翻岩哥的分析报告——此案系谋财。

　　他们说，这宗命案就是团伙内的复仇，不然凶手敲不开现场的房门。

　　老秦一声令下，重案队加上辖区派出所的治安员，开始围绕着查到的几个传销窝点，逐渐网格化核查住户身份。

　　重案队忙得脚不沾地，这时技术队就闲了下来。那个周末我在天河城见到了木木。

　　天河城算得上是广州最繁华的地方，涌动的人头还有排得很长的结账队伍，就像是这里东西不要钱一样。可一路看下来，尽管到处都挂着二折三折的牌子，依然比我想象的价格更贵。

　　之前遇到案子我总喜欢和木木唠叨两句，可这个传销案，却让我怎么都说不出口，哪怕她不会因为我被骗进传销的往事而嘲笑我，却也担心影响自己的形象。心里藏着事让我有些沉默。

　　木木问：“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我摇了摇头，说是担心手里的工作，有命案没破。

　　木木皱起眉头，审视的目光让我格外难受，这个微不足道的谎言，像尖刺一样扎得我心口隐隐作痛。

　　就在我以为她会生气时，木木伸手与我十指相扣：“周末就别想那么多，一起去吃雪糕吧。”

　　星期天下午，我回到局里，撞见重案队的吴胜在跑步，我好奇的追问传销命案的结果。

　　吴胜告诉我，梁哥他们今天刚刚出差，说是去山东张永安的老家。我发现吴胜的神情有些失落，作为和我一样的实习生，他不可能跟着出差。带教的师傅走了，他没事干，精力无处发泄，就围着公安大楼跑圈。

　　几天后，重案队的梁哥回来了，押着两个戴着手铐脚镣的嫌疑人。

　　其中一个是我们一早就听过名字的张永安，另一个叫做王江辉。

　　张永安是2002年夏天的时候，从山东老家被人骗过来的。

　　骗他的就是男死者陈新华，女死者叫做何佳萍，是陈新华的老婆。

　　张永安到广东时，陈新华夫妇的传销团伙已经初具规模。一番游说之下，张永安虽然知道传销不合法，可却认定这是个发财的机会。他口才不错，发展出了十个下级，两年下来，他也算勉强赚到了两万左右。

　　可真要算起来，除了电话开销，这个钱还没有进厂打工赚的多，这和张永安最初的期望可差太多了。

　　他不止一次偷偷计算过，这个超过两百人的传销团伙，每年能够创造近百万的收入。尽管陈新华平时很低调，住的地方也很简朴，可张永安知道对方每年都往老家汇很多钱。

　　看着对方吃肉，自己只能喝汤，这让他心里非常不舒服，但他作为一个窝点的管理者，也不舍得放弃。

　　直到那天意外降临，他的下线段长江爬窗坠楼，他慌了神，第一时间给陈新华打了电话。随后按照对方的吩咐，窝点的人当天就拆散去了其他出租屋，张永安一下子成了光杆司令。

　　他找到陈新华夫妇，想要一个新传销点的管理权，可陈新华却觉得段长江事件是张永安惹的麻烦。他不仅不给张永安新的窝点，还把他张永安降到新人的待遇。

　　张永安越想越气，他觉得自己本来是元老功臣，现在却被打压，被断了发财的路子。

　　看不到发财的希望，张永安心灰意冷，他找到当初被骗过来几个老乡，一一解释。

　　他把所有责任推给了陈新华夫妇，还自己掏腰包补贴了两个老乡的回家路费。

　　其中一个老乡，就叫做王江辉。

　　王江辉总共只发展了三个下家，也没赚到什么钱。在那个窝点的时候，王江辉也是张永安的副手。传销窝点的拆分重组，同样让王江辉的地位一落千丈。

　　两人回到老家后，在城里各自找了新的工作，可山东小城市的工资收入很低。张永安本来觉得两年赚两万很少了，可在老家打工之后才发现，这里的工作更辛苦，却连两万可能都赚不到。

　　那天，张永安买来酒菜，把王江辉约过来，一肚子怨气的两人，决定返回广东，要回“属于自己的钱”。

　　两人的计划并不复杂，他们提前准备好了绳索和封口胶，一人一把新买的带鞘长刀。看准家里没人的时候，想办法开门进去藏着，等陈新华夫妇外出讲课回来，就控制住二人，逼他们交出银行密码。

　　张永安和王江辉戴上了提前准备好的头套，等到晚上七点多，在夫妻二人进了主卧后持刀冲进去。

　　陈新华夫妇根本不敢反抗，被绑住了手脚，张永安先是用刀刺破女人肚皮，逼问出密码，然后又用胶布封住女人的嘴。他到另一个房间，用刀捅进不肯说话的男人肚子，得到了相同的密码。

　　夫妻俩说的密码一致，王江辉开始催促着离开，可张永安却总觉得陈新华认出了自己。

　　身怀利器，杀心自起，他先后走进两个房间，杀死了这对夫妻。

　　可就算这样，张永安还是觉得不保险，他让王江辉在夫妻二人的脖子上补几刀，这才开始放心地搜刮财物。

　　屋子里的现金只有两千多块，倒是有四个手机，和几件金饰。张永安知道大头还是在银行卡里，可他忘记了，提款机一天最多只能取两万现金。

　　回到老家后，两人约定躲避一下风头，可张永安却按捺不住，在住处附近的提款机上，再一次取了两万现金。

　　就是这一次取钱，让张永安暴露了行踪，重案队在出租屋抓到他时，从枕头下搜出了现金和银行卡。张永安手机上，他和王江辉联系的几条短信息，都还没来得及删除。

　　侦查员用张永安的手机，轻松地把王江辉约出来，一网擒拿。

　　案件告破，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原先包括重案队大部分人的猜测和我一样，认为这是一桩复仇命案——凶手的口供里却讲得很清晰，最开始他们也是单纯为财，最后才临时起意，杀死了受害者。

　　作为一个菜鸟，在这个案子里，我敢说我收获了很多，比如看到了公安刑警和法医局限性的一角。

　　但是对于这两个凶手，我只感到困惑。

　　为了一笔横财，为了一夜暴富，就把他人的生命视作草芥，我看着他们作案的过程，总觉得有些不真实。

　　我试着在心里重复岩哥宽解我的那句话：“一个人生活绝望之下，做出什么选择都不奇怪。”

　　但这两人真的绝望吗？

　　他们最初都是受害人，因为被骗，才加入的团伙，但是他们因为发财梦甘愿做帮凶，最后成了凶手。难道这一路上真的没有回头的机会？不对，同样陷入传销，身无分文的段长江，摔伤了脚都没有想过杀人报复。

　　而我更像是没有咬钩的鱼儿，只是带起了一圈涟漪。

　　绝不绝望，是人选的。

　　案子过去，我到现在也没有跟木木讲起自己被骗进传销的事。

　　只是她常常调侃我，说我是缺少温暖，缺爱的家伙，我却根本无法反驳。

　　我从记事开始，父母就在外地打工经商，我一直和奶奶生活，她也因此偏爱我。

　　关于这个老太太我了解的不多，只知道她经历过1949年，国民党战败，很多有钱人逃亡台湾。她在一个富人家做佣人，那家男主人是工程师，女主人对我奶奶极好，要带她一起逃。

　　奶奶说不要，她在老家是有分三亩土地的。她认为一个人要有土地才有未来，一个国家也是一样的。

　　后来，因为作佣人的这段经历，奶奶成了村里最有见识的老太太，她不仅会抽烟，还会吐烟圈，她说这样比较“时髦”。我从小就陪她坐在椅子上，感受白色的香烟雾弥漫在她周围。安静祥和。

　　村里其他老太婆，连几句话都说不清楚，奶奶的烟雾里，却有一箩筐的人生小道理。她在我父亲生意最好，买车的那段时间，告诉我：“你爸就是假精灵（精明），猴儿掰包谷，掰一根丢一根，靠不住，你只有好好读书这条路。”

　　她还爱说爷爷的坏话，说爷爷更喜欢堂姐，因为堂姐背起来轻，说我背起来重得像秤砣。

　　她却愿意背着我，走长长一段路去医院：人生的路，负担重一点也行，大不了牵起走嘛。

　　在诸多绝境里，我离家千里，却总能想起奶奶在烟雾里的话语。

　　我记得自己面对鲜血和尸体的恶心。可这就是我以后的人生的一部分，我要接纳它。

　　父母的电话也很少再打给我。很多年后，母亲才告诉我，父亲卖车时不止一次想到了死，是母亲狠狠骂了他，大不了卖了家里所有东西，去广东陪儿子打工，儿子已经实习，马上要当警察了。

　　这个时候去死，父债子偿，不还钱才会让儿子的名声坏掉，那才是真正的拖累。

　　父亲没有逃避他的担子，那瓶乐果，他没喝下去。

　　这个案子，这些家事，不过是我法医之路的起点，负担重了一点，不过没关系，我会慢慢走下去。

　　绝不绝望，是人选的。这是故事里让我感触最深的话。

　　我去年到广东，和小刀聊起他的这段经历，他知道我喜欢咖啡，专门找了一个旧厂区改造的咖啡店。

　　可能是因为咖啡太好，去的时候已经没座位了，就要走的时候，窗户外有个东西吸引了我——

　　那是一个巨大的工厂烟囱，原本覆盖水泥的外壳有一破裂处，长出了三角梅。

　　它在自己不该出现的绝境里生活得挺好。

　　另外一件小事，是这篇故事的编辑曾经也在广东工厂做过工。

　　他说自己听过最绝望的对话，是工厂女工们插着几厘钱工价的电路板，在那算插几百个能不能换一块砖头，寄回家给爸妈盖房。

　　然后她们赚的钱才能当作自己的嫁妆。

　　他觉得女工们太苦了，后来过了几年，他回去发现有个女工没结婚，但自己开厂了。

　　“不知道她怎么做到的。”

　　这也是我喜欢广东的原因，在这里，我见过生命力极强的植物和人。

　　如果你也喜欢今天的故事，可以，特别好，但看到的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