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贼”问题研究

所谓“工贼”，在当代语境中也可称为精神资本家、资本家的乏走狗、奋斗逼等等。工贼的本质，是无产阶级在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霸权下对自身阶级意识、阶级立场的丧失。

他们之所以站在压迫者一边，不是因为理性，而是因为统治阶级通过思想上的统治，使被压迫者在不自觉中充当了统治秩序的自愿执行者，从而阻滞了阶级意识的形成、无产阶级的团结与革命实践的可能。

本文从以下四个角度来分析这一现象：心理学的认知失调、社会学的社会规训、经济学的博弈论囚徒困境、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

（一）“歪屁股”的心理根源

在工人运动、社会抗争、底层权益维护的种种现场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人明明身处被剥削地位，却偏偏认同权力者、维护资本家、指责自己的同类，甚至自发地扮演“工贼”“维稳”“内鬼”的角色。这个现象俗称“屁股坐歪了”。

这一现象的核心，是“认同机制”的错位。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认同（Identification）是一种个体为了缓解焦虑、获取心理安稳而模仿他人、内化外部权威的过程。工人认同老板、奴隶认同主人，是一种“我也想变成那样”的心理幻象。

尤其在当代社会，资本通过媒体、教育、宣传制造出“上升通道”的幻想，“你也可以成功”“你只是不够努力”，从而使底层个体将自身处境视为“暂时的失败”，而非结构性压迫。这时，他们不再与工人集体共情，而是将自己幻想成“准老板”——自然就倾向于用老板的视角来看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在工人集体罢工时，总有一些人会说：“你们太激进了，会影响公司效益”“我们要体谅领导的难处”，他们不是在体谅领导，而是在幻想自己终将成为领导。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先写一篇电影《寄生虫》的分析：。电影中“穷人住进大别墅，就仿佛自己是别墅的主人”这一经典意象，反映的就是上述问题。

除了幻想自己成为“黄老爷”的心理动机，上述的“认知错位”的另一个心理根源是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个体同时持有两个冲突信念时，会感到强烈的不适，为了缓解这种不适，他们往往改变其中一个信念。

一个工人若意识到自己在被剥削、压迫、被当作工具使用，那他会陷入极大的愤怒与无力感。而要缓解这种痛苦，他有两个选项：要么奋起反抗（高风险、高成本），要么否认被压迫的现实，转而认同压迫者（低风险、低成本）。于是很多人选择了后者，说服自己：“其实我没有被剥削”“其实公司已经很好了”“其实我们老板很有人情味”，用这种认知歪曲来维持心理安宁。

这是一种典型的自我防御机制：让真相显得“不合理”，从而维持一个可接受的心理现实。

在这种机制的推动下，“工贼”们反而开始仇恨那些指出压迫真相的人，把他们视为“破坏秩序”的敌人，正如庄子所谓：“槁项黄馘，民之望也。”

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屁股坐歪”的人并不全是卑鄙无耻的叛徒，很多时候他们是恐惧者、是幻觉者、是防御者，是在扭曲世界中寻找秩序的人。很多人他们的“歪”，不是道德的缺陷，而是心理适应机制在阶级社会大环境下的产物。

因此，单纯的心理学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引入社会学的更宏观的分析。

（二）社会规训

法国思想家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出：现代社会的权力不再通过暴力直接控制身体，而是通过规训机制塑造个体，使人“自愿地”成为驯顺的主体。在这一逻辑下，如学校、工厂、监狱、军队等制度化场所，逐渐成为训练个体身体、思想与行为的场所。

而在劳动场域中，规训以考勤打卡、绩效评估、KPI排名、岗位淘汰等细致的管理手段呈现，把工人训练成主动服从、不断自我审查、自我改进的“高效单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所谓“工贼”应运而生。他们并非一开始就是背叛者，而是在长期规训中，被塑造成了理性、自律、服从、竞争的“企业人”——他们的服从不是因为胆怯，而是因为已经内化了服从为一种“道德正确”的认知结构。

福柯对“全景敞视监狱”的分析就是在说明这个问题：在这种权力模型中，被监视者始终暴露在一个潜在的监控之下，而不知何时何人正在注视自己。久而久之，个体便学会了自我约束。

当这种机制推广至企业与工厂时，工人群体便成了互相监督、互相举报、互相内卷的机器。管理层无需亲自出面，工人内部便已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互控机制”：打小报告者、拍马屁者、站队者纷纷出场，成为体制的“义务警察”。他们骂同事“影响公司利益”，劝退罢工者“不要情绪化”，说到底，不过是把权力者的命令翻译成了群众语言。

在福柯的卓见基础上，布尔迪厄曾提出“惯习”这一概念，意指人在长期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稳定行为逻辑与思维模式。当一个人在教育、媒体、家庭中不断被灌输“成功=靠近权力”“有钱=正确”“不要闹事不要当出头鸟”之类的价值观，他便会将这些内化为自己的判断标准。

在这样一种社会规训之下，工贼的道德逻辑并不总是建立在恐惧上，也有时是建立在荣誉感上。他们可能真诚地认为自己是“负责任”的员工，是“愿意吃苦”的楷模，是“为企业奉献”的忠诚者。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忠诚、服从、勤奋成了道德高地，而维权、罢工、协商却被污名化为撒泼、耍赖、捣乱。

这是规训社会最阴险的地方：它不仅使人屈服，还让人为自己的屈服感到骄傲。这套价值观通过企业文化、劳模故事、宣传标语、感恩节晚会等无孔不入的方式灌输，使“工贼”不仅不觉得羞耻，反而将自己视为群体中的“楷模”。

与此同时，福柯指出，现代权力的另一特点是“扩散性”。它不再集中于某一个暴君之手，而是分散于无数小型结构中，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体的背叛行为不再需要明确指令，而是被结构悄然制造。

“工贼”之所以涌现，不是因为他们道德败坏，而是因为社会结构早已将其置于“要么站在压迫者一边，要么被牺牲”的局面。在一个资源稀缺、组织涣散、抗争高成本的社会里，选择出卖同类以保全自身，便成了许多人的“最理性”选择。他们不是不想团结，而是早已丧失了相信团结能够改变现实的信念。

（三）博弈论的“囚徒困境”

前两条是从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去分析，下面我们来看一看经济学博弈论中的分析。

在一个最简单的模型中，假设工人面对恶劣待遇分为了两派：一派认为通过罢工斗争获取权益，另一派则认为有一个工作就已经很不错了。关键问题在于，这个选择不是既定的，而是变化的——工人们的意识会根据现实利益变化。于是是否选择“罢工”或“继续上班”（即做“工贼”），决定了他们自身与整体的收益。

若双方都选择罢工，雇主压力大，或许愿意妥协，两人都获得更好待遇；若一派罢工、一派妥协，则与资方媾和者立即得到好处（比如升职、奖金、“忠诚员工”奖励），罢工者则被边缘化甚至解雇；若双方都不罢工，则压迫维持，二人皆无改变。

简化为收益表如下（数值为模拟，并不严谨，为简单示例）：

在这个博弈结构中，不管对方怎么选，个体都“理性”地选择不罢工，因为这样短期收益最大化。这就是囚徒困境的核心：因为不能把“工人阶级”当成一个整体来看，每一个人对于他人来说都是“黑箱”，不知道他人的选择是如何的，所以才会产生“囚徒困境”。当所有人都为自己“理性利益”选择时，集体却陷入最坏的局面。也就是说，“工贼”行为在博弈论下是系统性鼓励下的结果。

这正是囚徒困境之所以令人绝望的地方：它不是偶发性的背叛，而是制度性鼓励下的“理性结果”。当你无法确定别人是否也愿意坚持斗争，当你明知牺牲自己未必能换来整体改观，选择明哲保身就成了更现实的策略。而更糟的是，每一个这样“理性”的选择，汇聚起来，就成了一场集体性的非理性崩溃。

曼瑟尔·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就指出：当受益具有非排他性和不可分割性时（例如工资上调、劳动时间缩短），个体往往倾向于搭便车，让别人去冒风险、牺牲、斗争，自己却坐享其成。这种“搭便车”行为就是工贼逻辑的精髓。

“我何必跟着罢工？你们抗争成功，我一样涨工资；你们失败了，我还保住工作。”——这是很多人内心的理性算盘。但在所有人都这样精明计算时，抗争注定失败。

在算法平台时代，囚徒困境被进一步加剧。每一个骑手、司机、打工者都孤立地面对系统，既看不到他人是否抗争，也看不到自己的行为对系统的改变——平台制造的是无限次、信息极度不对称的单向博弈。在这种条件下，个体更容易屈服于“服从系统才有饭吃”的幻象，工贼机制被系统化、常态化。

于是乎，再低价格的订单也有人接。他们甚至未必知道“自己是工贼”，他们只是看着手机上的数字，做出“理性经济人”的选择。

破解囚徒困境并非不可能。博弈论早已指出，在“可重复博弈”中，若参与者之间能建立长期关系、形成奖惩机制与互惠逻辑，合作才有可能诞生。在现实中，这意味着组织、互助、信任、公开、透明、信息对称与惩罚工贼的集体意志。

这就是工人先锋队的领导和工人武装力量的意义——罢工中谁想要提前复工，就打断谁的狗腿。历史上无数成功的罢工与抗争，皆建立在这基础之上：并肩者不孤单，背叛者不获利，集体意志高于个体算计。

那么反过来说，只要这一基础还未建立，只要团结依然被当作“理想主义”，那么囚徒困境就会像铁笼一样，将每一个理性的个体关进非理性的结构中。

（四）意识形态霸权

马克思在经典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这句话的深意在于：一个阶级要想在物质上维持其统治地位，就必须在精神上取得统治地位，它必须使自身的利益看起来像是“全体社会的利益”，必须让其统治被误认为是“自古以来、理所应当、不容置疑”，必须让被统治者不觉得自己在被统治，反而觉得顺从是一种“理性”甚至“道德”选择。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工人阶级内部，那些主动配合管理层、破坏罢工、举报同事、扮演“制度好学生”的个体，并不一定是被金钱收买的“叛徒”，他们往往是真诚地相信：反抗是错误的、团结是幼稚的、服从才是通向成功的路径。

这些人的思想，已然不是工人阶级的思想，而是统治阶级思想的“转译版本”——在他们的嘴里说出，在他们的行为中体现。马克思所谓“统治阶级的思想”，不仅是那些高高在上的主流舆论，更是无数普通人头脑中看似朴素常识的观念：要稳定，不要闹事；资本家也是人，也有难处；只要努力，就能翻身；金钱买不到幸福……看似中立，实则为权力服务，是意识形态霸权最深的胜利。

葛兰西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洞见。他指出，现代社会的统治不再主要依靠武力和暴力（强制性霸权），而更多地依靠文化、教育、宗教、媒体等手段，建立起一种意识形态霸权（cultural hegemony）。

在这种霸权中，统治阶级通过“日常生活的常识”来塑造群众的世界观，使被统治者“自愿”接受现有制度，甚至在不自觉中维护它。这不是强迫，而是诱导；不是镇压，而是同化；不是让你闭嘴，而是让你自发、自觉、自愿地说出权力想你说的话。

所以说“工贼”们并不自认为是统治者的工具，他们甚至会觉得自己是最清醒的人，是远离情绪与盲动的人，是“脚踏实地、不做梦”的好员工。他们早已将统治阶级的逻辑内化为生活的指南：制度有缺陷，但先要稳定；资本有问题，但别掀桌子；问题虽大，但你要先反思一下你自己不是不够努力呢，为啥别人就可以呢？这种看似“成熟理性”的判断，其实正是意识形态霸权的温柔牢笼。

更进一步说，葛兰西提出了“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指的是那些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传播者，他们通过媒体、教育、法律等系统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统治话语。但在现代社会中，每一个“工贼”，也在某种意义上扮演着“下沉版的有机知识分子”的角色。他们通过行动、语言与立场，在无产阶级内部充当了权力话语的传声筒。

从马克思到葛兰西，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逻辑链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又反过来巩固经济基础。而在诸多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霸权是最柔软、最深入、最不易察觉的部分。它不是靠军警暴力强行灌输，而是通过电视节目、教科书、名人名言、成功学鸡汤、绩效排名、企业文化、劳动模范、家庭教育等方式，日复一日地“教育”人们该如何理解世界、该如何理解自己、又该如何与他人相处。

它不告诉你利益所在，它告诉你大局为重；它不说阶级压迫，它说市场规律；它不提团结就是力量，它教你个人奋斗就有出路。最终，它让你一边受苦，一边感谢；一边反抗无力，一边仇视反抗者；一边被压迫，一边劝人服从。这种“从下至上的自我规训”，才是统治阶级真正可怕的力量所在。

（五）结语

我们不能仅仅将“工贼”看作是背叛者，更要看到他们是一个更深系统的产物：他们不是天然的坏人，而是恰恰走在意识形态设定好的“正确道路”上；他们之所以屁股坐歪，不是他们不懂斗争，而是他们已经被教导去仇视斗争；他们被灌输了恐惧——怕失业、怕惩罚、怕被边缘化、怕“乱”；更被灌输了幻想——只要听话，总有机会翻身。

这种将恐惧与希望缝合在一起的意识形态逻辑，是最强大的统治工具。它使阶级斗争从未停止，但总是失败；使压迫始终存在，但受压者却不愿承认自己是受压者。

而我们若要真正破解“工贼”现象，便不能仅仅依靠道德批判或个人劝说，而必须直面这套精神机器的全貌。必须在经济斗争之外展开意识形态斗争——毛泽东主席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指出在经济革命、政治革命之后，我们还必须进行“文化革命”——

必须要有一批不属于传统统治阶级思想的“新造的人”，必须重建属于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历史观、社会观，必须重新定义什么是理性、什么是成功、什么是正义，必须让“团结”“斗争”“公平”重新成为正当话语。

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打破“屁股坐歪”的幻象，让人们意识到：并非世界天然如此，而是被塑造成如此；并非反抗注定失败，而是被教导失败；并非只有顺从一条路，而是还有一条从意识到行动的解放之路。马克思主义不是要告诉我们谁该被骂，而是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该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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