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观察｜港片是什么时候开始不香的？

—— 香港流行文化在大陆的嬗变史

80/90年代的港产片，是一代人的文化启蒙与集体记忆

核心摘要与关键事件时间线

在深入探讨之前，一条贯穿香港流行文化在大陆嬗变历程的时间线，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清晰的宏观视角，标注出从鼎盛走向融合与异化的每一个关键节点。

年份

关键事件

影响与意义

1970s-1980s

香港经济起飞，本土意识觉醒

【黄金时代】

电视、电影、音乐全面繁荣，“港味”文化形成并开始以强势姿态影响内地。

1984

《中英联合声明》签署

“九七”议题成为社会焦点，文化作品中开始浮现对未来的焦虑与想象，身份认同问题进入创作核心。

1990s中期

盗版猖獗，亚洲金融风暴

香港电影产业遭遇首次重创，投资锐减，产量下滑，最具远见的人才开始寻求“北上”出路。

1997

香港回归

身份认同的迷茫与挣扎在文化作品中达到顶峰，如电影《春光乍泄》所展现的无根漂泊感。

2003CEPA签署【关键转折点】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开启了合拍片时代，香港电影以新身份大规模进入内地市场，开启了融合与异化的新阶段。

2010s

内地票房市场全面爆发

内地电影工业体系日趋成熟，市场规模与资本力量远超香港，两地在文化产业中的话语权彻底反转。

2014-2019

香港社会事件频发

两地民众心态与文化语境进一步疏离，内地新生代观众对香港文化的“陌生感”加剧。

2020s

内地资本提出“港艺振兴计划”

香港文化产业进入“后北上时代”，在内地资本的扶持与主导下，探索新的发展与生存路径。

引言：从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到另一代人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港片、港乐、港星——这些词汇曾是大陆70后、80后乃至部分90后的文化启蒙与集体记忆。周润发的风衣、周星驰的“无厘头”、王家卫的光影、Beyond的歌声，共同构建了一个关于现代、都市、侠义与叛逆的华丽想象。然而，曾几何时的文化圣地，如今在新生代眼中，却似乎魔力渐失。对于今天的“00后”观众而言，香港流行文化更像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历史符号，是短视频里被反复剪辑的“情怀切片”，而非鲜活的当代潮流。

这种魔力究竟是从何时开始消退的？

本文并非意在为香港流行文化的“衰落”下一纸判词，而是旨在深入剖析其在大陆市场近三十年来的嬗变轨迹。这不仅是一个区域文化产业的兴衰史，更是一面折射出中国内地与香港两地经济实力、社会心态和文化认同变迁的棱镜。

一：黄金时代的回响——“港味”何以封神？（1980s-1990s中期）

要理解“不香”，必先回答它当初为何那么“香”。香港流行文化的巅峰魅力，是特定历史时空下经济、产业与文化认同共振的产物。

• 1.1 经济奇迹的文化投影

  香港作为连接东西方的“窗口”，其7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腾飞，为文化产业的繁荣提供了丰厚的资本土壤和开放的创作环境。当内地刚刚打开国门，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与渴望时，香港的影视和音乐作品，便成了展示现代化都市生活、商业文明和消费主义最直接、最生动的载体。港片里的摩天大楼、时尚男女、酒吧霓虹，精准地满足了内地民众对于“现代”的全部想象，成为一种文化上的“代偿性满足”。

• 1.2 “东方好莱坞”的工业魔法

  黄金时代的香港电影，绝非偶然。其背后是一套高效、灵活且高度商业化的工业体系。无论是开创了市民喜剧新范式的许冠文，还是将警匪片、武侠片、喜剧片等类型玩到极致的导演们，都展现了香港电影强大的创新与融合能力。成熟的商业类型片公式、完善的造星体系（从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到电影公司的明星制），以及“多快好省”的制作模式，共同构筑了“东方好莱坞”的强大势能。高产量的同时，亦不乏开创性的作品，如周星驰的“无厘头”文化，更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输出。

• 1.3 “香港人”的身份呐喊与文化输出

  “港味”的真正内核，是一种在后殖民特殊历史背景下生长出的、杂糅了华人传统与西方现代性的文化自信与身份认同。在港英政府“积极不干预”的政策下，香港本土意识自70年代开始觉醒。这种意识投射在文化作品中，便是对“香港人”身份的强调与建构。

  【新闻爆点】“阿灿”的诞生与消亡：港片如何用一个符号定义与大陆的三十年文化温差？ 八十年代港产片中，“阿灿”这一来自大陆的“表叔”形象，从最初的亲切，迅速演变为愚昧、落后的象征，这精准地反映了当时两地巨大的经济与文化落差，以及港人优越感的建立。然而，随着两地实力变迁，“阿灿”的形象在影视剧中逐渐消失，这一符号的消亡，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关于两地文化心态变迁的默片。

二：十字路口的风暴——内忧外患下的第一道裂痕 (1990s末-2003年)

盛极而衰的定律，在香港电影产业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世纪之交，风暴已在酝酿。

• 2.1 内部的“癌变”：当创意被模式套牢

  黄金时代的末期，香港影视产业已显现出严重的内耗。题材重复、粗制滥造、跟风严重成为常态。为了追逐短期利益，“重量不重质”的现象愈发普遍，过度依赖少数几位明星的票房号召力，使得创新动力严重衰减。曾经引以为傲的灵活制作模式，开始僵化为套路，为日后的衰落埋下了第一颗定时炸弹。人才储备也开始出现青黄不接的迹象。

• 2.2 “九七”的焦虑：身份认同的迷雾

  1997年的回归，是香港历史的重大转折，也给港人带来了复杂的身份焦虑与集体迷茫。这种情绪深刻地投射在文化作品中，电影的基调从八十年代的乐观自信，转向了九十年代的晦暗、疏离与内向。创作者们开始探索个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

  【新闻爆点】从《A计划》到《春光乍泄》：香港电影如何从确证“我是谁”走向“我该去哪”的世纪之问？ 如果说成龙的《A计划》（1983）是在殖民者与旧势力夹缝中，用拳头自信地确证“我是香港人”；那么王家卫的《春光乍泄》（1997）则将这种身份探讨推向了极致的迷惘。故事被刻意放逐到地球另一端的阿根廷，主角黎耀辉与何宝荣的无尽漂泊、分合，以及那句贯穿全片的“不如我们从头来过”，都成为了九七前后港人心态的绝佳隐喻——一种对未来不确定、渴望重新开始却又无处可归的世纪末情绪。

• 2.3 资本退潮与人才“北望”

  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对严重依赖东南亚等外埠市场的香港电影来说是致命一击，投资资金几乎腰斩。同时，猖獗的盗版VCD市场，也让电影公司的本土票房收入锐减。资本的退潮，使得香港电影的投资“断血”。面对本土市场的急剧萎缩，第一批嗅觉敏锐的电影人，如徐克、陈可辛等，开始试探性地“北上”寻求出路，这无意中拉开了香港本土电影产业人才与资本空心化的序幕。

  
  

2003年CEPA的签署，是香港电影续命的“生门”，但也可能是一条通往“温水煮蛙”的道路。这一阶段是“港味”嬗变的核心。

• 3.1 CEPA的双刃剑：市场的“蜜糖”与创作的“砒霜”

  CEPA允许香港与内地合拍的影片作为国产片在内地发行，不受进口配额限制。这无疑为陷入谷底的香港电影打开了广阔的内地市场。然而，这剂“蜜糖”的另一面，是创作上必须戴上的“紧箍咒”——内地严格的审查制度和截然不同的文化语境。为了迎合全国性市场的口味和审查要求，合拍片中的“港味”不可避免地被稀释：故事背景常常模糊化，失去了香港独特的城市肌理；充满市井智慧的粤语俚语被普通话取代；尖锐的社会批判和边缘题材变得禁忌。

  【新闻爆点】CEPA：究竟是“救市良方”还是“温水煮蛙”？ 这个问题至今仍在行业内被反复辩论。从短期看，CEPA拯救了香港电影的产量和无数电影人的饭碗。但从长期看，它让香港电影的创作中心与市场重心全面“北移”，本土的独特性与批判精神在迎合市场的过程中逐渐消磨。香港电影人从为香港观众拍片，变成了为内地市场定制产品，“港片”也就慢慢变成了“在香港取景的国产片”。

• 3.2 资本流向逆转：从“港资北上”到“内地资本反哺”

  CEPA之后，资本与人才的流向彻底改变。香港的资本和成熟的工业经验大规模北上，极大地催化了内地影视工业的成熟。这个过程也加速了香港本土产业的“空心化”。如今，随着两地经济体量的天壤之别，话语权已然易手。内地资本（如阿里、腾讯）开始反向“输血”香港电影，推出“港艺振兴计划”等项目。这标志着香港文化产业已经从主动的输出方，变为被动的、需要扶持的合作方。

  【新闻爆点】失去的三十年：被房地产和金融“绑架”的香港创意产业悲歌。 香港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后过早地转向金融和地产业，导致实体经济空心化。这种结构性的转变，使得社会资源和最优秀的人才都涌向了能赚快钱的行业，而需要长期投入和耐心培育的文化创意产业则被边缘化。当电影业遭遇危机时，社会缺乏足够的资本和意愿去支撑其转型和升级，最终使其在与内地市场的博弈中失去了议价能力。

• 3.3 “两条腿走路”的困境：本土坚守与市场现实

  如今的香港电影业，呈现出一种“两条腿走路”的分裂状态。一边是面向内地市场的“大型合拍片”，由资深导演和明星主导，遵循着商业大片的制作逻辑；另一边则是坚守本土的“中小成本港片”，由新晋导演创作，往往充满锐气、聚焦香港社会议题，如《一念无明》、《浊水漂流》、《毒舌大状》等。然而，后者的困境在于，虽然时常“叫好”，但市场体量有限，难以“叫座”，更无法撼动产业整体下行和人才断层的根本趋势。影坛的中坚力量，依然是那批活跃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人”。

内地电影工业崛起，带来了视觉与叙事的全新范式

四：天平的另一端——大陆市场的“范式转移”

香港流行文化的嬗变，故事的另一半，必须在中国大陆这片土地上寻找答案。是什么，取代了“港味”曾经的位置？

• 4.1 内地影视工业的“巨兽”养成记

  在香港电影人北上带来的经验和内地庞大资本的共同推动下，中国内地已经建立起一个体量惊人且日益成熟的影视工业体系。从制作技术（如《流浪地球》系列的虚拟拍摄）、资本运作（完备的投融资和上市渠道）到宣传发行（线上线下联动的整合营销），内地电影工业在硬件和软件上都已全面超越香港。当内地也能拍出视效宏大、叙事完整的商业大片时，香港电影在制作层面的优势便不复存在。

• 4.2 观众迭代：文化自信与审美变迁

  这是最根本性的变化。大陆的“95后”、“00后”新生代观众，成长于国家经济强盛和民族文化自信全面崛起的时代。他们的文化参照系、价值认同和审美趣味，已经与他们的父辈截然不同。他们不再需要通过香港这扇“窗”去仰望外部世界，反而更倾向于在本土文化中寻找身份认同。像《国家宝藏》、《长安三万里》、《哪咤》这类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节目和电影的火爆，正说明了这一点。对于这代人来说，传统港片中对身份的焦虑和中西混杂的文化背景，天然地产生了一种“陌生感”和隔阂。

• 4.3 互联网平台的重塑力量

  抖音、B站、小红书等互联网平台，彻底重塑了内容的分发渠道和观众的消费习惯。碎片化、即时互动、算法推荐的模式，主导了年轻一代的娱乐方式。这种模式更偏爱强情节、快节奏、情绪化的短内容，而传统电影所依赖的、需要文化背景铺垫和沉浸式体验的线性叙事，则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经典港片被解构成一个个“名场面”和“金句”在短视频平台传播，这本身就是一种消费方式的降维，情怀被反复咀嚼，但完整的文化魅力却难以传递。

  
  

回顾这段近三十年的嬗变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香港流行文化在大陆从“香”到“不香”，并非单一因素导致，而是香港内部产业瓶颈、两地经济实力逆转、内地文化市场崛起、以及全球化与互联网冲击等多重力量交织下的必然结果。

其最核心的本质，是文化影响力与经济、政治话语权的强关联。更进一步说，“港味”的消逝，不仅仅是创作对市场的妥协，更是文化参照系的根本性转移。当大陆不再需要通过香港这扇小小的“窗户”来想象现代、想象世界，甚至自身已经成为世界舞台的中心之一时，香港流行文化的黄金时代便已逻辑性地宣告落幕。

在与内地的深度融合中，香港文化能否在夹缝中找到新的身份认同和独特的叙事方式？在更广阔的华语文化圈乃至全球文化版图中，香港还能扮演怎样的角色？这些问题，不仅是香港电影人和文化界需要回答的，也是整个华语世界在重塑文化版图时，必须共同思考的时代命题。

*本文由MOE大模型辅助完成。图片创意ChatGPT、豆包、Comfyui。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 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