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学模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笔名？

著名经济学家蒋学模早年从事过很长一段时间翻译工作，1945年夏至1949年期间，他曾担任复旦大学文摘社编辑。很少有人了解的是，蒋学模与《文摘》的渊源可追溯至1941年夏，除了众所周知的《基度山恩仇记》，他在文摘社其实还有不少其他译作。更鲜为人知的是，除“蒋学模”“学模”之外，他还用过其他一些笔名。笔者基于馆藏档案及相关文献，对蒋学模与《文摘》的关系略为叙述，或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蒋学模的人生经历。

宁波慈溪观海卫镇蒋学模故居图

与《文摘》的初次结缘

《文摘》于1937年1月由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孙寒冰在上海创刊。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后，复旦大学西迁庐山，再迁重庆，最后落脚北碚。文摘社随黎明书局迁至汉口，孙寒冰因病不能离沪，由自己在上海劳动大学兼课时的学生冯和法赴汉口主持《文摘》。冯和法当时还兼办群力书店，黎明书局、文摘社与群力书店三家机构一起挤在一个弄堂小房子的前后两间厢房内。1937年11月《文摘战时旬刊》刊出时，主编仍署孙寒冰。1940年5月，孙寒冰不幸死于日军轰炸，由张志让接替主编。是年9月《孙寒冰先生纪念号》起，蒋学楷也列为委员。这一时期的文摘社仅设编辑部，无发行机构，出版及盈亏全由黎明书局负责。

1938年春，蒋学模到群力书店当出版主任。此前他因战乱中断了东吴大学的学业，在上海沦陷后一度到湖南平江参加抗日工作，后因肺病发作辗转于武汉。应冯和法的约稿，蒋学模于是年5月在群力书店出版了一本名为《出动中的新四军》的小册子，署名“孜琴”，以纪实笔法讲述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队集结组编开赴前线的故事。这是蒋学模为满足大众需求、积极宣传抗战而作，因所署笔名少见，很少有人知道该书的真正作者就是蒋学模。

蒋学模著《出动中的新四军》

1941年夏，蒋学模从四川大学经济系毕业，因兄长蒋学楷之邀，准备赴香港任《财政评论》编译，在重庆等候飞机时，他到文摘社寄住了一个多月。早先，文摘社已于1938年冬从武汉迁至重庆，在临江门川盐三里租了一幢楼房，并脱离黎明书局，单独成立了复旦大学文摘出版社来负责发行。此一时期的《文摘》，大体与汉口时期相似，仍为16开本，主要翻译或摘译外国期刊上的文章。蒋学模寄住文摘社期间，正逢苏军和德军在莫斯科附近大战，是年6月30日下午，文摘社由张志让出面邀请七八人，在重庆汇利饭店举行了一次苏德战争座谈会，由蒋学模担任记录。这次座谈会的记录后印成32开本的小册子，以《苏德战争——复旦大学文摘社征求言论特集》为名作为《文摘》附刊出版。这是蒋学模同文摘社发生的第一次编辑关系。

《苏德战争——复旦大学文摘社征求言论特集》

文摘出版社出版的译作

前述蒋学模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香港《财政评论》编译。然工作仅几月，因香港被日军占领，财政评论社内迁。兄长蒋学楷在香港被日军枪杀，蒋学模则几经颠沛流离，于1945年回到重庆。是年10月正式接受文摘社的邀请，担任该社编辑。《文摘》此时不仅出版刊物，也编译出版书籍。据1965年7月《蒋学模自述》（此系未刊手稿，承蒋学模先生之子蒋维新老师惠示），“我在文摘社译的书有：《五分钟名人传》《英语自修全书》《基度山恩仇记》《长生论》《苏联行》《俄罗斯——最后到来的巨人》《人与地》”。

《基度山恩仇记》于1946年11月起由文摘出版社在上海陆续分册出版，1947年至1949年间不断再版，至今畅销不衰。其他作品还有：1946年3月出版的《五分钟名人传》，著者是美国的卡尼基，译者署名“龙洁清”，这个笔名，此后未见再用；1946年出版的《人与地》，著者是美国桑达雅那，译者署名“蒋学模”；1949年8月出版的《长生论》，著者是苏联波哥摩莱兹，译者署名“蒋学模”；《苏联行》《俄罗斯——最后到来的巨人》，均与贾开基合译，先后于1948年、1949年发行。其中，《五分钟名人传》以一人一传的单篇形式介绍罗斯福、威尔逊、莎士比亚等人生平，《人与地》则是出生于西班牙的美国哲学家、小说家桑达雅那的一部自传，由此不难窥见蒋学模对人物传记的兴趣所在。

鲜为人知的笔名

据《蒋学模自述》：“我在《文摘》上的译文，除了使用蒋学模的本名之外，有时还用我的一些熟人的真名，如聂轰、蒋玉瑛、许庭星等，还有我常用的笔名孜琴，此外还随便采用一些笔名，现在想不起来了。”关于“孜琴”这个笔名，除上文提及《出动中的新四军》见署之外，他还多次用过，如1945年《文摘》第10卷第1期、1946年《文摘》第10卷第5期上发表译文《释否决权》《我的复活经验谈》时。同年在《文摘副刊》第1卷第3期、第4期上发表译文《影星秘史》《数学奇谈》，亦用此名。而《文摘副刊》第1卷第5期上《打开“世界屋顶”之迷》一文署名“赵孜琴”，也当是蒋学模的笔名。

蒋玉瑛、许庭星、聂轰是蒋学模在《文摘》发表译文时常用的三个笔名，其中署名“蒋玉瑛”的译文数量多达20篇，包括《从去年数字看今年美国经济》（1948年第12卷第10期）、《丘吉尔的大战回忆录》（1948年第13卷第8期）等；1947年《文摘》第11卷第9期《美国大学生的转变》、第12卷第4期《苏联外交的决策者》等均署名“许庭星”；1945年《文摘》第10卷第4期《揭开巴勒斯坦的迷雾》、同年《文摘》复员纪念号《我们降落在中国的大地上》等则署“聂轰”的笔名。当然，他署名次数最多的还是“蒋学模”，“学模”是原名的简化，他在《卡秋莎：红军的秘密武器》（1945年《文摘》复员纪念号）即署“学模”。

1946年《文摘》在上海复刊以后，蒋学模承担了该刊主要的翻译工作，每月两期翻译十万字左右，其勤奋实非常人所能及。翻览此期的《文摘》，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蒋学模的几个笔名常一并出现在同一期上，如1947年《文摘》第12期第2卷上的《苏联有没有原子弹》《一个新型独裁者的兴起》《东欧的革命》《美国再借不借钱给英国》《剃刀边缘的西欧》五篇译文，所用笔名依次为“聂轰”“蒋玉瑛”“许庭星”“学模”“蒋学模”，译者实为一人，篇幅却几占一半。1948年底《文摘》在外埠禁止发售，只准在上海发行，以致《文摘》不得不停刊。上海解放后，美国对新中国实行封锁，稿源断绝，更无法复刊。如此文摘社停办，该社人员调至复旦大学的有关部门，蒋学模到经济系任教，至此结束了他在文摘社的编辑生涯。

1947年《文摘》第12卷第2期封面

（作者为复旦大学档案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