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星计划-这次认真写一部自己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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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猛地惊醒,一下子从床上坐起。只有在焦虑时,我才会这样忽然醒来;有那么一分钟,我竟不明白自己的心为何跳得比平常更快。接着我想起来了。还是那老原因——他没回家。”
这就是《乡村女孩》(
The Country Girls)的开篇——20世纪颇为著名、声名狼藉但颇受喜爱且颇具影响力的爱尔兰小说之一。即便在一个爱尔兰文学名家辈出几乎统御世界文坛的世纪里,《乡村女孩》的创作、出版以及随之而来的公众哗然,仍在文学传说中占据了独一无二的位置。
首先是它惊人的创作速度。(“书是自己写出来的,”奥布莱恩常这样形容那奇迹般的三星期创作时间。)其次是它臭名昭著——如今已成传奇——的接受史:被爱尔兰审查机构以“性描写露骨”为由查禁;当地一位教区神父在念完玫瑰经后当众焚书;奥布莱恩本人则收到一连串恶毒的匿名恐吓信。这一切,最终使作者同时成为风云人物与全民公敌。
历史一次次证明,小说初版时引发的极端道德谴责,反而使它与奥布莱恩一起,成为时代标志——象征着爱尔兰女性在一个极端保守、极端宗教化、制度性厌女的社会里争取发声的斗争。肖恩·奥法伦(Seán Ó Faoláin)曾把这一时期的爱尔兰称作“阴郁的伊甸园”,然而,这一说法依旧难以描摹奥布莱恩所承受的滔天怒火与公众谴责。
当然,奥布莱恩接着又因浩大的国际声誉而遭受了更多“创伤”。无论走到哪里,她都受到追捧,由此忽然就闯进了那间只应属于“文学伟丈夫”的房间,并占据了宝贵空间——他们可不乐意她的到来。奥康纳(Frank O’Connor)与哈特利(L. P. Hartley)尤其出言不逊,称她笔下人物是“花痴”,而作者本人则“品味低俗,挑男人的眼光也一塌糊涂”。
此外,《乡村女孩》及其随后两部几乎同样引起争议的续作《孤独女孩》(
Girl with Green Eyes) (国内出版的文本根据首次出版名字译为《孤独女孩》,后文遵从此名) 与《幸福婚姻中的女孩》(
Girls in Their Married Bliss)(在国内以《出走》三部曲的译名出版),把爱尔兰当时严苛贯彻的文化、社会、智识停滞所隐藏的人性损伤,毫不留情地映照了出来——而这种停滞在60年代初已十分令人窒息。
在一个女性生活方方面面都被国家机器(在巨细靡遗的天主教会的意识形态指挥下)入侵、并被随意支配的国度里,奥布莱恩召唤出敢于渴望超越传统家庭与性奴役、情感冷漠、弃绝智识的女性角色——这无异于一场革命。
她不仅为无声者发声,还把国家的“肮脏衣服”当众晾晒——那些衣服脏到五十多年后依旧需要再搓洗。如今,从落笔到被道德批判,再到被奉为经典,这段旅程让任何对奥布莱恩文本本身的接近,都自动带上了政治意义。
尽管这无可避免,但若只关注此书的风雨身世,忽略了它本身就是一座文学与艺术的宝藏,那将十分可惜。《出走》三部曲——常被称作“爱尔兰少女成长故事的原型”——并非打破了常规的小说,恰恰相反,反而是它确立了新的框架。
三部曲的核心,是凯特/凯特琳·布雷迪(Caithleen/Cait/Kate Brady)与布里吉德/芭芭拉·布伦南(Bridget/Baba Brennan)交织、后来互为旁白的姐妹花故事。这两个女孩时而结为同盟,时而彼此仇视,在50年代爱尔兰农村令人窒息的宗教氛围中一起长大。
我们刚开始读到她们时,她们还是学生。凯特与温柔、溺爱的母亲同住,不过母亲饱受暴力酗酒丈夫的折磨——其父亲在经济层面也一塌糊涂。家中唯一的维系者是希基,他是一个薪水微薄的雇农,他让农场得以运转,不过偶尔顺手牵走一只鸡。除此之外,希基朴实而可靠,对这被酒精撕裂的家庭而言,如同慰藉;母女俩都害怕他会跳槽到薪水更高的地方。
芭芭拉的生活则截然不同。她是本地兽医布伦南与夫人玛莎的女儿。玛莎最爱的,便是在本地旅馆酒吧里,边喝几杯金汤力,边与旅行推销员作伴。芭芭拉浑身上下散发着农村小资产阶级孩子的自信、娇纵与毫无根据的势利。她时而嫉妒、时而恼恨凯特的聪慧与梦幻的艺术气质,于是不断欺负、作弄她。
然而,凯特的母亲早逝,后来两人被打发到邻郡一所毫无生气的修道院学校后,芭芭拉对凯特的依赖愈发明显。这对奇怪的组合却彼此扶持,熬过了接下来几年难以下咽的晚餐与萌动的青春期。
紧接着就是冲突的来临,在芭芭拉策划下,她们因一次精心安排的“猥亵事件”被开除(“可怜的玛格丽特修女,她遭受了宗教生涯里最大的惊吓”),于是决定奔赴都柏林,热切追寻她们想象中大城市将赐予的一切浪漫与光鲜。
她们在吝啬却善良的奥地利流亡者乔安娜经营的寄宿屋里落脚。芭芭拉很快开始寻找所谓的冒险,并说服凯特把内衣染成黑色。凯特也找到了一份在杂货店的工作,并相对满足——直到家乡的“幽灵”重现:那位“绅士先生”(Mr Gentleman),因其法国人身份,本名“德·莫里耶”对她们来说太难发音,于是姓名也被简化成绅士。
他年长许多,婚姻不幸,带着恰到好处的世故。“绅士先生”正是足以俘获像凯特这种爱做梦、文学少女的“优雅旧世界”的化身。而这位先生自她14岁起便日益关注她,如今也乐于让关系更进一步。
奥布莱恩的笔调,沉醉于少女对这种“他者”符号的恋物式迷恋:他帅气的汽车、外国口音、薄薄冷静的嘴唇、温和脾气、文质彬彬的文化气息——这一切与凯特早年被训练着去适应的混乱男性情感和气质截然相反。
他们躲开窥视的目光,偷得片刻相处。虽然场景远非公众怒斥的那样“淫亵”,却仍是文学中最具性张力的段落之一。凯特那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乃至后来肉体上的渴望,与她对自身稚嫩、可能令他失望的恐惧交织,读来令人伤感,任何曾无望地爱过的人都心有戚戚。
为了照顾还没读过的读者,这里不再剧透更多;但省言之,带着苦涩的必然性,小镇乡村的恶意不会放过任何展示其最残酷一面的机会。
《嫉妒的女孩(
Girl with Green Eyes),这里采用直译》——初版名为《孤独女孩(
The Lonely Girl)》——在《乡村女孩》故事的时间线两年后继续展开新的故事。女孩仍寄宿在乔安娜那里。芭芭拉如今忙着寻找能请她玩乐或白吃白喝的男人。凯特则在飞速阅读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温柔》,急于知道“那个男人会不会离开那个女人”,暗示她的浪漫幻想依旧完好,事实也很快证明的确如此。
某晚与芭芭拉外出时,她认识了尤金·盖拉德(Eugene Gaillard)——一位面相忧郁的纪录片导演。他神秘而自持,给了凯特一剂“绅士先生”式的冲击;于是,在都柏林一家书店偶遇时,她破天荒地主动邀他喝茶。尤金答应了,一段笨拙的恋情随即展开。
凯特再次选择了年长且世故的男人,但很快发现自己被改了名字(“他叫我凯特,说凯特琳太‘基尔塔坦’——鬼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并完全无法驾驭这段感情。尤金那仍被隐约爱着的“前妻”如幽灵般笼罩恋情,而他的管家安娜则以“丹弗斯太太般”的热忱对此加以呵护着。
凯特那令人尴尬地无法摆脱处子身份的窘境,与她醉醺醺的父亲(经匿名信得知这段尚未圆房的恋情)带着一群乌合之众赶来“拯救”女儿的闹剧,形成绝妙平衡。正是在此,奥布莱恩最犀利地切开男性对女性性态度的死结:那种“所有权”观念——男性的荣誉与满足,竟被设定在同一女性的两腿之间彼此对立。
这两种不可调和的原则如此激烈地冲突,以致凯特对自己身心主权的直接诉求,也被视为必须服从男性自我与社交体面的次等权利。
除了这一切,奥布莱恩也从未放弃她那讽刺的天赋,也不吝戳破艺术圈的矫饰,她反而将二者发挥到极致,使《孤独女孩》对当时爱尔兰社会的批判,远比《乡村女孩》更一针见血。爱尔兰诚然变成了一个完全依赖剥夺女性权利来定义自身的社会。
她对这种社会中女性主体感受的残害、对个人意志的阉割,有着令人不安的精确。在一个法律与文化都否认你有权选择人生的国度,你又如何得到你想要的?奥布莱恩对自我价值的肢解以及为了生存所需的情感操控,毫不留情。
生存,在三部曲最后、也是最悲哀的一部——讽刺地题为《幸福婚姻中的女孩(
Girls in Their Married Bliss)》——中,成为更核心的主题。故事跳跃数年,跨越大海直接到了伦敦。
芭芭拉·布伦南如今成了芭芭拉·杜拉克,嫁给了一个粗鲁的百万富翁建筑商,后者酷爱不得要领的攀附之举。凯特(Cait),则完全被“凯特(Kate)”身份吞没,困在与尤金那冰冷、灰色、毫无温情的婚姻里。她唯一的慰藉,是对儿子的深爱以及重拾旧习秉持着浪漫的空想主义与一位已婚男子展开了一段精神层面的外遇。
尤金发现这段外遇后两人婚姻彻底崩溃,这也对凯特和她的孩子带来灾难性后果。尤金那无情、非理性的自私个性以及自以为是的道德立场,被描写得令人难以忍受。然而,芭芭拉那位粗俗却更宽容的丈夫,在得知芭芭拉肚中的孩子与自己毫无关系后的反应,也与此形成了诡异的对照。
尽管这第二部,也常被低估的续作,在手法上明显转变(芭芭拉拥有了自己的声音,凯特则被改为第三人称,也不再是唯一叙事者),却依旧不逊于前作。仅手法层面,要让如此迥异的两种声音——芭芭拉粗俗、滑稽、喋喋不休(“他把老娘晾在那儿,屁股朝天”),与凯特愈发哀婉的自我鞭挞——和谐共鸣,并构成一曲关于悲恸、浪漫消亡和随之而来的自我消亡的动人挽歌,便展现出一位渐入佳境的小说家的深厚功力。
奥布莱恩在其漫长而多变的创作生涯中,塑造了诸多丰富而动人的人物形象,但凯特与芭芭拉的魔力从未消散。人们对她们的爱如此深厚,以至1992年《光阴似箭》(
Time and Tide)出版时,仍有读者问:这本新书能否视作《乡村女孩》三部曲的某种后记?
不过早在1986年,三部曲首次合为一卷出版时,奥布莱恩便写下了真正的后记。年迈、睿智且虽被压弯了腰却仍出口成“脏”的芭芭拉,对两个女孩生命结局作出最后陈词。再说下去便又要剧透了。
那么,这三本薄薄的小书,其在1960年奥布莱恩开始出版时,引发如此道德恐慌,乃至一位后来身败名裂的政客与一位后来声名扫地的总主教,同声谴责其为“淫秽”作品,是如何在“丑闻”的灰烬里幸存下来,熬过了所有虔诚而沙文的批评者,并且地位日益崇高的呢?
一个答案是它们立下先例、竖起旗帜、在沙滩上划下界限。
通过这三部曲,奥布莱恩为曾被噤声的一代爱尔兰女性发出了声音。在那些被养大、只能预期暴力、强奸、被迫怀孕、无数次危险分娩、家庭奴役以及随时可能因“有意或无意给男性亲属带来社会羞耻”而被机构化收容的身体里,她吹入了“选择、欲望、感官欢愉”的激进氧气。在那些被宗教禁令、制度轻蔑、对女性智识不加质疑的诋毁所桎梏的头脑里,她唱出了“觉醒、异议以及寻找更多更好事物”的必需之歌。
奥布莱恩的女孩们在克服内外障碍时,有成功,也有失败。关键在于,她们从未停止与生活的种种角力,而作者也从未将她们降格为生活里的“最佳女配角”。这些始终是两个年轻女子踏入人生,背负各自历史并在途中创造自己未来的故事。
另一个或许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抛开所有关于这些小说如何诞生、如何走遍世界的轶事,它们本身就是艺术品。它们有时令人心碎,又常令人莞尔;奥布莱恩汲取了乔伊斯所钟爱的语言游戏,并注意到他将人性高低互换的趣味,然后锻造出完全属于她自己的东西。
这些小说拥有令人心碎的共情、严苛的诚实以及无与伦比的美感。于是它们屹立于此:人道、真实且永远美丽——无论文学风尚如何变幻,岁月如何流逝。
作者:Eimear McBride
编译:蛮蛮
来源:The Irish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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