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花园》FIRST首映：十年记录，弥合家庭的隐秘伤痛

7月20日晚，《东方花园》在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进行首映。作为本届入围主竞赛单元时长最长的纪录片，现场观众不仅被片子隐秘复杂的情感击中，还对导演用影像剖析自我和至亲的勇气打动。

10年前刚上大学就读影视专业的周俊森，和很多学习电影的学生一样，迫不及待需要证明自己才华。无意得知姐姐被拐的故事后，他毫不犹豫将镜头对准这位游荡在大家庭的边缘人，甚至独自前往姐姐被拐后生活的男方家进行探访。然而事与愿违，矛盾的窗户纸被捅破，留下的是无解的生活和现实。这也成了周俊森往后十年的梦魇。

电影项目搁浅，工作单位被撤，连续3次考北京电影学院失败，周俊森被生活困住了。但是他没想到更无法接受的现实接踵而来——父亲确诊疾病后，他再次拿去相机，只想给父亲多留下一些影像。

周俊森在导演阐述中谈到：“长久以来我被困在了影像之中，我要一次又一次地经历姗姐的苦痛，山西的往事，父亲的确诊，母亲的述说，以及大姑父的死亡。我的感性和理性在创作中时常是失调的，我想要去逃避。”

拍摄后期，周俊森一方面备考精力不够，一方面无法摆脱亲密关系的情感漩涡。他找到代坤，作为联合导演，一起完成影片。随着拍摄深入，周俊森和家人们在苦难中去寻找弥合的机会，在即将别离时选择团聚。

“这不仅仅是一次影像创作，更是灵魂的奥德赛，是家人和我的回家之路。”周俊森说，他后来才总结出来，他之所以能完成这部影片，是不想一直活在秘密当中，想一家人都快乐。

《东方花园》入围今年FIRST青年电影展主竞赛单元，这算是对周俊森10年迷茫生活的救赎，也是他近几年人生为数不多的光亮。周俊森说，未来他不打算继续考研了，但是他还好继续拍电影，还会继续记录这个家族的更多故事。

以下是凹凸镜DOC专访《东方花园》导演周俊森：

《东方花园》FIRST首映：十年记录，弥合家庭的隐秘伤痛

采访撰文：沙丘、嘉韵

编辑：张先声

凹凸镜DOC：首先谢谢你的坚持和勇气，让大家能看到你的家族故事。很快这部片子就会在FIRST首映，最近心情怎样？

周俊森：从得知入围到官宣，期间除了偶尔的兴奋和激动，更多地是疲惫，疲惫到精神涣散。就像刚刚经历了一场长途旅行，到达终点后怅然若失，陷入了一种无力的迷茫。

6月30日，我结束了《东方花园》所有的工作，我关掉手机，独自骑上我的自行车消失了两天。那一夜的成都下起了暴雨，我躲进电影院看了两场电影，电影让我恢复了一些气力。

凹凸镜DOC：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家族？影片中出现了很多次你们的族谱，一个很大的家族，包括这个片名《东方花园》的由来。

周俊森：东方花园是我们以前住的地方，我基本在那里长大。那个时候我爸妈还有奶奶一起住，还包括另外一个堂姐，逢年过节我们一大家子都会在东方花园家里聚会。2006年我们离开巴中来到成都，2009年那套房子卖掉了。

我们家的故事很传奇。我奶奶没结婚前，没有名字，叫二女子，是当时一个山上的小地主，她父亲和她第一任丈夫的父亲，两个人去了外地，发生了仇杀。她第一任丈夫的父亲杀了我的外曾祖父。两个人结婚三年过后，我奶奶才知道这个事情，然后就离了婚，后来和我爷爷结了婚。

我爷爷是个孤儿，他父母在他8岁时，外出干农活被雷劈死了，从那以后他就离开了老家，四处流浪。大概到了1951年左右，他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回来后，和我奶奶结婚。结婚后先出生的我大姑、二姑，然后生大伯，一直到我奶奶40多岁才有我爸，我爸属于老来得子。

凹凸镜DOC：这个片子你前后做了10年，对于一个年轻创作者来说，10年很长也很重要，而且从看中可以看出你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痛苦。现在回想，你是庆幸有这样一个家庭记录，还是说很后悔介入亲人的故事。

周俊森：后悔肯定是有的，但可能只是在中间的某个阶段后悔过，那个时候对整个事情看得不够清晰，特别对于姗姐的事情，后悔来自于自己的无力感，我没办法去帮助她，没办法去改变她，但是我把那层窗户纸捅破了。我一直不敢面对当年去山西寻找拐卖他的男人的事情，我当时在那家人面前太虚伪了，我甚至用一种讨好的语气跟那个男的沟通。当然其实在那个环境下我只能那么做，但是我内心是无法接受那种态度的。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会有这种情绪，我带出来对姗姐的一些亏欠，在创作上也一直干扰我。

凹凸镜DOC：姗姐这件事情，也是这个项目搁浅很长时间的原因对吧？

周俊森：其实主要原因是我在逃避她，因为我心里没有那个答案，我解决不了她的问题。中间有很多次机会可以再拍，但是我没办法。2018年姗姐重新结婚，她回过一次山西去见她的三个孩子。那次她叫我陪她，我没有去，其实我很想去，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那时候就是心里没有答案，对这个题材对这个故事，甚至对姗姐，我都处于一个很迷茫的状态。

凹凸镜DOC：父亲生病是你再次开启拍摄的契机，在这种无助时刻为什么会想起用影像记录？

周俊森：最开始拍摄，我是真觉得我父亲很快会死了，要留一些影像下来，以免以后他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会越来越少。

我记得疫情期间的一天，我父亲在住院，平时喜欢吃零食的他想吃火晶柿子，我就到处找，给他买了两盒送到医院，我只能隔着栅栏递过去，看着父亲和母亲，心里突然很难过。回去的路上我就觉得很委屈，我说我凭什么要经历这些事情？我的人生怎么这么糟糕？我就在路上边走边哭。

哭完了我就在想，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某个地方也有跟我经历同样事情的人？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故事拍下来？有一天跟我同样的人，他遇到这样无助绝望委屈的时候，他看到原来这个世界上有人跟他一样惨，心里可能会好受一点。这可能是我最初的契机。

凹凸镜DOC：作为儿子，介入父母的关系，介入家庭的伤痛其实很难，哪一个时刻最崩溃？

周俊森：我唯一一次在拍摄时崩溃的情景，在片子里也有所呈现。有一天我们家人在巴中聚会，我大伯喝多了，说着说着，他把我父亲确诊的事情点出来了。当时我们不知道家里人知道这件事情，也不知道他从哪得知这件事情，可能是他有预感或者对自己兄弟的了解。那一刻我放下摄影机，没有再拍摄，想带我父亲离开。当时我也崩溃，我拉着我父亲要走，我父亲不走，就在那拉扯。我们家的人，包括我大姐我大姑在场的都在哭，突然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其实是挺难以面对的。

凹凸镜DOC：父亲的病情包括过去，是比较隐秘的，你如何平衡这种影像入侵家庭关系？什么时候下定决定要去直面这种家庭关系？

周俊森：其实在我们家庭当中，没有影像入侵这种感觉，他们非常习惯了。我们家从我小时候就有相机，会彼此记录。

有些时候，我也觉得父母很多时候不开心，在我的成长阶段，当我知道了一些事情过后，我也觉得不开心。包括我的姐姐面临的一些情感困境，我也觉得她很多时候是不开心的。大家其实都在一个忧郁当中生活，这十几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直到有一天我思考明白了。因为我们这一家人都活在秘密当中，我奶奶活在杀父仇人是爱人的秘密当中，我的父亲活在父爱缺失导致他需要另外一份感情来填补当中，我的母亲活在丈夫背叛了秘密当中，而我的姐姐活在曾经被伤害过的秘密当中，而我活在我的父母的秘密当中。我从小看到过我父亲的秘密，我也知道我母亲的秘密，所以我们都不开心的。后来我觉得如果当我们把这个秘密打开了，我会觉得轻松和开心。

这两年我父亲确诊过后，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生活反而很开心，因为我们之间没有秘密，也没有芥蒂了，可能我的父母已经失去了传统意义上夫妻的生活，他们更像朋友、亲人一样生活在一起。我总结我为什么要做这个片子，把这么私密的事情公布出来，唯一的目的就是未来我们这一家人不想活在秘密当中。

凹凸镜DOC：后来你找了代坤导演一起拍摄，你是觉得还是有些问题不好直面，第三者可能更好处理这种关系吗？

周俊森：一是在2021年夏天，我偏头痛特别严重，导致中间很多素材缺失了，很多该记录的地方没记录下来，加上我那个时候在备考研究生，我觉得我精力有限，抽不出时间。二是我觉得我需要成为片中的人物，我不能一直摄影机背后，我需要在那个阶段来讲述我的故事，所以当时就找了代坤。

代坤刚开始来我们家拍摄的时候，其实是和我们家有“距离”的，但是到我考试那一天，他的镜头就很近了，他能很近地捕捉到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对话。还有一次我生日，母亲给我做了饭，在镜头里面能清楚的看到有一个空碗，我母亲一直招呼代坤赶紧来吃饭，并没有把他当成外人，他很快的从一个拍摄者角色融入到我们家里面了。

凹凸镜DOC：作为观众，我其实有些残忍，心里会等待像《日常对话》中母女直接对话的场景，但是你其实一直都没有很直接的去和父母对话，为什么？

周俊森：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其实有比较严重的情感回避，越浓烈的情感我越会回避。还有我父亲可能不太愿意在我面前聊这个事情，他可能需要维持一个父亲的角色。

拍摄之前，其实我父亲跟我聊过这个事情，父亲在一次从医院回来的路上，他在车上跟我说：“周俊森，爸爸想谢谢你，没有你，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这可能就是我和父亲之间最坦诚的一次聊天。因为我父亲确诊过后，我和母亲没有对他做过任何的苛责，我们都抱着生病就治病，不管这个病是什么病，先把病治好，先让人活下来再说的心态。所以他那一刻给我说那个事情，我现在想起来，还是会比较触动。

凹凸镜DOC：这对于拍摄者来说太难了，因为现实生活不是剧情片。很多人也就在各种妥协和混沌中过完一生，你也没必要苛责自己。

周俊森：拍摄期间，我一直在看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里面有一句话很打动我。“将想象和观念积淀为感觉。”我把这句话一直写在我剪辑台前的小黑板上，可能就是因为这句话，导致我的剪辑期会那么长，但这一直是我追求的事情，把表达控制在说与不说之间，把理念转化为一种感觉。

凹凸镜DOC：影片在结构上父亲的篇幅最多，中间呈现了很多他的日常，会不会担心观众看片会觉得这部分信息密度不够？

周俊森：其实在最初的考量当中，可能是来自于我个人的情感。过去10多年，特别是我在成都读书期间，我父亲不停地往返于巴中和成都之间，这其实是他过去10多年的生活日常。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考虑，其实是想展现两座城市在我们家庭当中的一种纠缠，我们需要不停地在两个城市里面生活。

凹凸镜DOC：姗姐后面的生活为什么呈现的不多？

周俊森：可能我的镜头放在整个大家庭，没有完全锁定在姗姐身上，所以没有完整地去找她那个线。最开始是父亲的线，到母亲的线，再到姗姐的线，然后再到我们一大家庭的线，从三个个人汇总到整个家庭，这是我最开始的考量设计。另外，就是前面说的，其实在我和姗姐在看素材聊天的那个晚上之前，我依旧是在回避她的，我确实没有办法剥离开我自己的个人情感。

凹凸镜DOC：影片中访谈选择在河边，而且用一面镜子呈现你，为什么选择这样的设计？

周俊森：区分身份。第一个身份是故事里的周俊森，第二个是摄影机背后的周俊森，第三个是创作者周俊森。还有一个原因是对拉康理论的一个应用，凝视自我的再次确认。这个片子对我来说也是自我的再次确认，我要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解构自己，同时重新认识我的家庭，重新认识我的父母，重新和他们建立关系。

凹凸镜DOC：片中的几处音乐特别好，特别是片尾你母亲唱的一首歌，简直是神来之笔。

周俊森：其实这个片子受瓦尔达的影响特别大，前两天我还看到她说过的一句话，我与机遇共同创造了作品。母亲唱歌是特别偶然的事情，我母亲是非常内敛的人，很少去表达自己的情感。那天我正在书房里看书，母亲在厨房做饭，我突然听到外面在唱歌，我就悄悄地拿着相机放在了客厅的茶几上，悄悄按上了开机键，没有画面，只有我母亲的声音。

我想也只有那一刻，我母亲可能才脱离了其他身份，她不是母亲，不是女儿，不是妻子，不是姐姐，她就是她自己，就是纯粹的歌唱。当我开始做后期的时候，我其实就知道我一定会把母亲唱歌放在片尾。

凹凸镜DOC：你在手记中说这是你的最后一部纪录片，是因为拍纪录片太痛苦了吗？

周俊森：去年9月份写的手记，可能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太痛苦了，觉得太漫长了。你现在让我回想，可能以后还是会做一些，比如可能会拍第二部家庭故事，继续记述我们家里的这些事情。至少因为这个片子，我和他们的关系是更亲密了。

凹凸镜DOC：经历了这十年的拍摄，你对电影，对创作，对艺术有啥不一样的认知？

周俊森：那个时候完全不懂，就不知道自己在拍啥，完全凭着本能记录，就像姗姐那个片段，你10年前看和前两年做素材的时候看完全不一样，以前可能只是看到了姗姐，看到了故事，但是后来再看，我可能看到的是一种生活。并且最重要的是，我中间停下来了三四年，一直在不断地学习看书，我把自己缺失的理论体系，不管是电影的理论体系，还是艺术的理论体系，给补足了，我思考的维度和思考的方式就不一样了。

影片介绍：十年时光，导演以家人的身份回到家中，迷失在过往的姐姐，沉沦于秘密的父亲，一切倒映在镜中…当母亲无言的叹息再次响起，他的眼中，这个残存的宗族式家庭相聚又分离，死亡来临，他们尽情歌唱。

关于导演：

周俊森

2012 年，就读于四川师范大学戏剧影视文学专业。

2015 年，短片《姗姐回家》入围第十二届全球华语大学生电影节。

2020 年，完成第一部小说《橙柜》。

2021 年至 2023 年考了三次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均以失败告终。

代坤

2011 年考入四川师范大学，就读戏剧影视导演专业。十余年来一直从事于影视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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