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智慧有多厉害？两千年前的水利工程至今仍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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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处亚洲东部，是世界上最重视水利建设的国家之一。古往今来，全国各地修建的水利工程数以万计，其中有些古代的水利设施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目前，我国已有30多项古代水利工程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

每年7月16日至8月15日是“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也是每年防汛形势最为严峻的时期。今年我国入汛时间早，水旱灾害极端性特点凸显。如何做好防汛关键期洪涝防范应对工作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期人民论坛读史带您了解中华传统治水文化，汲取其中的生态智慧。

治水自古以来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

水既能造福人类，也可能带来灾害，因此治水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然要求。人类治水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农田灌溉、交通航运和生活用水的需求，防止水对生产生活造成破坏，因此治水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要达到治水的目的，就必须采取兴利除弊的措施。而要兴利除弊，不仅需要规划和设计，还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和物力。对此，中国历代贤哲有清醒的认识，并在治水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经验。

考古史料表明，中国古代先民早在尧舜时期就已开始治水，可见其对水利治理的重视。夏商周时期，人们在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逐步建设了由畎、遂、沟、洫、浍等多级渠道构成的沟洫排灌系统。春秋战国时期，在重农思想盛行、铁器应用和牛耕推广的共同推动下，芍陂、漳水十二渠、都江堰、郑国渠等大型水利工程相继兴建，谱写了我国水利史上的辉煌篇章。秦汉两代承续先秦传统，对水利建设依然高度重视。汉武帝曾说：“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也……故为通沟渎，畜陂泽，所以备旱也。”（《汉书》卷29《沟洫志》）基于这一治水理念，汉朝不仅有效治理了黄河水患，在关中地区兴建了白渠、六辅渠、龙首渠和漕渠等国家级水利工程，更在甘肃、宁夏、河北、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广泛修建地方水利设施，使关中平原及黄河下游南北地区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唐代构建了系统的水利管理制度，中央设水部、都水监，地方建配套机构，形成层级分明的管理体系。宋元明清时期，水利建设在王朝治理体系中持续占有重要地位。《宋史·食货志》载，南宋时期“水利大兴”，水利建设成就显著。明朝规定，各级地方官员，均有兴修水利的任务。就连乡村基层组织的里长甲首，也有“兴修水利，劝课农桑”的责任（《皇明制书》卷9《教民榜文》）。清代水利工程建设规模空前，据记载兴建的各类水利工程达3234项之多。

对于建成的各类水利工程，历代王朝多能统筹国家与民生利益，通过明晰水权、完善管理制度等措施，最大限度发挥水利工程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如唐王朝曾颁布《水部式》，以法律的形式对用水的原则作出了明确规定：“诸灌溉大渠，有水下地高者，不得当渠（造）堰；听于上流势高之处，为斗门引取。取斗门，皆须州县官检行安置，不得私造。其傍支渠有地高水下须临时堰灌溉者听之。凡浇田，皆仰预见知顷亩，依次取用；水遍即为闭塞，务使均普……诸渠及斗门长，至浇田之时，专知节水多少。其州县每年各一差官检校；长官及都水官司巡察……所有损坏，随即修理，如破多人少，任申州县，差夫相助。”唐代以后，历代王朝虽管理方式各异，但均重视水利管理，通过明晰水权、权责结合等措施，以实现水资源的有序利用与合理分配。

古代因势利导、灌排结合的治水逻辑

治水之道，首在识水性、顺水势。昔日，大禹的父亲鲧用“堵”的办法治水，结果失败了。大禹从父亲失败的教训中悟出了一个道理：只有用“导”的办法才能让洪水流入大海。所以，大禹率众人疏浚河道，引洪入海，终平水患。

人们在治水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水旱灾害频发严重影响农业生产：久旱导致作物减产绝收，洪涝则引发农田积涝或江河泛滥。为确保旱涝保收，必须兴修水利工程。通过引水灌溉缓解旱情，借助堤防排涝减轻水患。而水利建设必须遵循“因势利导”原则：依地势高低修建灌溉系统，实现河水、湖水、泉水的自流灌溉；据地形特征构筑堤防沟洫，既防范洪水泛滥，又排除田间积水。

灌溉工程一般由引水渠首、输水渠道和控水斗门等设施组成。引水渠首分为有坝和无坝两种类型。前者是在河道中修建滚水坝或分水坝，引水入渠，后者则是利用河水湾道，在凹处开口，引水入渠。输水渠道的修建，通常是先用“表”“准”“度”等仪器勘测划定渠线，然后开凿干渠、支渠和小支渠，通过自流的方式，将河水或湖水引入田中。斗门设在干渠、支渠的入水口上，用以启闭渠道，调节水量。灌溉时，开启斗门实施畦灌、沟灌或淹灌；停灌时，关闭斗门使余水归河，防止农田渍涝。

除灌溉工程外，还普遍修筑堤坝、围堰等防洪设施：沿江河修筑的堤坝、围堰可抵御洪水侵袭，沿海建造的海塘则能防范潮灾，形成一定规模的排灌体系。当然，有些灌溉工程也兼具排涝功能，如洪泽古灌区通过67.25千米的洪泽湖大堤、15千米明清石工墙及5条灌排河道，实现了灌溉与排涝的双重效益。这些工程实践充分体现了“识水性、顺水势”的治水智慧，彰显了“因势利导”这一贯穿中国古代水利建设的核心原则。

因地制宜、不拘一格的治水实践

我国国土空间广阔，在地理环境上呈现出显著的南北差异和东西梯度特征。古人在长期治水的实践中，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地形地貌，选择最恰当的水利工程模式，讲求实用，不拘一格，如在适合筑“堰”的地方筑堰，在适合开“渠”的地方挖渠，在适合修“陂”的地方修陂。

“堰”作为低矮挡水建筑物，常与堤结合形成“堤堰”结构。现存的都江堰、山河堰等众多古堰工程，均通过筑堰抬升水位以满足灌溉需求，其具体形制则依据地形水文特点灵活设计：安徽七门堰利用凹岸取水实现水沙分流，构建“河—堰—陂—塘—渠”多级调蓄系统；浙江通济堰采用拱坝与闸涵组合，形成灌排兼顾的工程格局；湖北石枧堰独创底部排沙孔，保障工程千年不淤。这些案例充分体现了古代水利顺势而为、因地制宜的工程智慧。

“渠”指人工开凿的渠道，主要用于灌溉或排水。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渠道非三大古渠莫属：陕西泾阳的郑国渠作为战国末期修建的引泾灌溉工程，通过鱼嘴分水坝和瓠口退水闸等创新设计，实现了渭北旱原的大规模自流灌溉；广西兴安的灵渠以铧堤分水、陡门控流的独特结构，连通长江与珠江水系，成为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运河之一，至今仍在灌溉排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湖北南漳的长渠历经两千余年发展，形成了“蓄、引、提”相结合、“长藤结瓜”式的立体灌溉网络。这些古代渠道工程不仅展现了精湛的水利工程技术，更体现了因地制宜、道法自然的治水智慧，其科学的设计理念和可持续的运营模式，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陂”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池塘，能起到水库的作用。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开始开发利用陂塘水利工程。在长期发展中，南方地区修建了大量陂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福建莆田的木兰陂、福清的天宝陂，安徽寿县的芍陂，以及江西吉安的槎滩陂等。这些陂塘工程，以芍陂最为著名。芍陂约建于楚庄王十七年（公元前597年），由楚国令尹孙叔敖主持修建。孙叔敖组织当地民众，巧妙利用地形，将东面积石山、东南龙池山和西面六安龙穴山的溪流汇集至低洼处形成陂塘，并设置五座水门调节水量——汛期开闸泄洪，旱季闭闸蓄水，有效调控了区域水文状况。经过汉代、隋唐及明清历代的修缮扩建，芍陂至今仍保持着良好的灌溉功能，充分展现了我国古代水利工程因地制宜的规划设计智慧和可持续发展的建设理念。

历代人民依据不同地域特点，创造了丰富多样的水利工程形式，其中井泉灌溉与梯田系统尤为典型。浙江诸暨桔槔井灌工程、山西霍泉灌溉工程、湖南新化紫鹊界梯田、江西崇义上堡梯田皆属此类。诸暨桔槔井灌工程是由桔槔—水井—渠道构成的，从南宋开始灌溉，至今仍发挥着作用。霍泉灌溉工程始建于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年)，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渠册、夫簿制度和以水户为单元的水利自治管理制度，创造性地提出了“霍例水法”，在古代灌溉工程管理中独树一帜，成为古代水利管理乃至地方治理的范例。紫鹊界梯田位于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水车镇，是南方稻作文化与苗瑶山地渔猎文化相融合的产物，被誉为“世界水利灌溉工程之奇迹”。这些工程杰作不仅展现了“山引泉、坡筑田”的因地制宜智慧，而且创造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是中华农耕文明的重要遗产。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众多规模宏大、历久弥新的水利工程，通过代代相传、不断创新和完善才得以延续至今。这些水利工程凝聚着古人的智慧结晶，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和管理优化，在当代依然发挥着重要的灌溉、防洪、生态等多重功能，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能力。这种传承与创新并重的发展模式，不仅见证了中国古代水利文明的辉煌成就，也为现代水利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智慧启迪。

上文略有删减
选自 | 《人民论坛》杂志2025年第13期
原标题 | 中国古代治水的实践与智慧

作者 |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 王双怀

新媒体编辑 | 常嫦

原文责编 | 贾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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