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我曾精心照顾过两个死囚，一人被枪决，另一人被改判为死缓

我今年五十四岁，六年多的牢狱生涯是我人生里永远无法抹去的印记，尤其在看守所那半年，许多画面清晰得如同昨日。一九九八年六月四日，我因报复纵火被关进浙江某看守所，在等候判决的日子里，先后照料过两个死刑犯：一个在当年九月被执行，另一个在十一月改判无期徒刑。
前一天下午，我刚点完火，逃跑途中就被警察按住了。两个多小时的审讯，证据确凿，我垂头认罪，在笔录上签字画押，又被拍了照，十个指头全按了红印。次日清早，两名警察押我进了市看守所。戴着手铐走出警车时，心里又乱又怕——从前读书时就听过看守所的传闻，对即将到来的一切充满了恐慌。
一踏入铁丝网环绕的高墙，一股沉重的气息就裹住了我。仰头望去，头顶只悬着一方被切割的蓝天，视线再远也只能撞上四角塔楼里持枪的武警。那一刻，我站在这灰突突的水泥围墙之间，莫名地心慌起来：此后漫长的审判日子，我的世界只剩下这几十平方米了。

交接民警办完手续，领我穿过一道又一道铁门，一直往深处走。最终在一处空地上停下，他命令我脱光衣服，接受全身检查。现金、钥匙、相机之类都被管教收进专用袋，他让我核对无误后再次签字，说是判刑后会移交监狱。随后我又被带到所长办公室登记档案。等一切完毕，我抱着被褥和简单用品，跟着所长穿过阴冷长廊，停在标着“22号”的铁门前。
铁门“咣当”一声被拉开，昏暗的室内，十几个人木头似的坐在炕沿边，齐刷刷的目光钉子般扎过来，空气几乎凝滞。
我这才看清，他们睡觉的地方并非单人床，而是如同东北土炕，只是更长更宽些。所长立在门口交代：“这是新来的，都规矩点！”说完关门走了。我站在门边不知所措，刚抬脚往里走，一个声音突然响起：“脱鞋！”我慌忙照办，赤脚将东西放到炕尾。接着在众目睽睽之下，我被剥光衣服，几个人一盆接一盆冷水泼过来，眼睛都睁不开。等穿上衣服靠墙站定，一群人围上来问长问短。
这间十六人的监室里，天南海北的都有，但多是外地打工者。本地人则协助管理监舍。其中盗窃犯占了大半，剩下的有诈骗、贩毒、介绍卖淫、抢劫和贪污的。初来乍到，我处处小心，生怕被欺负。午饭时，一阵沉重拖沓的哗啦声让我留意到一个死刑犯——他脚踝上那副粗铁镣太扎眼，走路时不得不用绳子提起来。
饭后大家继续围着我打听外面的事，倒是那死刑犯主动搭了话：“犯什么事？老家哪的？”我如实作答。听说我是山东微山人，他眼睛忽然亮了：“老乡啊！我江苏沛县的，离你们那才几十里路！”这话让我如释重负，里面有个老乡，日子总归好过些。
他叫张利民，二十六岁，未婚。判决书显示他盗窃十七次、抢劫六次，案值超过二十二万，数罪并罚判了死刑。时间是一九九八年三月初。他告诉我已上诉高院，明知改判希望渺茫，但“多活一天是一天”。
看守所的日子相对清闲，除了定时学习，其余时间可下棋、拉家常、讲笑话。监室分工明确，只有张利民和协管人员不干活，其余各司其职。我的任务是每天早起和江西广丰来的一个嫌犯叠被子——四周必须叠得笔直，再罩上干净被单，棱角分明才算合格。
空闲时张利民常拉我聊天，话题总绕不开他“风光”的过往。他初中毕业就混社会，年纪轻轻就因打架斗殴坐过三年牢。出狱后不仅重走老路，还变本加厉，最终新账旧债一并清算，断送了自己。

我进去第五十六天，一个照顾张利民的犯人被判九年离开了监室。张利民提议由我接替。从此我每天帮他洗澡、换衣服，用铝皮牙膏盒制成的夹子替他拔胡子。他时常让我按摩脚镣磨红的地方，每天好几次，说是活活血。所里对死刑犯和普通嫌犯区别对待，大家都清楚他时日无多，对他格外客气。所长常单独带他去谈话室谈心，了解他的想法，劝他别放弃希望——毕竟也有改判的先例。为防止他脱逃，警察每周都来检查脚镣，铆钉松动便立刻加固。
看守所最难熬的是伙食。早饭是带糊味的稀饭，午饭一盒米饭浇点青菜汤或梅干菜。每周五午餐能分到几片红烧肥肉，算开了荤。里面饭菜缺油水，方便面和火腿肠便成了稀罕物。电视只准看中央一套，嵌在三四米高的墙上。有人趁武警不注意，搭人梯偷换频道，就为看点别的节目。
面对生命尽头，没人能真正坦然。张利民常对我说，说不定哪天国家派他去执行特殊任务，就能免死了。他烟瘾很大，这大概是他解压的法子。但看守所严禁嫌犯抽烟，他们自有门路——常用监舍里的名牌服装、皮鞋和打杂的短刑犯换烟，一件上千的衣服也就换几包烟。
每天十五分钟放风时间，张利民最活跃，霹雳舞跳得还真像那么回事。为安全起见，警察和武警随时会突击检查监舍。他们一到，所有人必须双手扶墙站定不动，东西被翻个底朝天——主要担心嫌犯私藏刀具，尤其死刑犯绝望自残。
通常案子从开庭到判决需半年左右，同案犯多则更久。监舍人员流动如流水，有人判刑送走，新面孔又塞进来。我照料老乡张利民的日子一天天滑过，转眼到了九月下旬。
有人说死亡有预感，我却不信。一九九八年九月末，天蒙蒙亮，监室铁门突然打开，所长和两名武警立在门口。我们慌忙穿衣坐好。所长径直走到张利民面前：“上诉没改判。”张利民只对我说了一句：“将来出去了，替我去老家看看爹娘。”我用力点头。他其实毫无觉察，前一晚与我闲聊如常，那夜也睡得极沉。
我照料的第二个死刑犯是一九九八年十月中旬调来的。他叫胡铁中，浙江本地人，三十三岁，家庭条件不错，因故意杀人一审被判死刑。
案情很简单：他是一家公司人事经理，因工资纠纷与贵州籍员工口角，对方出言不逊，他一怒之下抄起桌上水果刀捅死了对方。随后死者弟弟持铁棍冲来拼命，又被他打成重伤。死者家属起初拒出谅解书，胡铁中因此被判死刑。一审后，他的律师说服死者父母，最终赔偿四十万元获得谅解书。正是这份律师的操作，救了他一命——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底，他改判无期。拿到改判通知那天，他不知从哪弄来两箱方便面和两箱火腿肠，请全监室的人吃了一顿。
两个月的相处有了情谊。他被送往已决犯监室时，特意写下家里地址和电话给我：“将来出去了，找我家人，让我爸妈给你介绍个工作。”

进看守所刚满半年，我的判决也下来了：八年徒刑，押送浙江乔司监狱服刑。改造期间两次减刑，共减了一年十一个月。出狱后我彻底洗心革面，绝不再碰违法乱纪的事——看守所和监狱的日子，实在不堪回首。
如今我五十四岁了，那段岁月教会我：人生这条路，每一步都要踏得清白、走得端正。人这一辈子不长，做事得对得起良心——因为铁窗之后的光阴，终究是每个人生命中最沉重、最昂贵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