驮山渡难：一场迟到的灵魂对话

在当代诗歌日益边缘化的语境中，《驮山渡难》组诗的完成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事件。这组跨越十八年时空的诗作，不仅记录了一个诗人的成长轨迹，更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精神探索的某种集体困境。易白以"驮山"这一极具张力的意象，将个体生命体验提升为一种普遍性的存在寓言。

组诗的结构呈现出清晰的辩证逻辑。从"人的一生"的宏观叩问，到"向西之路"的具体困境，再到"一路所见"的现实观察，最后抵达"矛盾的人"与"灵魂对话"的自我和解，五首诗构成了一条完整的认知螺旋。这种结构安排暗示着：真正的成长不是线性前进，而是不断返回原点、重新出发的循环过程。诗人十八年前未能完成的诗行，恰恰需要这十八年的人生积淀来填补——这本身就是对诗歌创作与生命体验共生关系的最佳诠释。

诗中的核心意象"驮山"具有多重解读可能。它既是存在主义式的生存重负，也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愚公移山"的精神隐喻；既是个人命运的具象化表达，也是整个时代集体焦虑的投射。当诗人写道"我驮苦难过了河/苦难说，放下我吧/透支余生就不累了"，展现的正是当代人面对压力时的典型困境：我们是否应该以透支未来为代价换取当下的轻松？而"苦难变成山"的魔幻转变，则揭示了压力如何从暂时性体验固化为永久性心理结构的过程。

组诗的语言风格呈现出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明显转变。早期诗节中相对直白的抒情("造物主，赐予我/短暂又漫长的躯壳")逐渐让位于更为复杂的象征体系("有个人站在身后/我一看，似曾相似")。这种语言演变不仅反映了诗人技艺的成熟，更暗示着认知方式的根本转变——从对外部世界的单纯感知转向对内在经验的深度挖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灵魂说，我是你/你一路见到的事实/都是用人性编排的"这几句，它们将诗歌从个人抒怀提升到了哲学思辨的高度，揭示了人类认知的主观建构本质。

在当代诗歌普遍陷入形式游戏或私语化的背景下，《驮山渡难》的价值在于它恢复了诗歌最原初的功能——存在的探索与生命的见证。诗人通过"驮山"这一行为，重新定义了苦难的意义：不是需要摆脱的负担，而是确证存在的方式。当"山消失了"、"河也消失了"时，留下的不是虚无，而是经过淬炼的自我认知。这种认知不是简单的乐观主义，而是一种深刻的平衡——既承认生命的有限性("躯壳的限期将至")，又肯定选择的自由("他做了正确的决择")。

《驮山渡难》最动人的地方或许在于它的未完成性与完成性的辩证统一。十八年的时间跨度使这组诗获得了大多数当代作品难以企及的深度与厚度。它提醒我们：有些诗行需要岁月的沉淀才能写完，有些认知需要生命的历练才能抵达。在这个追求即时满足的时代，这种"慢创作"本身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文化姿态。当诗人说"这些一文不值的诗行仅供参考，愿能共勉"时，展现的不仅是一种谦逊，更是对诗歌本质的深刻理解——真正的诗永远处于生成状态，永远向新的解读开放。

这组诗最终完成的不仅是一个文学文本，更是一次精神仪式的完整呈现。在这个意义上，《驮山渡难》已经超越了个人表达的范畴，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共同的心灵史片段。它告诉我们：诗歌的价值不在于给出了什么答案，而在于保持了怎样的追问；生命的尊严不在于摆脱了多少重负，而在于如何将重负转化为前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