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 聚焦夏史争议性问题，勾勒华夏文明早期演变的脉络

《夏王朝：天崇拜与华夏之变》

夏朝真的存在吗？大禹治水是神话还是史实？太康为何失国？……在多重证据的互证中探寻夏代历史的可能真相，勾勒华夏文明早期演变的脉络。

作 者：

柯胜雨，历史学人，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史。已出版《夏商周通鉴》、《殷商六百年》、《史前中国》、《丝绸之路千年史》（入选中宣部“2020 年丝路书香出版工程”）等著作。

内容简介

夏朝真的存在吗？大禹治水是神话还是史实？太康为何失国？本书以“天崇拜”为线索，串联起夏代器物、制度与信仰的演变，从微观的陶器纹饰到宏观的文明互动，揭示夏文化如何从多元走向一体。作者不仅梳理传世文献，更结合天文记录、气候数据、出土器物，甚至通过量化分析洪水与日食，试图在神话与信史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通过多重证据的互证，本书致力于探寻夏代历史的可能真相，勾勒华夏文明早期演变的脉络，演绎中华文明在孕育阶段的转型历程。

本书亮点

1.聚焦夏史争议性问题，梳理王朝发展脉络。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始终吸引学界目光。本书直面热点争议，探究大禹治水的地理范围，太康失国、后羿代夏、少康中兴等的真实性问题，呈现夏代历史的可能的真实图景。

2.多重证据互证，尽力厘清传世文献中信史和神话的界限。本书突破传统文献局限，整合考古遗址、出土文献、天象记录及气候数据，借助历史人类学与聚落考古理论，量化分析洪水、日食等关键事件，严格区分神话与信史，在实证中揭示夏代文明面貌。

3.微观细节与宏观视野交融，再现多元一体的夏文化。本书以“天崇拜”为线索，串联起夏代器物、制度与信仰的演变，从微观的陶器纹饰到宏观的文明互动，揭示夏文化如何从多元走向一体。

精彩书摘

后记：顾颉刚古史观下的夏史脉络梳理

2023年是顾颉刚（1893—1980）先生诞辰130周年，本书为向顾颉刚先生致敬而作！

顾颉刚是近代“古史辨派”的开山祖师。一百年前，顾颉刚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在当时的学术界掀起了巨大波澜，由此引发史学观念的一次大革新。“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是中国现代史学肇建之时的产物，此后现代史学在这个新锐观点的推动之下，不断获得了完善与发展。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核心观点是疑古，具体说来，就是怀疑商周之前的历史，怀疑禹的客观存在，认为禹是神话中的人物。时至今日，中国的考古学尽管繁荣发展，但是仍然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来证明禹是个历史人物，他曾经在登封五渡河旁侧的高地上走来走去，甚至连夏朝这个拥有大量文献记载的王朝，也无法坐实。顾颉刚一百年前提出来的难题，至今仍然没有确切的答案。

一个将近五百年的王朝，发生过多少精彩的故事，大禹治水、涂山会盟、少康中兴、孔甲扰龙、商汤伐桀……竟然如同虚空幻境，缥缈无踪，这怎么可能？

带着这么一个大疑问，我完成了这部作品。

书中所依据的历史材料，都是二十多年来不断地搜集和整理的。附录中列出了现当代学者的一百七八十种参考文献，实际上远不止这些，还有很多古籍和期刊论文（参考的论文上千篇，由于精力有限，没有将其一一罗列出来）。也就是说，这本书的酝酿与完成，前前后后经历了漫长的二十多年，耗费了我大量的精力。人生如白驹过隙，能有几个二十年？二十多年前，我刚走上工作岗位，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经历了人生几回起落之后，到如今两鬓开始发白，形容渐已枯槁。节假日则窝在家中，敲打着老旧的键盘，才有这本书。

言归正传，这本书试图回应一百年前顾颉刚先生的疑问，禹不是下凡天神，而是真真切切活在人世间的历史人物。四千多年前，在那个气候剧变频繁的年代，每一次电闪雷鸣过后就是大雨如注，山洪暴发，摧林毁木，江河横溢，先民们的家园变为一片汪洋。我们的大禹栉风沐雨，头戴斗笠，在狂暴的风雨之中挥舞着“随山浚川”的耒臿，带领众人开沟挖渠……

《左传·昭公元年》中是如此称颂禹的丰功伟绩：“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没有禹，我们早成鱼虾了，哪来今天的幸福生活！这是对大禹历史功绩的最高赞赏。

禹无疑是远古时代的一位英雄，他开辟了中华文明史的新纪元，为夏王朝的诞生奠定基础。在传世典籍中，多处谈及禹的事迹，《尚书》《左传》《国语》《史记》等等。如《左传·襄公四年》：“芒芒禹迹，画为九州。”又如《左传·庄公十一年》：“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世人的认知中，禹和桀为一个朝代的前后两个君主，一兴一亡。禹和桀的关系就如同于商汤和纣的关系。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以及大量的简帛材料，出现了有关禹治水的记载，这些都能够跟传世文献互证，并没有出现颠覆性的说法。可见，流传下来的古籍对大禹的记载不失偏颇，而且基本上是可信的。

我们今天乘坐飞机，通过电子设备所阅读的先秦典籍，就是两三千年前古人在竹木简上写下来的。时代在飞跃发展，日新月异，但是历史的传承千年不变。因而，我们没有理由去怀疑大禹的真实存在。只不过当时尚未出现成熟的文字系统，禹治水惊天地泣鬼神的场景，仅能够靠口耳相传，留给子孙后代一些依稀可见的历史记忆。我们要尽一切可能去复原这些传承已久的历史记忆，而不是试图将其全部抹去。

夏王朝的历史也是如此。

在缺乏确切文字材料的情况之下，考古学家通常是这样看待传说中的夏王朝的。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基本证实了《史记·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那么《夏本纪》中的夏朝君主世系，也应该不是司马迁杜撰的。郑州商城是商王朝的第一个都城——亳都，那么亳都以前的考古学文化自然有可能就是夏文化。七十多年来相继发现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新砦期遗存以及二里头文化，其年代与分布范围，与根据文献推定的夏朝存续时间、夏族活动的地域基本一致。所以说，夏文化的确已经找到了。

不过，由于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尚缺乏文字材料之类的必要联结，彼此无法浑然一体。因而考古学家只能无奈地说，二里头文化“极有可能”是夏文化，夏王朝的存在是“大概率的”，二里头遗址“有可能”是夏都斟鄩。这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遗憾吧。

对于普通人来说，考古学上的那些专业术语，比如遗址分期、层位关系、典型单位、陶器组合，等等，这些物质文化方面的东西，实在太难理解了。但是精神文化方面，比如宗教祭祀、崇拜信仰等等，可能更容易把握。那么夏族的精神层面与商族或其他族群相比，有哪些独特之处？这需要通过不同材料，加以探讨，并深入了解。这也是本书的题旨所在，着重于从精神领域去管窥蠡测传说中的夏王朝。

笔者从大学毕业以来就一直在探讨上古夏商周三代的相关历史。本书总结了自己多年来关于三代历史的探索成果，以考古材料为基础，综合出土和传世文献资料，力图对夏王朝的客观存在作出合理的解释。但是笔者学识浅薄，要想很好地解决一百年前顾颉刚先生提出的难题，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书中的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诸位朋友多多见谅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