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庆油田真正发现者！文革中不堪受辱夫妻服毒自尽

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谢家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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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文革”中被逼自尽的地质学家

科学出版社

十年浩劫期间，无数中国知识分子秉承“士可杀不可辱”的古君子之风，选择结束自己宝贵的生命。仅中国地质界在1966—1968 年间，就有谢家荣(1898—1966)、李璞(1911—1968)、司幼东(1920—1968)三位著名地质学家被逼自尽。

我们对这些地质先辈最好的纪念就是真实地记录他们朴实平淡而因为地质工作丰富充实的不平凡的一生，后人会记住历史的真实。仅仅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著书立传，将他们树立为旗帜，塑造成模范典型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直面其间所受的侮辱和折磨，才会让他们英灵得以安息，精神得以传承。

高山安可仰，当世一名贤

谢家荣先生生于1898年9月7日，卒于1966年8月14日。

1966 年8 月13 日。那天，谢家荣回来得很晚。那天他是走一路歇一路回到家的。他回来后，吃了一点饭就睡了。后来他又从床上爬起，说他今晚可能通宵睡不好，还是睡到客厅小床上去，不然会弄得吴镜侬也通宵不得安生的。他就这么睡到了客厅。第二天早晨，吴镜侬和保姆才发现：他已经走了。吴镜侬当即昏了过去。

他的身旁，有一个装安眠药的空了的瓶子，他留下了一张字条，是给吴镜侬的：

侬妹，我先走了，望你保重。

他自己躺在客厅的一张小床上，身上已罩上一条床单。

几天以后，谢家保姆回安徽老家了，住在女儿家的吴镜侬乘女儿不在，她给女儿谢恒留了个条子：

“我回百万庄了，今天晚上你不要来，你们明天早晨有空的话，可以来看看我。”

白天，谢恒要参加政治运动。这天，她偏下班又晚了点，她回家看到母亲的条子，慌了。她马上和丈夫一起朝百万庄父母家跑，先到谢学锦那里，把他叫上，一同去父母家。进门时，是晚上十一点。

吴镜侬穿着一套干干净净的衣服，睡着了。她用一条洁白的布单罩在身子上，头和脚都罩着了。她的身旁，有一个装安眠药的空瓶子。有一张写给女儿的条子，条子旁，留着一筒山东阿胶。条子是这么写的：

女儿：我走了，去追赶你的父亲，他得有人照顾。留下一筒阿胶，这种药，你快用得着。另外，有几个小箱子放在你家里，你们兄妹五人，一人一个，上面贴好了名字的。你们的父母没有遗产留给你们，箱子里装的是过去的一点小东西，权当念物吧……

这就是一对单纯的中国知识分子夫妇，君子与淑女向自己亲人做的最后诀别。

士可杀不可辱

李璞在英国剑桥大学地质系攻读博士学位期间

1968 年4 月26 日下午2 点一刻，李璞先生在刚刚南迁贵阳不久的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的单身宿舍里写下了他人生最后的文字：

“致党组织：我因为害怕斗争，才不想活下去了，我的罪行已经交代清楚了，这一点我一点也没有保留，对不起党，对不起一室和全所的革命群众……一室同志对我的斗争全是对的，是按照毛主席语录做事的……今后活着也不能为人民做什么事情……”

这个期间是否李璞先生已经刎颈或割腕生命垂危不得而知，在他人生的最后几秒钟里，他在两页小笔记本中，断断续续地写道：

“祝一室的同志把珠峰的工作做得更出色，把我们执行的一套修正主义路线批判透，再踏步前进，能够真正按照毛主席的科研路线搞科研。”

他又空了一行写道：

“可以批判，还可以空( 污) 陷我是叛徒，但叛徒是这次当的，我秋毫没有欺骗你们。”

最后在他的签名前，他又写道：

“曾经和你们一道工作的一个堂堂正正资产阶级剥削分子和历史上犯过大罪的人。”

在他最后的签名旁边的空白处，李璞先生最终写道：

“一个人想死还是很难的。”

这个思路零乱字迹游荡的最后绝笔，字字在鲜血流尽时刻的喷发，是一个活着的人无论如何也无法诠释的。一个惨无人道的时代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李璞先生被逼自尽后的当天晚上，大卡车将其尸体运走火化。

一个月后同所司幼东先生在房间中割腕自尽，同年6 月刘东生先生被从西藏珠峰考察的野外召回北京由他的三名学生押送到贵阳，到达火车站后被学生出卖直接押送春雷广场送红卫兵批斗并遭到暴打，后关入牛棚隔离。其他民国时代培养的知识分子，在国民政府机构中工作过的人，都有同样的下场，只是后来地化所没有再死人。这就是1968 年在贵阳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发生的事情。李璞遇难后，他的妻子池际尚先生也被隔离，没有能为他收尸安葬，他的独子李池17岁到延安插队，迫于形势，想的是与他的“叛徒、反动权威，自绝于人民”的父亲划清界限。那真是个善恶颠倒的时代。时间过去47 年了，为了让死者安息，让历史不再重演，我们必须面对这段一直不敢面对的真实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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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璞先生是一个普通的科学家，一个研究所的研究室主任，一个英国留学归国的博士，一个早年到过延安思想激进的热血青年。多年来他的思想一直是活跃的、不成熟而又是犹豫不定的，在他找到了自己热爱的科学事业，而全身心投入将做出巨大成绩的时刻，人祸降临。回国十八年他几乎一帆风顺，他也功成名就，安居乐业，独子已经长大成人。他为什么选择自己结束57 岁正值盛年的生命呢？上面的遗言已经写得再清楚不过了，一室是原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室，以同位素地球化学研究为主要研究方向，李璞先生是研究室主任，他的带领工作多年的下属，他辅导过的学生和与他一起共事的同事批斗他说他是叛徒，他受不了了。他出事的那一段时间，有的老同事回忆，李璞先生曾说：“把人整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我不想活了。”

谢家荣先生是“文革”中被逼自尽最著名的学者之一，与李璞先生和司幼东先生事件一样成为震惊地质界的惨案。直接触发这些惨案的人有的还苟且偷生地活着，有的也已在后半生的忏悔中离开了人世。这些是我们后代子孙应该永远牢记的灾难。

他才是大庆油田的真正发现者

徐敏 编写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地质科学院所有的头头和学术权威，都被集中到院子里来勒令下跪。毫无尊严地跪倒了一大片，谢家荣首当其冲，跪在最前面。儿子谢学锦只能看到父亲下跪的背影。当时谢家荣已是六十八岁的老人，因长时间身体不好，行动已不怎么利索，他下跪时动作慢了点，便被强行按头，遭到大声呵斥。尽管也经历过反右斗争的屈辱，但这回的屈辱，还是令他惊讶不已，而且再也没有从这种惊讶中走出来。令谢学锦不堪回首的是，他和父亲虽然同在一个单位，却并不住在一起，他明知父亲难以忍受这种屈辱，却不能去看望他。他自己也是个遭到侮辱和监视的人，他甚至没有能给父亲捎去一句安慰的话，宽心的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晚，谢家荣独自睡在客厅里，他对妻子吴镜侬说，他晚上睡不好，老翻身，就不和她同睡在卧室了，以免影响她休息。

第二天早晨，吴镜侬发现丈夫死在客厅里了，她的悲痛和恐慌是无须用文字来描述的，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反而是家中的保姆，表现出清醒的政治智慧，她首先通知的不是公安局和单位，而是主人的儿子谢学锦。

造反派和公安部门的人来后，谢学锦报告说：“谢家荣死于心脏病。”因为要划清界限，他不能说“我父亲死于心脏病”。

造反派和公安部门初步认可了谢学锦的报告，之后，谢家荣的遗体被送去解剖，医院最后认可了谢家荣的死因，是死于心脏病猝发。

然而不久，谢家荣死于自杀的流言便传开了，而且还出现在了大字报上。那时的自杀，一概叫作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罪加几等，祸及子孙。

一九四九年，51岁的谢家荣摄于南京。这是一张全家福，他和妻子吴镜侬坐在前排，四个儿子站在他们身后。女儿谢恒不在身边。

一九七三年，在陕北插队的谢渊泓壮着胆子报考了大学，贫下中农的推荐和文化考试的顺利给了他希望。但最终等来的却是不录取。

第二年，他再次报考，他希望自己像个愚公，能感动一回上帝。

上帝果然派了一个人来，向他泄漏了一个秘密：去年政审时，对他录取还是不予录取有两种意见，不予录取的理由是他的祖父、父亲都是右派，录取的理由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他的表现很好，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最终不予录取占了上风，因为他爷爷谢家荣是自杀的，性质严重。这样一来，就连上帝也帮不了谢渊泓了。

他只能自己帮自己了。他跑到公社邮电所给母亲挂了长途电话。那时父母所在的单位已从北京搬迁到了陕西蓝田。接通蓝田的电话，未曾开口便已声泪俱下：“妈妈，救救我……”他请求母亲，快去爷爷单位，请他们出具一份证明，证明谢家荣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自杀……

李美生放下电话，立即紧急行动起来，请假，借钱，赴京。

她抵达北京后直奔百万庄，直奔地科院政工组。她眼睛一亮，椅子上坐着的是位熟人，而且是位好人。上帝显灵了。她没有多费口舌便得到了想要的证明。她匆匆赶到邮局将证明寄了出去。到了下午，她又来到了政工组，她后悔上午只开了一份证明。她还有几个子女，以后都必须用这份证明来证明。她请求那位熟人加好人，再开几份证明，但这位好人说什么也不干了，他因为上午开的那份证明受到了严厉批评。李美生闻听冷汗直冒，她担心地科院会以组织的名义向陕北发出公函，说明上一个证明是个假证明……

幸好地科院没有这么做，所以谢渊泓这次被录取了，进入了西安一所大学，成了光荣的工农兵学员。毕业时适逢四人帮垮台，恢复高考，他考上了北方一所名牌大学的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以后去了联邦德国，攻读博士学位。不久，他的妻子也陪读去了那边。此后，两人就一直生活在国外。

而祖父谢加荣选择的却是另一条路。

谢家荣19岁即留学美国，22岁获威斯康星大学地质系硕士学位，旋即回到中国。31岁时，他应邀赴德国从事科学研究，还去了法国、瑞士，用的是日本返还的“庚子赔款”。一九三一年发生“九一八”事变，在德国的谢家荣中断了研究，提前返回中国。他知道，积弱积贫的祖国需要自己。

在长达50年的光阴中，他献出了自己所有的知识和才华，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果。但他的付出并未得到相应的尊重，反而屈辱地死在了一个疯狂的年代。

直到十多年后，才为他召开了追悼会，但悼词中依然说他死于心脏病猝发。

1988年，谢家荣诞辰九十周年，谢学锦为父亲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文章的结尾这样评价说：

“他对推动我国矿产勘查事业所做的贡献是没有任何地质学家可以与之相比的，但在极左思潮泛滥时代很少得到应有的评价。我相信随着一个时代的极左思潮的暗淡与消亡，父亲所做的贡献的价值将会越来越清晰的呈现在人们眼前。”

一位老地质学家感慨地说：谢学锦终于为他父亲说话了。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谢家荣这个名字，在地质学界成了一个禁忌。

与此相对应的是，在同样的年代，李四光却成了神一般的存在，整个地质学界言必称李。

这种奇特的现象，在地质学界竟然延续了好几十年。

李四光

李四光固然是伟大的，他所创立的地质力学理论是现代中国地学界提及、援引最多的一个理论，中国地质科学院还为此专门设立了地质力学研究所。但是，当一个伟大掩盖另一个伟大，并将其推向极端时，便会陷入荒谬乃至荒诞，这就极不正常了。

关于大庆油田的发现，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大庆油田的发现和建成，是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地球科学界的显著大事。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报刊杂志中，包括《人民日报》社论，都指出大庆油田是根据李四光地质力学理论的指导才发现的。作为专业性质的地质部门，也是大力提倡地质力学理论而极力贬低其他学派。

中国科学院院士黄汲清记得很清楚，从1955年起，地质部成立普查委员会，负责全国的石油和天然气的普查勘探。黄汲清是普查委员会常委，与谢家荣一道全面负责技术工作。对于大庆油田（当时称松辽盆地）的发现过程知道得非常清楚。1978年1月11日黄汲清写信给邓小平，反映大庆油田发现的经过情形，说明油田的发现与地质力学理论无关，恳求中央派专人进行全面、客观的调查，做出公正的结论。

黄汲清是当时还健在的老一辈地质学家中最具权威和影响的一位，曾长期担任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他192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1935年获瑞士浓霞台大学理学博士学位，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邓小平接到黄汲清的信后，很快于1978年1月18日作出批示：“秋里、康世恩同志阅。如有可能，最好把问题了解和澄清一下。”1月26日，余秋里副总理批示：“请袁宝华、康世恩、孙大光同志遵办。”1月31日袁宝华批示：“速送大光同志。”

地质总局接到批示后，花了近四个月时间，才于1978年5月27日写成了一份报告，回答“余、方（即方毅，原科委主任）、康副总理并报邓副主席”。报告的签发人是原地质部副部长李轩（不是孙大光）。该报告批判了黄汲清写给邓小平信件中的某些内容，却又拿不出过硬的证据，证明地质力学是怎样找到大庆油田的。

事情就这样搁置了下来。1991年初，86岁的黄汲清因为写回忆录，又重新审视了这一段找油历史。他查阅了地质部的有关档案，并和当年的十几位当事人，包括普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李奔和地质科长吕华，通过当面谈话或通信讨论，最终得出结论：大庆油田的发现与地质力学的理论毫无关系。

李四光和谢家荣是同辈科学家，在1930年代，他们先后担任过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在各自的领域，都作出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不可能互相替代，却可以互为补充。不幸的是，到了一个非正常的年代，有的成就却排斥别的成就，而唯我独尊。

李四光的理论包括他的地质力学，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成了唯一正确的理论和观点。

谢家荣是世界公认的国际煤岩学研究先驱。他在矿床学领域的成果，至今仍闪闪发光。而他更大的成就是在矿产勘查上，对煤田地质和石油地质都有精辟的论述和创见。黄汲清援引了谢家荣1953年一篇谈石油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谢家荣指出我国找石油的方向，应当“特别注意海相的第三纪或中生代地层。在华北、华东，甚至东北的广大平原上，已有种种迹象指出有广大海水侵入的可能，如果不谬，那么，含油的希望就很大了。所以这些地区应作为可能油区予以密切注意。”

黄汲清说：“谢家荣是注意到在华北和东北平原上找油的第一位地质学家。”

大庆油田的所在地当年叫松辽盆地，“松辽盆地”这个词，是谢家荣的一个创造。华北油田属古潜山型，“古潜山”这个概念也是谢家荣第一个提出的。

中国贫油，几乎是外国地质学家和石油学家一致的结论。在东三省沦陷时，日本占领军曾花过很大力气在北满找油，但所有的勘探一个接一个的失败了，导致中国贫油的论调更加甚嚣尘上。而谢家荣却坚定不移地指出：“将来的勘测工作，要特别注意北满。”谢家荣作此番科学预见时，日本人已经投降。他的科学预见不再有帮助日本人的嫌疑。

这个说明并非多余。谢家荣在1946年发现淮南八公山大煤田，并且亲自组织实施一钻成功，被时人称为“丰功伟绩，永垂千秋”。但到了1957年反右运动，他的这个千秋伟绩却变成了千秋罪孽。理由是；淮南大煤田的发现和开发，客观上起到了为国民党反动派输血，延缓了蒋家王朝覆灭的作用。这的确很逻辑，很富想象力，但也极其荒唐。

回头去看，谢家荣是中国石油地质领域功勋卓著的头号功臣，是他第一个指出“北满”有油，第一个提出对“北满”进行实地勘察。针对北满的第一份勘察设计书，是黄汲清起草谢家荣修订的。当时，黄汲清和谢家荣都是地质部石油普查委员会的常委。

1959年，中国发现了大庆油田，举国欢腾，举世惊愕。一个接一个的庆功会不断召开，洋油时代结束了，帝修反的封锁打破了。但本应坐在庆功会主席台上的谢家荣，却孤寂冷落地坐在北京一间小小的书房里，一会儿闭门思过，深挖成为右派的思想根源，一会儿奋笔疾书，撰写他的地学著作。

他会是如何一种心境，没有人知道。尤其是那些贪天之功据为己有的私利者，更不想知道。

如今，我国已成产油大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一座座油田神话般崛起。每个油田几乎都曾经出现在谢家荣早年的著作里，在他的预测之中。他不仅破除了中国贫油论，还打破传统，把视野扩展到深层的古生代，向古生代要油，这在中国、外国，都是个创举。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预见。黄汲清去过塔里木油田，那里有位地质师对他说；真是不可思议，古生代地层也出油了！但可悲的是，这位地质师并不知道谢家荣其人其事。

谢家荣的追悼会早已开过，平反的决定早已作出。但黄汲清看到的那份悼词，显得非常马虎和大而化之，充满泛泛评说，也没有向谢家荣道歉。

1991年，石油部华北史志编辑室的王仰之，以《谢家荣——勘查中国石油地质的先驱》为题，表达了他对谢家荣的景仰之情。也是这位王仰之，不畏艰难，溯本求源，一桩桩一件件，如数家珍，从谢家荣1921年开始的玉门之行，一直写到谢家荣五十年代作出的预测。王仰之的结论是：“谢家荣在五十年代作的预测，如今已完全被几十年来的石油勘探所证实。”王仰之特别提到1949年谢家荣对“北满”有油的预测，他指名道姓写道：“对于东北松辽平原的油气预测，许多人往往认为是李四光首先提出的。其实李四光提出华北平原和松辽平原油气资源的摸底工作应该进行，是在一九五四年。从时间上说，比谢家荣晚了好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