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此之谓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6.2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景春，战国时期儒家学者（一说纵横家追随者），历史记载较少，因与孟子的这段对话留名。他推崇公孙衍、张仪的权势与影响力，代表了当时部分人对“成功”的世俗理解——以权力威慑天下。

公孙衍，战国中期魏国阴晋（今陕西华阴）人，著名纵横家，与张仪并称“一纵一横”。他是“合纵”策略的主要推动者，主张联合山东六国对抗秦国，曾任魏、秦、韩等国相国，是战国“合纵派”的核心人物。

公孙衍早年曾为秦国效力，因战功被秦惠文王封为“犀首”（古代军中精锐称号，后成为其代称）。他率军击败魏国，夺取河西之地，展现出军事与外交才能。

因与张仪在秦国权力斗争中失势，公孙衍离秦入魏，转而倡导“合纵”。公元前318年，他成功联合魏、赵、韩、燕、楚五国，以楚怀王为“纵长”，共同出兵伐秦。虽最终因六国军心不齐失败，但这是战国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合纵行动，震动天下。

公孙衍凭借合纵策略的影响力，一度同时担任魏、韩、赵、燕、楚五国相国，协调各国抗秦，成为六国公认的外交领袖。他的存在让秦国不敢轻易东进，印证了“一怒而诸侯惧”的威慑力。

张仪，战国中期魏国人，著名纵横家，“连横”策略的创始人。他辅佐秦惠文王，以“远交近攻”“分化六国”为核心，通过外交手段瓦解合纵联盟，为秦国扩张奠定基础，官至秦国相国。

张仪早年游说诸侯无果，后得苏秦暗中资助入秦，向秦惠文王提出“连横”策略：通过拉拢部分国家、打击另一部分，瓦解六国合纵。他被秦惠文王重用，成为秦国外交核心。

公元前313年，张仪出使楚国，以“割六百里商於之地”为诱饵，骗楚怀王与齐国断交。楚齐绝交后，张仪却称“只许六里”，楚怀王大怒攻秦，却被秦、齐联军击败，楚国从此元气大伤。这一事件直接瓦解了齐楚联盟，是连横策略的经典案例。

张仪一生穿梭于六国之间，以欺骗、威胁、利诱等手段破坏合纵：劝魏国臣服秦国，迫使魏国退出合纵；游说燕国、赵国与秦结盟，孤立齐国；即使在秦惠文王去世后失势，仍能以“为秦连横魏王”为由游说魏国，保全自身。他的“安居”（即稳定秦国外交）确实让六国合纵难以形成，天下暂时“熄”于秦国的威慑之下。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战国中后期，周王室衰落，诸侯争霸进入“以谋略代宗法”的阶段，纵横家（以“合纵”“连横”为策略的谋士群体）成为左右局势的关键力量。景春的评价正是基于公孙衍、张仪的实际作用：

“一怒而诸侯惧”：指他们凭借外交谋略和游说能力，能推动诸侯联合或分裂，引发战争或联盟变动，让诸侯感到威胁。公孙衍主张“合纵”（六国联合抗秦），曾组织“五国伐秦”，联军压境时秦国一度收缩；张仪主张“连横”（六国依附秦国），以欺骗、利诱瓦解合纵，如骗楚怀王背齐联秦，导致楚孤立无援，诸侯因担心被秦国针对而心生恐惧。

“安居而天下熄”：指他们若停止活动或维持现有格局，诸侯间的紧张关系会暂时缓和，战争风险降低。张仪在秦时，通过“连横”拉拢齐、魏，秦国暂不对外扩张，天下战事减少；公孙衍若未推动合纵，六国间缺乏联合目标，相互攻伐的频率也会降低。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这段话是对景春“公孙衍、张仪为大丈夫”观点的直接反驳，核心是通过对比“妾妇之道”与“大丈夫之道”，提出儒家对“人格尊严与道义坚守”的价值观。

一、“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

“这怎么能算大丈夫呢？你没学过礼吗？”孟子开篇否定景春的评价，将“大丈夫”的标准从“外在权势影响力”转向“内在人格与道义原则”。他以“礼”为切入点，暗示真正的价值判断应基于儒家伦理，而非世俗权谋。

二、“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

“男子行加冠礼时，父亲给予训诫；女子出嫁时，母亲送到门口，告诫她说：‘到了夫家，一定要恭敬谨慎，不要违背丈夫。’”孟子引用周代礼制中的成人仪式：男子20岁加冠（标志成年）由父训诫，女子出嫁由母训诫，而女子的核心要求是“无违夫子”（顺从丈夫）。他并非认同“男尊女卑”，而是借“女子以顺为命”的礼制现象，类比公孙衍、张仪的行为本质——依附诸侯权力，以“顺从权势”为生存原则，如同女子顺从丈夫般缺乏独立人格。

三、“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

“把顺从当作准则，是妾妇的处世之道。”这是对景春观点的关键反驳。孟子指出，公孙衍、张仪的“纵横之术”本质是“以顺为正”——他们没有固定的道义立场，只根据诸侯（尤其是秦或魏等强国）的需求调整策略（公孙衍先仕秦后抗秦，张仪为秦欺骗诸侯），如同“妾妇”顺从丈夫般依附权势，而非坚守自己的原则。

四、“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住进天下最宽广的住宅，站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走天下最光明的道路。”儒家以“仁、礼、义”为核心价值，此处用比喻具体化：“广居”指仁，仁爱是天下人共同的精神家园；“正位”指礼，礼制是为人处世的正确准则；“大道”指义，道义是行事的根本原则。

孟子认为，“大丈夫”必须以仁、礼、义为立身之本，而非以权谋、利益为导向——这正是公孙衍、张仪所缺乏的。

五、“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

“得志时，与百姓一同践行道义；不得志时，独自坚守自己的道路。”儒家主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得志”时（如为官掌权），需以道义引导百姓，让天下人受益；“不得志”时（如遭贬斥或乱世），不随波逐流，仍坚守原则（如孔子周游列国虽失败，仍“知其不可而为之”）。对比纵横家，公孙衍、张仪的“得志”是让诸侯满意，“不得志”则转投他国，核心是“为己谋权”，而非“为民行道”。

六、“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富贵不能使他迷惑，贫贱不能使他动摇，威武不能使他屈服——这才叫大丈夫！”这三句是儒家“大丈夫”人格的核心标志，强调对“外在诱惑与压力”的抵抗力。

富贵不能淫，不被财富、地位迷惑，不违背道义追求享乐，如孟子拒齐王百金，因“不义之财不受”；贫贱不能移：不因贫困、低贱改变操守，坚守道义底线，如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威武不能屈：面对强权、暴力不妥协，坚持正义，如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

反观公孙衍、张仪，他们为富贵（相位、名利）游走于诸侯间，为强权（秦国威胁）改变策略，显然不符合这一标准。

孟子的“大丈夫”本质是“道义主体性”。孟子通过否定“以权势影响力为标准”的世俗观点，提出“大丈夫”的核心是坚守仁、礼、义的独立人格——不为富贵所惑，不为贫贱所弃，不为威武所屈。这一定义超越了战国时期的权谋之争，成为中国文化中“人格尊严与道德坚守”的经典准则，至今仍具有精神感召力。

好，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