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小乐: 转学第一天, 我被女生骂“不要脸”

赵小乐，1954年生人，西安市69级初中生，毕业后分配西安果品罐头厂当工人。写过一些小短文，发表在西安纸媒。

原题

转学第一天

——记上世纪六十年代

西安小学生的男女界限

作者：赵小乐

和现在的青少年提起男女界线，许多人不理解。但若和上世纪长大的中老年人聊起，往往都还记忆犹新，还能讲出许多现在看来匪夷所思的趣事。

那是1964年9月初，开学已经一周了，我却仍在家里焦急的等待——这一年我要从老家陕西城固转到西安工作的母亲身边上学，手续却迟迟没有办好，我在家度日如年。

终于，手续寄来了，当天下午，大人领着我到莲湖区青年路小学报到。当时还没有借读费一说，不过好像也托人打了招呼。

接待我们的是教导处金主任，一个老笑眯眯的胖老头，可惜我已经忘了他的名字，只记得他在文革中曾早早被揪斗。

我顺顺当当被安排在四年级乙班，当时我刚过9岁，个子很低，自然被指定在第一排。第二天一早，我背起书包，高高兴兴地开始了我转学后的新生活。

上午，都是主课，平安无事。下午，第一节是写字课，一位老年女教师提着样本小黑板走进教室。她简单讲一讲写小楷的要领和要求后，就布置了作业，并要求下课时交作业。

教室里静悄悄的，同学们开始写字。忽然，我身后一个女生举手报告：“老师，我没带毛笔。”原来，西安和城固学校要求不一样，陕南那边除一年级用铅笔，二年级以后都用毛笔，而西安则是用钢笔、原子笔(圆珠笔)或蘸水笔(比较便宜却不方便，现已绝迹)，平时若无写字课，是不用带毛笔墨盒的。

我转学第一天并不知道，仍带着全套家当，倒也歪打正着。刚好，我的文具盒里还有一支备用毛笔，我立即举手：“老师，我还有一支。”说着，转过身把毛笔给斜后方的她递过去。当时我满心高兴，想着主动帮助同学肯定能得到老师表扬、同学的感谢。可结果呢大大出乎我的预料，我话音刚落，安静的教室里突然响起一片哄堂大笑，我递出去的毛笔对方不仅没有接，反而急红了脸，连眼泪都要下来了。最想不到是，她的嘴张了几次后最终说的不是谢谢你，而是“不要脸！”。

这当头一棒真把我打傻了，我学雷锋主动帮助你怎么还成了不要脸？伸出去的手也不知道缩回来。

这时，老师走过来，一边接过毛笔一边拍拍我，让我专心写字，一边批评大家不许笑了。最后，那个女生还是没有用我的毛笔。

转学第一天碰了这么个大钉子，给我印象太深了，好心做好事为什么还挨骂挨嘲笑？我当时怎么都搞不懂。后来慢慢才知道，西安的小学风气和陕南不一样，我是无意中碰了“男女界线”这个“高压电”。

我在陕南时，同学之间真是两小无猜，大家在一起玩，说说笑笑，彼此很友好，根本不知“男女界线”为何物。如果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发生矛盾，同学们会不分男女，一致站在有理的一方，而绝不会出现男生支持男生、女生支持女生的情况。

而西安则大不一样，才四年级的小学生男女界线就已经非常明确。男女生之间一般是不说话的，更不会有物质上的往来，许多课桌和凳子上都有笔画的或刀刻的“三八线”，一方若有超越，另一方立即给予打击是天经地义的事（当然多是男生）。下课后，男生和男生玩，女生和女生玩。如果某男生和某女生发生冲突，无论对错，男生必然支持男生，女生必然支持女生。特别要紧的是如果那个男生对某个女生友好了一点，男女双方必然受到全班男女生一致的嘲笑。

这样说来，那天那位女生的过激反应也是事出有因，而我做好事却犯了天条，挨骂也是自找。不过有一点到现在也没想明白，这大城市的学生为啥比小县城的学生还封建？

从那天以后，我对女生们也毫无好感，轻易不敢搭理。后来我当了班干部，除了和其他女班干部为工作说话，和其他女生仍很少说话。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中学，直到工作后才逐渐消失。但到如今，我和女士说话仍比较谨慎，应该也是那个时代的后遗症吧。

第一次挣钱

上个世纪60年代，物价低工资也低。我上小学一学期学杂费加书本费才3元多，就这3元多钱，每次开学时也总有不少学生申请减免。那时，一个大人工作挣个几十元钱却要养活十来口人的家庭多的是，当时西安最低生活费标准是8元。钱少，自然小孩们得到零花钱的机会更少。

我家小孩不多，两个大人都工作，人均收入有20元，在当时应该算小康吧，就这我想有点零花钱也很难，偶然家长给个1毛钱，还不知道要在口袋里捂多长时间才舍得花出去。可以说那时候钱对小孩子是很稀罕的。

穷则思变，一些同学课余拾破烂，挂坡，竟也小有收获。而我家家教颇严,对这类事是想也别想。然而，有一天无意中我竟挣来了5分钱，成为我人生中第一次挣钱。

那是1964年初夏的一天，学校上午组织去北郊参观，回来路上我掉队了。当我独自走到北关铁路吊桥时，已经时近中午，太阳火辣辣的当头照着，大街上静悄悄，人和车都很少。

忽然，我看见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头，拉了满满一架子车煤，正艰难地朝前挪，北门外是个慢上坡，一架子车煤装满要一千五六百斤，只见老头俯下身子低着头，车袢紧紧地勒进赤裸的肩膀，豆大的汗珠在脊背上来回滚动。这一带平时有不少挂坡的，但此时居然没有一个，可能正是午饭时间吧。

看见老头拉车艰难，我第一反应就是快去帮忙。可刚要伸手，一看身上穿的是平时舍不得穿的白队服，又犹豫了。

老头听见后面有人，就回过头用期盼的眼光望着我说：“孩，帮一把吧。”我正犹豫，忽然想到雷锋，啊，成天说学习雷锋，关键时刻却怕弄脏衣服，我“狠斗私字一闪念”，马上把袖子挽挽，一低头两手抓住车后帮，用劲推起来。

别看我人小，加上这点力气，车子明显快了。我用力太猛，很快心跳气喘，我猛吸一口气，继续拼尽全力推，老头高兴地连声好好。这段路不算长，但今天怎么这么长？怎么还不到？就在我力气用尽，已经头昏恶心时，车子终于进了北门里。北大街路平了，推着也轻松了，到糖坊街口，老头边说好啦好啦不推啦，边抬起车把慢慢把车停下来。这时我已是满头大汗，刚想用手擦擦，一看黑手就算了，只是把头摔摔，我朝老头笑笑，正准备离去，老头忽然叫我，“孩，过来。”我不明白他啥意思，就走上前去。

只见老头从裤兜里摸出一个5分硬币，一把塞到我手里，“孩,去买个冰棍吧。”我一下愣了，咱学雷锋还能要人钱？待我反应过来，要把钱还给他时，老头已经把车子拉起，他挥挥手去吧去吧，看见黑手挥来，我不由自主后退一步。

看着车子远去，我心里像打翻了调料瓶，唉，今天这闹的啥事呀，学雷锋怎么能收人钱？要算挂坡5分也不对呀，至少应该1毛呀。不过，有5分钱也不错，拿它干啥呢？

当时我又渴又饿，真想去买个奶油冰棍解解馋，要不买个豆沙冰棍还能找回1分，可我没有买，因为家长说过，有钱也不要买零嘴。我朝前走到曹家巷口水站，那时水龙头不锁，我美美灌了一肚子凉水，再洗洗手和脸，才回家去。

这5分钱真在我口袋里捂了很长时间，后来还是花掉了。我用它看了4本小人书，3本薄的1本1分，1本厚的要2分，那是1本200多页的苏联反特故事连环画。

青年路小学盖大楼记

上个世纪60年代，西安城内楼房很少，站在城墙上看过去，到处都是黑压压的瓦房顶。就说北大街吧，从钟楼到北门只有邮电大楼、电报大楼、通济坊和建工局一共4座大楼。城内小学有大楼的更少。孩子们偶尔上个大楼非常稀罕，我记得我去个钟楼书店、中山大楼都要反复上下跑几次才过瘾，偶有在楼上凭栏远眺的机会，总是久久不愿离去。

大概在1964年底我上五年级时，我所上的莲湖区青年路小学忽然传来一个好消息：上级决定要给学校盖座教学大楼。青年路小学是个老学校，也是重点学校，当时据说已有五十多年历史，学校有一千多学生，我的校徽号已是1322号。人多校舍也紧张，低年级要开二部制（半日上课，半日在家组成小组自习）。知道消息全校师生都很高兴，大家行动很快，几天时间就调整好教室，腾空需要拆的房子，并将大门从青年路改到现在的立新街上。

盖大楼首先挖地基，虽然只是三层楼，大开挖地基却有三四米深，个别地方有七八米深，那地方以前可能是渗井，要挖到见水，那时地下水也浅。当时全靠人工，就靠镢头、铁锨挖，挖出的土用架子车就近拉到学校东操场，那里原本是个低坑，这下刚好基本填平。该打地基了，大面积地基是三合土，黄土和石灰是马车和架子车拉来的，拌均摊平后用电动蛙式打夯机夯实。

我们课后常常围着地基坑，呆呆地看着打夯机一跳一跳地将地基砸实拍光，那时孩子们能玩能见的东西太少了，这么一个小机器也让我们百看不厌。那些见水的深地基坑填砖头渣，再用八人拉的大木夯砸实。我现在还依稀记得工人们打夯的号子，“大木夯吆嗨吆，四个角吆嗨哟，拉起个了呀嗨哟，用点劲吆嗨哟······”。我们也为盖大楼出了力，填地基坑的砖头渣，就是老师领着我们高年级学生在校园里收集旧砖砸的。

那时盖楼和现在不太一样，要早早地采购回建筑材料，校园里到处堆满了砖头、沙子、钢筋、木材······搞得我们体育课都没法上，但大家谁也没意见。许多楼板都堆到校外马路的人行道上，那时的预制板和现在的预制板也不太一样，比现在的厚一点，里面的孔是方的。

地基终于打好了，开始盖楼了，又拉来了一台搅拌机、一台卷扬机和一台电锯，这就是当时盖楼的全部机械。由于主要靠人工，木门窗也是现场制作，楼盖的很慢。那时盖楼脚手架不用绿纱围，盖多高一目了然。我们放学后，经常呆在学校不走，看工人们干活。那时我最羡慕的是开卷扬机的工人，觉得他最牛气，心想长大后能干这活最有意思。

盖了一年多，大楼终于交工，我们欢天喜地要搬新教室了。大楼每层四个教室，三层一共12个教室，西头还有教师办公室、厕所（没有用过）。新教室怎么分呢，学校计划是高年级在上，低年级在下，我们六年级自然上三楼。但六年级有五个班，按次序分戊班就要在二楼。当时的心态从学生到老师人人都想上高楼，戊班提出乙班（我们班）有一名叫梅锋的同学腿有残疾（需拄双拐），要照顾他，要我们班到二楼。

班主任在班上宣布了这个消息，全班同学都炸了，教室里一片喧哗，人人气愤填膺，可人家说的也在理，别人还真不好驳。结果呢，反应最强烈的还是梅锋同学本人，他急红了脸，第一次在同学面前掉下眼泪，他当众大声地说我上楼没问题，我也想上三楼。他的话赢得全班同学掌声。

老师立即去找领导，最后，我们班如愿以偿分到三楼，梅锋也成了班上的英雄。当我们坐进窗明几净的新教室，心里哪个美呀，晚上睡觉都能笑醒。

乐极生悲，搬进新楼第二天放学时，我们班于鹏同学下楼时高兴的一跃而下，头碰到横梁，一下子流了好多血，缝了十多针，闹得学校赶快对各班进行安全教育，强调不能在楼上跳跃打闹。

“腿床”

1966年文革大串连时，我刚12岁，人也特瘦小，才1.35米高，54斤重。当时从报纸上、电影里（当时电影院循环放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电影，不仅不收票不清场，还用大喇叭把电影声音放到大街上）看到毛主席一次次在北京接见红卫兵，真羡慕死人了，我盼望着有朝一日我也能去北京见毛主席。终于，一位当中学老师的远亲知道我的愿望后，在他去北京串联时就叫上了我，十一月的一天，我高高兴兴戴上个红小兵袖章，在西安站车库，从车窗里爬上了一列开往北京的专列。

火车上人真多呀！都是要去北京见毛主席的红卫兵．车厢内有五层人，行李架，椅子背，窗口小桌子上都坐上了人。两人的短椅坐三人，三人长椅坐四人。我们上去的晚，就只能站着。那时车厢人之多现在的人难以想象，即使你站着睡着了，也倒不了，别人早已把你挤住了。

车厢人虽然很多，但秩序很好，大家都要去看毛主席吗，彼此也很友善．等了好久，火车终于开动了，车厢里一片欢呼，车厢两头还互相拉歌，《大海航行靠舵手》《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的歌声此起彼伏，真是一路歌声一路行。

火车走走停停，走了三天两夜，这三天好像我没吃没喝，也没上厕所（厕所里也早已挤满了人）。记得有人要小便，就把搪瓷缸子塞进裤腰，然后从车窗倒出去……当时我有这下能见毛主席了这个信念支撑，一点都不觉渴和饿（也是冬天不出汗），只是站久了，真是太困了。

第一夜我困得不行了，亲戚让我钻到长椅底下睡一会，太困了，钻进去就睡着了。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我又被污浊的空气憋醒来了，车厢里人太多，下边氧气严重不足，我急忙朝外钻，可人腿密密麻麻，刚拨开这只腿，那只腿又站过来。啊！我急死了，头都要憋炸了，我带着哭腔，一边喊着快让我出去，一边直接用头顶人们的腿，终于钻出来了，我大口呼着气，这下再困也不敢朝下钻了。（多年后，我还数次钻过车椅底，只要车厢人不太多，在底下睡觉还是挺好的。）

又一个夜晚来临，我站着站着就睡着了。忽然，有人把我摇醒，是我临近长椅上坐着的一个大哥哥，他说：“小家伙，来这儿睡一会儿。”说着指了指他的腿。这我怎么好意思呢，这时，他椅子上和对面椅子上一共坐着8个大哥哥大姐姐，也七嘴八舌说：“来吧，来吧！”并一起将腿并齐伸平，形成了一张平坦的“人腿床”，我还在推辞，那位大哥哥一把把我拉上来，按倒在腿上。啊！站了那么久，这下能躺平伸直腰，真幸福！

在这温暖的“腿床”上，没过一分钟，我就睡着了。不知睡了几个钟头，我突然醒来，就赶快从大家腿上下来，这一觉睡得真舒服，真解乏，人一下子有了精神。我感激得望着那几位大哥哥大姐姐，他们有的醒着，有的眯着眼睛睡着了，但为了我，他们连续几个小时保持着腿一动不动。天亮了，北京到了。后来，我终于见到毛主席了。

几十年过去了，我睡过了多少种床，木床、铁床、架子床、土炕、地铺、席梦思，但最难忘的还是这张“腿床”。我寻思着，这个世界上很难有其他人也享受过这种特殊待遇。每想起这件事，时时就会提醒我，在别人困难时，能帮就要帮一把，这也成了我做人的原则！

1969年春天那场雪

可能是全球气候变暖吧？这几年西安下场雪也成了件久盼的高兴事。只有今年例外，从元月11日下起，断断续续要下到月底。据说这是50多年来最大一场雪。但在政府组织下，经过环卫工人和市民的努力，市区道路基本没有积雪，交通和市民生活没有受到大的影响，这和前些年的情况大相径庭。在我记忆中，西安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气温似乎比现在冷，哪个冬天不下几场雪？房檐下常挂着一尺多长的冰溜子，若雪后不晴，满街道积雪一两周不化也是常事。但给我印象最深，还是1969年春天那场雪。

那是在3月2日中苏珍宝岛第一仗后，全国人都上街游行了，到处贴满了打倒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标语。刚游行完，一场突来的倒春寒带来了漫天鹅毛大雪，雪下的急，下的猛，很快积雪就在20厘米以上。那时，文革中新生的革委会'正忙着抓“大事”，谁还管扫雪、铲雪。后来，雪虽停了，但天一直阴着，气温极低，雪一点都不化，到处一片白茫茫。那时汽车很少，大街上的雪被少量汽车压过，平平展展，因为没融化，不结冰也就不太滑。大雪肯定给上班的大人们带来许多不便，却给孩子们带来无尽的乐趣。

当时，我等是刚刚升入中学的半大孩子。那时的学校生活叫现在的孩子们无法想象。学校刚复课，学生们在校没发书，大量时间用来学习毛选、搞大批判、斗私批修或学工、学农、挖防空洞……几乎不上文化课，更没有家庭作业。孩子们晚上没事，就是一个字“玩”，两个字“穷玩”。那时一般家庭别说电视机，收音机也不多见，报刊、书籍也属稀缺，孩子们在一起玩，也只能聊聊天，瞎转悠。

我平时爱去莲湖路一位同学家。那年他家有一个从新疆躲武斗来西安借读的男孩叫维维（当时可没有借读费一说），他比我们小两岁，个子不高很机灵。这次见雪积存得这么好，他就做了一双新疆小孩玩的滑雪板，来教大家玩。

滑雪板是用薄木板锯成和鞋大小差不多的长方形，再在木板底固定两根8号铁丝，（将铁丝两头弯上去反扣进木板）再用绳子绑在鞋上，绑法也有讲究，要反复交叉才能绑紧。维维绑上滑雪板，只见他手背后，脚一蹬，就在雪地上飞快地滑起来，他的姿势和现在的轮滑很想，速度也很快。忽然，他两腿一交叉，就能来个急刹车，一高兴还能来个原地180度掉头，动作十分潇洒。这一下把大家都“震”了。

心动不如行动，大家一起动手，很快10来个伙伴人人都有了滑雪板。当下大家都绑上，就在莲湖路上玩起来。刚开始，穿上滑雪板后，脚根本不听指挥，腰一伸直就是一个屁股蹲，好在维维这个教练很热心，一遍遍的示范，手拉手的辅导，当天晚上多数人都能滑起来了，大家真开心，一直玩到深夜12点多才回家。

第二天晚上，大家又早早凑在一起，又练了一晚上，大家基本滑得都可以了。这下活动范围就大了，有的人沿西五路一口气滑到革命公园，在那里滑雪板引起当地小孩注意，见他们围上来，似乎不太友好，一声：“走！”赶快就溜，在雪地上他们跑还真追不上。

那时汽车不多，大街上的积雪至少保存了两周，那两周大家玩得真开心。随着滑雪技术的普遍提高，大家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钟楼、北门、玉祥门都不在话下。本人胆小，只敢在慢行道上滑，胆大者在快车道上滑的飞快，更有胆正者，手抓着电车尾部，蹲下一直抓着滑到大庆路。

天渐渐回暖，雪渐渐融化，晚上再上冻就比较讨厌，一是冰面太滑，二是碰上冰疙瘩准跌跤。最讨厌还是带有防滑链的汽车，他们开过之后雪面就被破坏，很难再滑。

雪终于化了，我们只好收好滑雪板，等待来年。应该说维维可能是将滑雪板引进西安的第一人。后来，我曾见到西安别处小孩也有玩类似滑雪板的，但可能做法或绑法不得窍，似乎只能在雪面上蹒跚，滑不起来。

1970年后，大家参加工作各奔东西，就再没机会聚在一起滑雪玩了。我在工厂时，还曾做过一双滑雪板，晚上又到马路上去“聊发少年狂”，不过，独自一人没有伙伴，也就减了很多乐趣，滑了两次也就在没有兴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