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月经前，情绪失控，不是她的错

月经到来的前几天，吴琳常常觉得，有一群蚂蚁在啃食自己的身体。

严重的经前综合征，让她不得不寻求治疗，为了缓解情绪，医生为她开出的抗抑郁药组方。试药的痛苦，让她觉得“还不如不治”。此前只是经前焦虑，现在是“生不如死”。

5月某天，她站在办公室19楼的窗前，第一次产生了想跳下去的冲动。她感到强烈的后怕，第二天就去了北京六院。

吴琳今年49岁，是山东一家保险公司的高管，有个听话的女儿，还有旁人眼中稳定体面的家庭。她不明白，这病为什么偏偏找上她。

这三年，她跑了不少医院，换了六位医生，没人明确解释过，为何她经前的情绪问题会如此严重。

她在北京问过医生，是不是得了“经前期焦虑障碍”（Premenstrual Dysphoric Disorder，简称PMDD），对方只是含糊地说：“这个年纪，有这种症状很正常”。

“正常”的回答背后，意味着没多少人会认真问“为什么”“怎么办”。吴琳的“不纠结”背后，是一种广泛存在却长期被忽视的女性痛苦。

许多女性在月经来潮前，都会经历不同程度的情绪波动、乳房胀痛、焦虑、疲惫等身心反应。医学上称之为“经前综合征”（Premenstrual Syndrome，简称PMS）——这是一种在女性中极为常见的体验。

而PMDD（Premenstrual Dysphoric Disorder ），则是另一类更严重的经前期障碍。它被归为一种精神疾病，通常表现为极端的情绪失控，常伴随愤怒、绝望、易怒，甚至出现自伤或自杀念头。

直到2013年，PMDD 才首次被纳入《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归于抑郁障碍范畴。但即便如此，它至今未被世界卫生组织单独列出。

在整个医学体系中，这种疾病没有一个清晰的位置，也缺乏被正视的路径。

把自己丢了

几个月前，在网上讨论PMDD的评论区，吴琳看到有人写道，“经前连老公呼吸都觉得是错的”。

她盯着这话看了很久。不是因为觉得好笑，而是产生了一种确认——痛苦是真实的，还有很多人和她一样“倒霉”。

痛苦在三年前出现，最开始是经前失眠的症状。起初，吴琳只是几晚没睡好，她没太在意。正巧那段时间，单位调整，她被调到济南任职。这里离家只有两小时的车程，她只当换个居住环境。

但月经快来时，这段距离像被无限放大。她觉得“不适应”，开始整宿地失眠，烦躁、盗汗，莫名想哭，甚至想跟丈夫找个由头吵架。但来潮之后，这些情绪又悄然退去，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吴琳以为自己是更年期提前。她跑去省妇幼查激素——结果一切正常。医生没说什么，家里人却劝她别“没事找事”。她坐在人行道边哭了很久，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更怕自己再也“好”不起来

雪上加霜的是，丈夫的抑郁症转成了双相情感障碍，在外喝酒和人动了手。吴琳在去警察局的路上，很害怕丈夫会给她惹上更大的麻烦。

生活的失序，让吴琳把公司当成最后的安全地。在那里，她还是有能力的领导，带着几十号人把原本吊车尾的分公司做进全省前十。只有情绪快绷不住时，她才会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里，哭一会儿。

想哭，也是李钰在经期前的症状。如果不是经前那次突然的情绪崩溃，李钰不会知道，人在想哭的时候游泳，是很容易呛水的。

今年26岁的她，是生活在上海的自由职业者。工作性质的原因，她不需要每天坐班。这意味着每到那几天，她可以找机会，出门做点放松的事。

最近，她喜欢上了游泳。那天上午，她就隐约觉察到情绪不对，便很快起身去了游泳馆。人不多，水温正好。游了几个来回后，她体内那股想要窜出来的躁动，平复了不少。

但就因为在休息途中，习惯性地瞄了一眼手机微信群的工作消息，李钰的眼泪立马就下来了。她就那样站着，穿着泳衣，对着储物柜哭了半小时。

哭够了，她重新下水，想把那点情绪冲掉。但已经不在状态的她，很快乱了节奏，才游出几米，水就灌进了鼻腔。

这条与李钰不直接相关的信息，直接打开了她内耗旋涡的阀门。

放在平常，李钰可能划走就忘了。但那天，她开始反复琢磨，是不是自己哪句话说错了，是不是无意间让别人为难了。她失控的情绪，开始迫切地寻求一切可以将李钰的行为，与这一条工作消息相联系的证据。

这些与李钰平常的样子，相差甚远。在同事眼里，李钰是一个非常专业、理性克制又富有同情心和理解力的人，同事和领导都很信任她，重要项目里大多都有她的参与。

但一到经前，情绪的突然崩溃就会让她躲在房间里，消失在办公室和工作群的讨论中。

“崩溃到无法理解自己”，李钰经历过很多次。

对于一个向来避免冲突、习惯体察他人反应的人来说，这一症状恰好抓住了李钰的软肋。

在那几天，她几乎丧失了基本的社会功能，甚至只是“找领导签字这样的小事”，她都焦虑得打不开微信对话框。

当这样的情绪填满她的思考时，她常想要就此消失，“不明白活着有什么意义”。

因为月经向来不准时，她无法为这份虚无提前做好心理准备，这股不知从何而来的“诡异情绪”，总是在经前趁虚而入，利用她对工作的投入，让她执念于细枝末节，困在自我怀疑里。它也会借她的善良与同理心，在她遭遇伴侣的言语暴力崩溃大哭后，去反思是不是自己“太敏感”、“太情绪化”了。

真的是因为自己的问题吗？

诊断和治疗之难

“在临床中，凡是缺乏清晰机制和研究支撑的病，患者都会下意识地归因于自己”，六层楼向南风窗解释说。

六层楼是医学科普博主，前北京三甲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已经做了十年的女性健康科普工作。在疫情期间，他收到大量关于经前情绪困扰的私信后，才开始深入了解PMS，而PMDD这一被归入抑郁障碍范畴的诊断，则是他在近两年才逐步接触和理解的。

六层楼告诉南风窗，在许多来信里，求助者的描述都极其模糊。“即便感受到痛苦，但缺乏相应语言，很多人不知道如何让他人明白自己的感受。”“她们往往只是想弄清楚：这是普遍现象，还是自己的问题？是无药可治，还是可以缓解？”

在“PMDD”“PMS”这些概念尚未普及的情况，这些体验通常被归因为“情绪敏感”“压力大”，并逐渐演变为自责和自我否定。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李钰都不愿承认那个在经前情绪崩溃、焦躁不安的人，是自己的一部分。

她尝试做过心理咨询，但医生只能从“情绪积压”解释她的状态，帮不上她抵御那些突如其来的崩溃时刻。她也借着私人关系，向熟识的妇科医生请教，对方只是摇头，说“没有特别有效的办法”，让她吃点逍遥丸试试。

快接近更年期的吴琳因为无法确诊陷入了更复杂的治疗之中。

最开始是吴琳的弟弟发现了她的不对劲，于是替她约了省精神卫生中心的专家号。结果显示，吴琳重度焦虑，中度抑郁。她开始配合医生吃药，前提是药物能立刻见效。

几个月，医生换了三个。同事说中药能缓解焦虑，她也试。中西药一起吃，结果因为药物性肝损伤住了院。在多次治疗当中，没有一个医生确定她的病症和月经有什么关系。

情况越变越糟糕，吴琳却没法停下来。出院后，她换了新的医生，随身携带的药盒里塞满了药丸。她说不上哪种管用，只记得那之后有过一年半的“好日子”。

但病情在一年半之后又凶猛地“杀回来”，情绪上的崩溃，不再只限于经前，而是延伸到了月经之后。

无法忽视的事实是，PMDD作为一种横跨妇科、内分泌、精神心理等多个学科的综合性疾病，在当前医疗体系中各科室分工明确、协作稀少的机制下，缺乏统一的诊疗路径和干预指南，其诊断和治疗面临多重困境，“即便患者知道自己是病了，要去找医生，很可能也治不好”，六层楼说。

来自南方医科大学的精神心理科医生吕志红指出，PMDD的诊断常常因“共病”而复杂化。许多女性在经前情绪剧烈波动的同时，非经期也存在持续的抑郁或焦虑。这让医生难以判断症状是否属于PMDD，还是属于更广义的情绪障碍。

吕志红告诉南风窗：“我们主要采用DSM-5（《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或ICD-11（《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版）的诊断标准，具有一定的操作难度”，她表示，医生通常建议患者填写量表、记录周期性症状变化，但很多人，特别是共病或症状严重者，很难准确追踪自身状态，这导致确诊变得更加不确定。

目前，精神科常用的仍是SSRI类抗抑郁药，如帕罗西汀、氟西汀等。但这些药物本为抑郁症开发，并非专门针对PMDD。“它们在PMDD中的有效率不高，研究显示，能获得明显改善的患者可能不到一半”，吕志红说，“而抑郁症患者的药物响应效果通常更好”。

如果药物效果不佳，她会建议患者前往妇科继续评估。因为精神科较少涉及激素干预，相关治疗如黄体酮等药物仍属妇科范畴。

在江苏一家三甲医院工作的妇产科医生周岩表示，临床上常建议通过短效避孕药调节激素水平。医生通常不会主动提及“经前综合征”或“PMDD”，而是根据患者主诉给予对症处理：头痛用止痛药，失眠用助眠药，情绪波动则建议休息，适当运动。

周岩说，与子宫肌瘤、卵巢囊肿等常规妇科病不同，经前综合征难以量化，短期内“不会造成严重后果”，也不具备“立竿见影”的治疗反馈。在资源紧张、绩效导向的体系中，这类慢性、主观、不明确的情绪问题常被边缘化。

吴琳也尝试过激素治疗。后来病情反复发作甚至更严重之后，医生建议吴琳试用短效避孕药调节激素。可是她的乳腺结节太多，级别较高，避孕药会加重结节的程度，她迟迟不敢吃。她焦急，又怕出错。方法全试过了，但每条路都没带她走出去。

观念在进步

对于PMDD的认知和诊断，更深层的难题在于社会普遍的认知滞后。

六层楼告诉南风窗，目前公众对一些女性疾病，“缺乏基础认知，更缺乏一个可以公开谈论的空间”。

长期以来，女性的情绪常被归因于激素波动，“情绪化”则被轻描淡写为“女人本来就这样”。这种刻板印象，使得PMS和PMDD等相关疾病难以被当作严肃的医学问题加以研究。

这些观念有时候会困扰李钰。她常常在心里反问：为什么说到女性的情绪波动，就是女性容易激素作怪？如果说睾酮素影响攻击性和性冲动，那男性难道不也是“被激素支配着一生”吗？

李钰能这样想，和她的工作与兴趣脱不开关系。她常常接触性别话题，明白有些情绪并非矫情，而是长期被忽视的生活经验。那片让她对女性痛苦感知更早、更深的意识世界，也在关键时刻，为她筑起了保护网。

在周岩看来，理论上所有女性都有可能受到激素波动的影响，“对更多人来说，这就是‘矫情’。忍一忍就过去了。”但真正能觉察并表达这些体验的，往往是经济状况较好、信息获取能力强、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

六层楼在科普PMDD时，常遭遇两种批评：一方面，有男性指责他“夸大女性痛苦”“制造概念，强调女性特殊性”；另一方面，也有女性质疑他“弱化女性”“加深脆弱刻板印象”。但他始终坚持，这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病症，必须被严肃对待。

在他看来，这种“适度关注”并非为了制造对立，而是在填补长期以来对女性健康研究的空白。

观念的改变能带来进步的出现。近几年，网上围绕PMDD的讨论渐渐多了起来。李钰开始有机会靠近自己的困扰，也慢慢明白，这是激素在作祟。

这对她来说意义重大。过去，她也试过描述那些混乱的情绪，但往往词不达意。现在，她只需要转发一篇文章，就足以让对方明白七八分。

更让她安心的是，她工作上的合作方大多是同龄女性，背景相似，感受相通。在这样的环境里，她可以直接说：“这不是我情绪不好，这是一种病。”

在心理层面，她的处理方式则称得上勇敢——这份情绪波动，让她第一次如此靠近母亲曾经历的更年期痛苦。

当了解了这一疾病后，李钰便不愿再推开这种靠近。

痛苦是真的，李钰想要接纳自己的心，也是真的。她知道自己终将进入更年期，也可能面临产后抑郁。这些体验，是女性身体写给她的“预习”。

如果某次崩溃中表现出冒犯性，那也无妨。毕竟，大多数时候，她都是把不适默默咽下的人。

如今再次谈起PMDD，李钰选择将它轻轻放下。

这是她为了缓解症状目前唯一能做的事情，似乎有点无力。

无法被忽视的是，目前关于全球医学界对PMDD的研究仍很薄弱，国际上虽然起步稍早，但研究深度和投入仍远远不够。“全世界对女性健康的关注，本就长期不足。”六层楼说。

在主流医学体系尚未建立有效应对机制的当下，部分社会自发组织正在尝试填补这一空白。以英国为例，The PMDD Project（PMDD项目）是该国首个专注于 PMDD 的慈善机构。他们通过网站、社交媒体和线下项目，为患者搭建一个“被听见”的空间：她们通过网站分享患者故事，在社交平台鼓励发声，并将“PMDD墙”设置在妇产医院里，把关于这场病的讨论真正带进公共空间。

他们还策划了剧场作品《Tell Me Where It Hurts》，以艺术的方式呈现患者的切身经历，为那些难以言说的痛苦提供另一种表达。

这种来自现实的回应，也让人相信，讲述真的可以改变什么。

六层楼对此有着同样的期待，这也是他坚持“讲些什么”的动力，“再小的问题，即便一个人因它受苦，就值得被看见”。他希望，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这件事，有越多来越多因此饱受折磨的人发出声音——我很痛苦，我希望被理解，也希望被治愈。

他并不否认无力感，也不神化科普的作用。“像布洛芬治痛经不会成瘾这种基础知识，十年前我就在讲，有些现在还在讲。”但他相信，改变是积累出来的。

（吴琳、李钰、周岩都是化名）

作者 |庞海尘

编辑 | 吴擎

值班主编 | 张来

排版 | 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