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荣誉谋杀的女大学生

大连工业大学一名女生被校方开除，起因已众所周知：她与乌克兰电竞选手Zeus（本名Danylo Teslenko）发生一夜情后，被对方偷拍并发到社交媒体上，嘲讽“中国女人真廉价，不到一天就拿下”。

她分明是一个受害者，为何反遭处罚？因为校方认为该女生的行为“有损国格”。根据 《大连工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十九条第六款：“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有损国格、校誉的，视情节给予记过及以上处分。”开除当然远比记过严厉，属于顶格处罚，可见在校方心目中，此事对“国格”的损害不是一般的严重。

网上有的是人为校方的开除决定叫好，据一位北京大学老师观察，北大树洞有七成的声音都支持开除那位女生。国内最顶尖学府的舆论尚且如此，价值观更保守的群体不问可知。这有力地证明，中国社会在观念层面尚未真正现代化。

此事的实质是什么？在我看来，这位女生其实是遭到了荣誉谋杀。

所谓“荣誉谋杀”（honor killing），是指家族、部族或社群成员为了维护集体名誉而“清理门户”。通常情况下，都是凶手认为女性成员犯下的某个过错，玷污了男性主导的道德秩序，因而有必要通过严厉的复仇行为消除这一耻辱，恢复尊严和名誉。

2016年7月15日，巴基斯坦女星 坎德尔·巴洛奇（Qandeel Baloch）在父母家中熟睡时被亲兄长瓦西姆掐死。原因是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的“性感照片”，此前她因为一再发表支持女性自由的强烈主张，在巴基斯坦国内引发激烈争议，一度成为被搜索次数最多的全国十大名人之一。

耐人寻味的是，她的兄长强调之所以杀害妹妹是因为她“让家族名誉蒙羞”，但她的父亲阿泽姆（Azeem）认为儿子是因图谋钱财杀害妹妹的，他告诉媒体：“ 我的女儿很勇敢，我永远不会忘记或原谅她被残忍杀害的事实。”

有时，这未必导致女性当事人死亡，但其深层逻辑是一致的。2007年4月，美国影星李察基尔（Richard Gere）在印度新德里参加一场促进安全性行为和使用避孕套的活动时，当众激吻了印度女性希尔帕·谢蒂（Shilpa Shetty）。这在美国或许没什么，但印度不是美国，其结果，给对方带来了无穷的麻烦。

在印度，电影里出现接吻的镜头都能让全场轰动，而公开示爱更是禁忌，这个吻让极端保守的印度教团体极为不满，视为对印度道德观的公然侵犯。印度法院一度对基尔发出逮捕令，并对谢蒂提出淫秽指控。

基尔很快道歉，表示他此举只是想表明接吻时安全的，不会导致HIV的传播；但他在美国毕竟安然无事，谢蒂在印度就无可遁逃，只能面对全国震怒，不得不一再含泪公开谢罪。虽然那个吻她也猝不及防，根本不是她的错，但正如她的律师所言，针对她的指控都基于对女性贞洁的高标准：“当她被同案被告亲吻时，她没有抗议。”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直到15年后的2022年，她才被撤销猥亵罪名。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样一个注重女性贞洁，并将之与国家、民族的颜面绑定的国家，却又是强奸案高发、往往还相当恶性的国度。真正的“印度之耻”不是一个印度女性被外国人当众强吻，而是无数印度女性被本国人强奸还只能忍气吞声。

别说是印度了，即便是德国，在战后初期那段混乱的日子里，女性与战胜国士兵的交往也被看作是“对民族的背叛”，鄙视地认为她们不过是为了贪图一点钱财：

这种将和盟军士兵的交往缩减到纯粹的物质层面上的狭隘看法，把女性变成了悲惨生活中的被动角色。假如更深入地关注她们对美国人的狂热，那至少会部分地承认她们是自己生活的主体。然而即使是女权主义学者，也更乐于把女性看成是牺牲品而无法从其欲望中获得什么乐趣。（《狼性时代：第三帝国余波中的德国与德国人，1945-1955》，第170页）

也就是说，这些女性自身的意愿是很少得到考虑的，仿佛她们的身体不属于自己，而是被“集体化”了——属于家族、民族、国家，是不容异族人玷污的，尽管男性打了败仗，但他们迁怒于这些女人身上，辱骂她们没能为国族守住清白的名誉，只能算作是自甘堕落。原本不带政治色彩的、纯私人性质的交往，就此变成了“家国大义”，让她们承受千夫所指。

大连工业大学那位女生的遭遇，在这一点上有什么本质区别吗？在我看来，没有。那同样是以集体荣誉（“国格”）的名义，惩罚一个女性的个人自主权利。

当然，她并没有被“谋杀”，但校方公布她的真实姓名，在这个网络时代，也无异于让她“社会性死亡”了。这是对她灵魂的处决。

在绝大多数“荣誉谋杀”案件中，受害女性之所以遭到惩罚，都是因为她们比凶手的价值观更为自由，因而突破了保守的社会道德所能容忍的极限。这些人眼里看到的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为了捍卫这些摇摇欲坠的道德准则，必须无情地惩罚敢于越界的个体。也就是说，他们把道德执法看作是一次公开教育，意在杀一儆百地告诫其他人不得效仿。

如果说逾越了边界的女性是“坏女人”，那么“好女人”应该是什么样？那当然是谨守本分，将主流的社会道德观内化，在一个仍把女性视为群体名誉象征的社会里，这不可避免地都意味着这样一点：由掌握文化权力的男性来决定什么才是“好女人”。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陈腐道德观说到底也无非如此：女人的身体和活法都不是她自己能掌控的，无论如何都不能逾越“名节”的道德红线。在《儒林外史》中，王玉辉的三姑娘在丧夫后绝食殉节，这个老书生仰天大笑：“死的好！死的好！”因为在那个社会，一个寡妇只有变成贞节牌坊，才是好女人。

已经2025年了，是时候让女人自主支配自己的身体和命运了，她们不是什么集体道德的载体，不是谁的附属品。让人成为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