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离去，我们的时代也远去了

2025年7月7日凌晨，59岁的傅国涌因突发心梗在杭州家中猝然离世。前一天，他还在朋友圈宣传即将再版的《寻找语文之美》，毫无征兆地，这位在近代史研究、母语教育领域深耕数十年的学者，就这样与世界匆匆告别。

他的离去，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象征着一个时代的远去，那个崇尚独立思考、坚守人文精神的时代，正在加速消逝。

傅国涌的学术生涯始于历史研究，成名于《金庸传》，2003年，他以48万字的《金庸传》震动文坛，不同于以往对金庸的“仰视”，他以严谨的史料考据，还原了一个真实、复杂、甚至充满矛盾的金庸，让这位武侠宗师“从神坛上走了下来”。尽管金庸本人对此书颇有微词，但学界普遍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客观、最深入的金庸传记之一。

然而，傅国涌并未止步于历史研究，2017年，他做出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离开书斋，创办“国语书塾”，投身儿童母语教育。他带着孩子们读《诗经》、诵荷马史诗，在西湖边与苏轼对话，在兰亭与王羲之“相遇”，甚至远赴希腊，在古老的圆形剧场朗诵《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在他看来，母语不仅是文字，更是一种文化基因，是连接古今中外的精神纽带。

他的教育理念并非简单的“复古”，而是试图在全球化时代重建中国孩子的文化自信。他反对应试教育的功利化，主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让孩子们在经典阅读与行走世界中形成独立人格。这种教育实践，在今天的教育生态中，显得尤为珍贵，也尤为孤独。

傅国涌的学术与教育生涯，始终带有鲜明的“不合时宜”色彩，在历史研究上，他拒绝“站队”，无论是研究百年言论史，还是书写知识分子命运，他都坚持“让史料说话”，而非迎合某种意识形态叙事。这种治学态度，使他的著作既有深度，又难免遭遇争议。

在教育实践上，他拒绝“内卷”，当大多数家长焦虑于升学率、竞赛成绩时，他却带着孩子们读《论语》、背莎士比亚，甚至远赴欧洲，在但丁故居朗诵《神曲》。这种“慢教育”，在今天的教育市场里，显得格格不入。

在公共表达上，他拒绝“沉默”，尽管并非活跃的时评人，但他对社会问题始终保持敏锐观察，曾直言：“历史写作就是寻找真相的过程。”这种对真相的执着，在信息碎片化、观点极端化的今天，愈发稀缺。

傅国涌的“不合时宜”，恰恰是他最可贵的地方，他代表了一种正在消逝的知识分子传统，不依附权力，不迎合市场，不贩卖焦虑，而是以独立的精神、深厚的学养，坚守人文价值的最后阵地。

傅国涌的猝逝，之所以引发文化界的集体哀悼，不仅因为他的学术成就，更因为他所代表的那种精神气质，正在成为时代的“濒危物种”。在算法推荐、短视频霸占注意力的今天，深度阅读与独立思考已成奢侈。傅国涌的“国语书塾”试图对抗这一趋势，但这样的努力，在功利主义盛行的教育体系中，显得杯水车薪。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知识分子尚能在公共领域发挥重要影响，而今天，他们的声音日益被娱乐化、碎片化的信息洪流淹没。傅国涌的学术与教育实践，是少数仍在坚守的“孤岛”。傅国涌的离去，提醒我们：那个崇尚博雅教育、尊重思想深度的时代，正在加速远去。

傅国涌曾说：“著书是一个消磨岁月的事业，其实比著书耗费更多时间的是读书。所以，我常说：‘毕生事业是读书’，著书还在其次。” 这种对知识的纯粹热爱，对教育的赤子之心，正是今天社会最稀缺的品质。

他的生命戛然而止，但他的著作、他的教育理念、他的精神追求，仍如暗夜中的灯，照亮后来者的路。我们哀悼他的离去，也在哀悼一个正在消逝的时代，那个还能静心读书、还能真诚思考、还能为理想坚守的时代。

傅国涌走了，事实上，我们的时代也远去了，我们是否还能留住那个时代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