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 周人起于晋地 ”说之论辩述评

江西地名研究

关注我们，获取更多地名资讯

摘要：钱穆在《周初地理考》中对邰、豳、岐等先周地名的考证，首创“周人起于晋地”说。这一新说引发诸多争议，学界围绕古史神话传说的历史化处理、古文献的释读和周族族源等问题展开讨论，以后伴随着考古学界的介入，为先周起源问题的深入探讨提供新的契机。在这场论辩中，钱穆一方面从异地同名、地随族迁来探讨先周族的迁徙行迹，总结出地名迁徙这一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考地原则，为传统舆地学向现代历史地名学的转变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钱穆频繁使用音韵学论地、运用古迹传说证地有失察之处，部分文献的解读存在抵牾处，以及未引用考古材料等，使其周初地理考证也有一些可商榷之处。对钱穆“周人起于晋地”说得失的分析和讨论，可进一步加深对先周历史、华夏早期文明起源的认识，对于深入理解中国地名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也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钱穆；周人起于晋地说；神话传说；考古学

先周族起源问题一直是先秦史研究中一个聚讼纷纭、持续探讨的重要问题。根据《史记·周本纪》等传世文献记载，周人先祖本居于陕西武功境内的邰地，公刘时迁豳于今陕西邠县，太王时迁徙于岐山、扶风一带的周原，文王、武王时，伴随周族力量的扩展，乃至长安地区。这种说法自古以来皆无异议，两千年来，人们皆在泾渭之地追索先周地望，至钱穆于1931年在《燕京学报》发表《周初地理考》一文，提出周人“起于冀州，在大河之东。后稷之封邰，公刘之居豳，皆今晋地。及太王避狄居岐山，始渡河而西”。周人崛起晋地，势力自东西渐，钱氏此论一出，石破天惊，完全颠覆了传统旧说，从而引发了学界关于“先周地望”问题的热烈讨论。目前学界对钱穆“周人起于晋地”说的争辩与讨论虽有一定关注，但在论辩的细节和对新说得失的反思上，仍留有不少可供探讨的空间。有鉴于此，本文以钱穆《周初地理考》引发的争论为讨论中心，对新说给予支持与反对的论据，试作具体分析，进而探讨钱穆晋地新说论证之得失，希望能对先周历史、华夏早期文明的起源，以及中国地名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作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一、钱穆对“周人起于晋地”的论证

《周初地理考》是钱穆进入北平燕京大学任教后最早完成的一篇考证古史地理的力作，1931年末发表在《燕京学报》第10期上。钱氏早年喜治古史地理，自言“治古史，考详地理实是一绝大要端。春秋以下，尚可系年论事。春秋以前，年代既渺茫，人事亦粗疏，惟有考其地理，差得推迹各民族活动盛衰之大概”。古书记载的古史地名，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错误不断。以武王克商以前的先周历史、地名为例，《左传》《竹书纪年》《孟子》《史记》等古籍，凡涉及周初行迹者，“众说綦淆，一贯之要难”，对此钱穆发出了“何其乱而难理也”的感叹。有鉴于此，钱穆认为对周初地理有重新考察、研究的必要。根据他的研究，所有在秦的先周民族遗迹，都可在晋地寻得类似名称，再衡以地名可随民族迁徙而转移的通例，先周族古地名乃是周人由晋迁陕后移植的，于是《周初地理考》大胆提出了先周族起于晋地的新说，以质疑《史记·周本纪》等传世文献的记载。钱穆从古史地名入手，追溯周人起源。他在《周初地理考》中对周族起源地及其迁徙路线的考证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辨姜嫄后稷之“邰”地

钱穆在《周初地理考》中以姜氏起论，姜氏为周人先祖后稷之母族、神农氏后裔，神农炎帝即烈山氏。钱穆考古帝王传说，烈山氏生于随州之厉乡，晋地亦有随，随城居汾州府介休县东，介休有界山，以声变转为厉山、烈山，后世误为介推焚山事，则神农之地亦在晋。山西闻喜县有姜嫄墓，为姜嫄之地提供另一线索。姜嫄有邰氏女，钱穆依据《路史》《左传》等进行考证，认为“邰”与“骀”相通，闻喜于古为台骀氏邑，地处太原，实相当于姜嫄之有邰。钱穆辨姜嫄后稷之“邰”地主要有五证：

其一，《太平御览》引《随图经》：“稷山在绛郡，后稷播百谷于此山。”后稷始穑于此，稷山与介山相连，界休之介山与万泉之介山为同一山脉，由烈山而耕，故姜嫄生后稷之地亦在闻喜。

其二，据《闻喜县志》等记载，姜嫄墓、后稷墓俱在闻喜。

其三，依《左传》，“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台骀，即有邰氏，因治汾洮之水，被封于汾川。再以台骀与大夏、大原地互证，钱穆考古“大夏”地，以“禹凿龙门，通大夏”一语断大夏近黄河。又《封禅书》载桓公言：“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上卑耳之山。”“卑耳”据《索隐》在河东大阳，“涉流沙”一语，据《水经·河水注》：“河水东过大阳县南，又东，沙涧水注之。”沙涧本或作流沙涧，疑齐桓涉流沙即指此水。大夏为周初虞邑，在安邑大阳，三者地望相合，则大夏之地，当在河东安邑。

钱穆疑古晋阳非今太原晋阳，而晋之初始为何地？其实《左传》中台骀氏所处大原，即为古太原，按《谷梁传》大原即大卤，此台骀所处之“大原”与所书同年晋荀吴败狄于“大卤”实为一地。论晋之古“太原”地，《晋世家》载“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按钱穆理解，河汾为兼受汾水之河，以河之东百里，恰为涑水之阳，大抵蒲州以西至闻喜一带，即唐之所在—古“太原”地。再考古“晋阳”地，《魏世家》有言“秦拔我蒲反、阳晋”，阳晋为“晋阳”，据《括地志》其地在蒲州虞乡县西。由上而论，古之“大夏”“太原”“晋阳”诸地望，殆本于晋南大河附近。

其四，考后稷与大禹同仕虞廷，钱穆以禹事附论后稷地望，即禹会会稽、禹娶涂山、大禹治水等事。按《吴越春秋》《水经注》称会稽本称茅山，则断其地望在河东。《水经注》《读史方舆纪要》曾记载有河南嵩县附近有“三涂山”，又禹都阳城近于嵩山，并取嵩山一带禹之传说为参证，则涂山近河南伊嵩固可知。而大禹治水其说殆始于山西蒲解之间，恰与蒲解地形三面俱高，惟南最下，水流回环激荡，易成水患相契合。钱穆考禹之活动区域，意在推证后稷教稼之地，他通过考证得出的结论是：“禹稷同仕虞廷，禹治水，稷教穑，其事相需。而禹都安邑，稷封有邰，在今闻喜，其地亦相近。蒲解之民，困于河涑之患，逐高而居，北逾中条之山，溯涑水之上流，耕于介山稷山一带之原地，其情亦相似。”“以大夏、太原、实沈、台骀之地望考之，参之以诗书百家之言，凡其及于禹稷者，而知后稷教穑，断在晋冀，不在秦雍也。”

其五，《左传》昭公九年（前533年），周人自述先祖“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钱穆引用史料“魏者······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汾水又迳稷山北”，则后稷初封于魏，稷山在其域，魏当近山西闻喜之邰地。“所谓芮者，乃邠之水名”，豳邠相通，芮乃豳国之异名。后稷封邰，本处晋境，如此方可解释邰国之君可为魏国诸侯长，而周之西土所极，虽不举豳地，然芮豳可通，豳亦在晋地，在岐毕以东。

（二）公刘“豳”地考

观《周本纪》“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与《大雅·公刘》“笃公刘，于豳斯馆”，两者记载有异，迁豳而居究竟始自公刘抑或庆节，未知孰是，考之《史记·刘敬传》与《吴越春秋》俱已言明公刘避桀居豳，且以《世本》所载公刘至文王十六世，与《汲冢纪年存真》汤伐夏桀至纣共十七世相参证，两者世数略当，由此推见《史记》所记公刘至文王十二世有误，则公刘为避夏桀之乱，迁豳而居当为可信。豳地具体为何处，是右扶风栒邑之豳，或是晋地之邠？若是晋地，先周族又是从何时离开晋南，迁往陕西？钱穆并不否认《汉书·地理志》所载右扶风属县栒邑（今陕西旬邑县）境内确有豳乡，但他又认为此地并非公刘所居之豳地，而是在周人西迁时，出于对其故土与祖先根深蒂固的记忆与文化认同，以原有地名命名新地，地名随之迁移，秦地乃有豳乡。至于栒邑之地，栒、旬、郇相通，《左传》《水经注》等史文载河东有旬城、郇瑕氏、郇侯，古邠邑当近河东。

论公刘所居豳邑，钱穆所列主要论据有三：

其一，案豳字，《周本纪》将《逸周书·度邑解》“王乃升汾之阜，以望商邑”之汾引作豳，豳邠为古今字，邠本为汾滨之邑，汾邠相通，豳邑亦临汾水。《周本纪》载公刘曾居于戎狄之间，考戎狄常出没之地，“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卤”，大卤即太原，可知晋地本在戎狄之间，后不窋奔戎狄仍在晋。

其二，公刘之时当夏桀之世，《后汉书》云：“后桀之乱，畎夷入居邠岐之间。”畎夷因夏桀之乱入居邠岐，知畎夷近夏邑，夏邑与邠岐相邻，邠岐决不远在泾渭之间。辨“邠岐”之地，《禹贡》云：“既载壶口，治梁及岐”，钱穆就大势以观，《山西通志》中晋地之“狐厨邑”“狐讘县”“狐谷亭”皆取自狐戎，狐戎为晋地盖可知。狐岐亦由狐戎得名，又称骨脊，依《汾州府志》言梁、岐二山为汾河以西群山自北而南之山脊，则前之所谓夏桀时犬戎所居之“邠岐”当在汾域。

其三，以《诗经》为文本论，推证公刘行迹。钱穆认为《诗经》作为历史的文学书写形式，纵非全然信史，然亦可推周人行迹。他以《豳风·七月》记录豳地农事，以之考豳地。《周官·春官·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昼击土鼓，吹豳诗以逆暑······凡国祈年于田祖，吹豳雅，击土鼓，以乐田畯。国祭蜡，则吹豳颂，击土鼓，以息老物。”按郑玄解，文中“豳诗”“豳雅”“豳颂”应指《豳风·七月》之诗，故以《籥章》释豳地。《礼记·明堂位》以土鼓与苇籥为伊耆氏之乐，《礼记·曲礼》《礼记·郊特性》谓伊耆氏为神农氏，上已论神农居晋，且伊耆氏之姓，史籍少见，《古今姓氏书辩证》载有晋地之伊耆氏一姓，伊耆氏固居晋。所谓击土鼓以祈年息物、祭于田神之俗，乃晋地遗俗，又土鼓起于唐尧，故此《豳风·七月》为晋地之诗。

再证《大雅·公刘》诗，“笃公刘，于胥斯原······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笃公刘”之称，因董、笃声近，疑笃公刘即董公刘，公刘因本居涑域之董泽称笃公。考《太平寰宇记》京原相通，古水之东有原。《读史方舆纪要》言：“鼓堆泉，州北十五里，出九原山，其上有堆如覆釜形······水分二派，东曰清泉，西曰灰泉，引入州城以注于汾水，《水经注》谓之古水，其堆亦曰古堆。”则古山即九原山，清泉、灰泉正如诗之所述“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古水、古堆在九原山之西，古堆正是公刘“度居允荒”之“夕阳”。察晋地之鼓堆泉记载，《绛州鼓堆泉记》《游古堆泉记》所述流泉之形态与诗意情境恰相合。《公刘》诗继有言：“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夹其皇涧，溯其过涧······芮鞫之即。”钱穆释“涉渭为乱”一语，意为先涉于河而处于达渭行进途中。周人由邠沿汾水而下，逾黄河而西，渡河途中夹皇涧，溯过涧，按《水经注·汾水》汾水下有修水、华水，华水所经之梗阳为姜字音变，古公太姜居之。自古水至皮氏县即今河津必逾修水与华水，疑两水为皇涧过涧当时之名。而后“芮鞫之即”，即在汾水入黄河之口，黄河两岸，河以东为河津，河以西为韩城。周人之迹渐展，即自公刘时，周人居邠，沿着汾水向下，渡过皇涧，逆流而上经过过涧，再渡过大河，沿着渭水之北滨向西而行，远至韩城。上述史实发生在公刘之后，古公亶父之前。

（三）太王迁岐考

周人自古公亶父，开始了一次大的迁移，由豳迁至岐山之下。《孟子》曰：太王“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梁山”之地在同州韩城县，“汉为夏阳县之地”，“梁山”之地既定，太王所经之地亦可知。

《诗·大雅·绵》云古公亶父“自土沮漆”，“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关于“沮漆”之名，自古以来众说纷纭，钱穆取沮漆为洛水之见，认为沮漆从渭，渭过沮漆，皆在朝邑之南，华阴之北。古公“来朝走马”，“走马”即朝邑之朝坂，又称强梁原，强梁为姜字音变，故与沮漆所咏为同一地。周太王为避夷狄，迁至岐山，即沮漆附近，泾渭下流，非远在扶风凤翔。太王迁岐筑室定都，与鬼戎地相接，古公卒，季历称王，是为王季，大战混夷。钱穆考混夷居地，认为诸戎多起于东北之汾晋，其后分土散居，鬼戎一支或称鬼谷，其族殖于西，至泾渭下流。言文王事，钱穆详辨文王伐密及得吕尚二事。密之为国，侵阮及共，密国、阮者、共地皆在泾水下流。吕尚其人，史实所涉之地“河内”“朝歌”“棘津”，皆在河东，又吕尚于滋水遇文王，滋水乃灞水，灞水入渭，亦在泾渭下流。钱穆由此推定周之先祖乃河东旧族，由晋入陕，至秦之东境，自朝邑西至富平。

二、学界反响与论辩

钱穆周人起于晋地的新说一经发表，立即轰动学界，一时引发诸多疑辩之声，赞成者有之，吕思勉在《先秦史》“周先世事迹”中首先采纳钱说，认为“虞、夏之间，吾族以避水患，西迁河、洛······山西之地，三面皆山，惟自蒲津渡河入渭域为平坦，钱氏之言，衡以地理情势，固无不合矣”。其后支持或部分支持钱说为之寻新证的学者有陈梦家、邹衡、王玉哲、许倬云、杨升南等人。当然，反对者也不乏其人，就在钱文发表后不久，就有李峻之著文反驳，以后丁山、齐思和等人也纷纷撰文质疑，认为“旧说未可非，钱考未必是”。围绕着钱穆新论的讨论与争辩主要聚焦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神话传说与古文献释证

自钱穆《周初地理考》发表后，首先对钱氏周人源于晋地之说提出质疑与批评的是清华史学系学生李峻之，他在《清华周刊》发表《评钱穆先生〈周初地理考〉》一文，从钱文考地之原则、所用材料及方法以及具体论证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质疑批评，认为钱穆地随族迁、同名异域的假设不可信，并有牵强附会之嫌。钱穆读驳文后作《重答李峻之君对余〈周初地理考〉之驳难》以作回应。双方的论辩与学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如下两方面。

1.古史神话传说的历史化处理

纵观钱、李二人的辩难，其中涉及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传统的古史系统，如何看待古史中神话传说问题。李峻之基于疑古的立场，认为传统的古史系统是后人层累造伪构建起来的，大多是不可信的。李氏在驳文开篇便指出：

在钱先生底这篇文章里，最使人不满意的地方，便是他全盘接收了自《尧典》《世本》《五帝德》，以至于《古史考》《路史》等书底荒诞不经的古史系统。试问既承认了尧、舜、禹、稷，乃至于许由、伯夷、神农氏、金天氏等，均真有其人，那可靠的古史，还何从说起？既然毫无疑义地接受了传说中的古代帝王底生所葬地，委曲宛转地去为之代求证明，那得出的结论，还含有多少价值，假使依照这些故事所传说的神话讲起来，周初的诸族，又那一家不是少典的子孙？所谓民族也者，又该当作何解释？

钱穆提出“百家之言，自有所出”，李氏则针锋相对地反驳道：

我认为春秋、战国时代，实在是神话传说最盛的时代，同时又因为周初以来，民族间的移徙，地名也随着发生了移动，在这种情形之下，各个部落之间，一方面制造本族的神话，以图把自己的祖先抬得高，拉得远；另一方面，则一个故事中的地名，也往往随着传说他的部落，而愈走愈远。弄到结果，大家都是炎、黄的子孙，而炎、黄却还正是同胞兄弟，—见《晋语》司空季子的话—于是乎四海简直成为一家了。试想在这个时代产生出来的“诸子百家”中的古史观，我们那里敢认为信史？

显然，李峻之基于疑古的立场去考察先周起源之地，把先周地望纳入古史辨派“层累说”的框架中进行考察，自然不会赞同钱穆的新见。比如，李峻之认为后稷的故事，现在所能看到的可靠材料，只有西周时代的《诗·大雅·生民》《云汉》《周颂·思文》三篇，和东周时代的《鲁颂·闷宫》一篇。这四篇诗都没有提到“稷封有邰”的话，但是到了战国，《尧典》《皋陶谟》《孟子》《周语》等书的记载便不同了。在《鲁语》和《左传》里，明明稷是神，是夏以后敬奉的神，但是到了《周语》里，不仅年代上提升了几百年，而且也由神降为人了。李峻之综上认为，战国时代还没有人说过“稷封于有邰”的话，到了汉初，娄敬对汉高祖说：“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邰，积德累善，十有余世。”娄氏生当汉初，不知道何所根据，而能知道春秋、战国以来，人人所不知道的史事？后来司马迁综合诸说以入《史记》，于是《周本纪》便成为几千余年来不可移动的铁案。对此李氏反问道：“钱先生知道‘二千年公认之说，亦未见其固可据也。’奈何对于史迁所集传说，便安然承受？”

钱穆并不否定传统的古史系统并非古史真貌，它在演进过程中确有后人作伪的地方，但是与五四以来的疑古派大多否定甚至抹杀文献记载中的神话传说所不同的是，钱穆认为古文献中的神话传说包含有诸多可信成分，是研究上古史的重要材料。既不能因传说有不可靠的成分便将之弃置不用，更不能因传说里掺杂有神话而否定传说，所以他对古典文献中的神话传说持谨慎的态度，力图通过对神话传说材料加以合乎情理的解释，借此去探知古史的真相。比如，对于“稷封有邰”之事，李峻之以战国以前史籍无明确记载加以否定，钱穆则表示寻找史料，无须一字一句，从相同或相近意思理解即可，故将“稷封有邰”作“稷居有邰”解。对于后稷，李峻之追溯后稷传说的来历，认为后稷由周民族祖先，经过后人的推崇，成为教予百姓种植农业，有功于黎民的大农业家，“缵禹之绪”即可解释为大禹为神话传说中有功德之大圣人，后稷为大农业家，治水与农业息息相关，故时人不禁发出“缵禹之绪”的感叹，然后稷与虞夏实毫无关联，由此可判定《周本纪》中关于后稷记载乃是后人伪造而成。钱穆的解释则与之截然不同。他在回应李峻之的驳文中这样说道：

据旧传一般之见解，则周之祖先后稷，其起在陕西，余文则不信为旧说，而谓后稷故事之流传，其先当亦在晋地之汾域。居今而言，以记载之残缺，以及地层发掘之有限，物证之不足，而欲完成十足可靠之古史，诚哉其难。试问治古史者，如何直截判定尧舜禹稷之诚无其人。且余文亦非直接肯定尧舜禹稷之必有其人。余文只就传说而论传说，假定其传说之初相为如此。若此种自古相沿之传说，并非全出后人之伪造与说谎，则古人传说，虽非即是古史真相，亦可借此窥见古史真相之一面。李君谓尧舜禹稷倘真有其人，可靠的古史便无从说起。余对李君此等见解，嫌其稍过于偏激也。

钱穆自言不敢轻疑古代传说、古代记载，只就古代传说与记载中发现后人解说有其不可通之处，乃努力别求一更会通更近情理之新解说，以推测古代传说与记载之真意。所以，他治古史地理，比较重视传说乃至神话所具有的史料价值，运用所能见到的材料，以文献记载及山西境内的古地名传说与《禹贡》《诗经》《左传》《竹书纪年》《穆天子传》《逸周书》《史记》《水经注》等古文献互证。比如，他把《公刘》诗中“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漙原”，与司马光《绛州鼓堆泉记》、乔宇《游古堆泉记》中记载晋地水原数十，尚有百泉以及晋地之九原山、鼓堆泉相比勘，以此论证公刘居晋地。李峻之认为钱穆将以鼓堆泉一处便得出“水原数十”，即百泉的结论，实在难以相通，怀疑百泉之说，非特指，恐系一普通名词。陈梦家认为“《河水注》卷四‘水出汾阴县南四十里，西去河三里，平地开源，喷泉上涌，大几如轮，深则不测’，此所形容，当是今万泉县东谷中有井泉百余区之地”。陈氏的解释印证支持了钱穆的说法。

2.古文献释读之分歧

对于李峻之的驳文，钱穆在回应文章中说有的是因李氏误会而起，有的则是二人对古文献解读不同所致。比如对《诗·大雅·绵》“民之初生，自土沮漆”一句的理解，钱穆以土为居，将“沮漆”按一水名解之，前人已有道及，孔颖达、阚骃、郦道元、颜师古等均有“漆沮即冯翊洛水”之解。《水经注》称沮水分为二水，“一水东南出，即浊水也，至白渠与泽泉合，俗谓之漆水，又谓之为漆沮水······其一水东出，即沮水也······俗谓是水为漆水也······沮循郑渠，东迳当道城南······其水又东北流，注于洛水也”。此处特言明东出之沮水，为“自土沮漆”之“沮”。阚骃《十三州志》以沮水入洛，乃有沮之名，且漆与沮音近，殷周时转为洛，《禹贡》晚出，故《禹贡》之漆沮为沮入后乃见本名，则谓以洛为漆。李峻之认为钱穆“将‘自’解为from之意，而以‘沮漆’两水为其目的语，这句诗就简直讲不通了。”并以“土”为杜，“土”乃凤翔之杜水，杜山，杜阳川，杜阳谷，以“沮”为“且”，解为“往”，即为周人从陕西凤翔去往漆地。钱穆驳李峻之误解其意，阐释其文仍依《毛诗》“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沮漆”为《史记》漆沮之水，《禹贡》言“泾属渭汭，漆沮既从······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形成所谓三河口，渭汭、漆沮两地必俱在此，古之渭汭位于“今洛水自朝邑赵渡镇南入河处”，渭水入河口在华阴县北，漆沮之水即在朝邑南华阴北，“自土沮漆”为周人最初居于朝邑华阴之间的沮漆之地。

《毛诗》中多次出现“沮漆”与“漆沮”二词，究竟沮漆与漆沮是否同为一地，暂且不论，这里仅就“自土沮漆”一语，斟酌一二。关于“自土沮漆”问题的探讨为钱氏晋南说与持传统看法的学者争论的焦点之一，丁山信从旧说，“土”为“杜”的古字，杜与土方同名，而卜辞所见之“土方”，疑为公刘之后，其地望约为殷都之西北，土方与先周可谓毫无联系，丁山由太王“自土沮漆”寻觅太王踪迹，太王迁居，沿着莫水向南迁徙，继涉杜水，沿雍水西行，至漆水之滨。杜水、漆水流经杜阳县，是谓陕西之境。姚政则从《诗经》中寻找证据，《诗·周颂·潜》云：“猗与漆沮，潜有多鱼，有鳣有鲔，鲦鲿鰋鲤，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据孔安国之解，为潜养鱼的漆沮水，当在岐邑附近。然仍有诸多相信钱氏新说的学者，如陈梦家疑“土”为“土方”，认为卜辞之土方为唐杜氏，唐在今山西安邑一带，并把武丁时期甲骨卜辞中的“周”方列入“晋南诸国”之中。邹衡论证最为详赡，以古地名、方位、考古发现与先周文化的关系四方面举证，认为“土”即殷墟卜辞中所见的“土方”，从考古发现看，石楼县发现有商代铜器与铜器墓，其与武丁伐土方事多有相合，故土方即山西石楼县一带。王玉哲以为土方既与禹发生关系，其地望应当距夏墟不远，而夏墟古在山西南部。他又用周金文及较早的文献证明渭北之洛水，古只名漆沮水，到战国末年始有洛水之名，“自土沮漆”即为周的远祖从土前往洛水附近。

（二）关于周人族源之探讨

钱穆探索先周族的时空范畴已注意到周人族源问题，其立论前提是周人姬姓，与黄帝同一氏族，夏周两朝，似应同为华夏系之主要成分。钱氏溯其源，思考周夏关系，依据“奄有下土，缵禹之绪”、“思文后稷······陈常于时夏”来说明禹稷同仕虞廷，后稷与禹夏相毗，考大夏地，以禹诸事附论后稷地望，皆在今晋南。后公刘避桀居豳，可知周人在公刘之先，固犹居晋，近于夏室，周夏关系密切。

第一，按照钱穆周人源于晋的假设，周人与山西古族夏人固有其历史渊源。有关周夏关系，史籍记载有《论语》“行夏之时······服周之冕”，《国语》“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尚书》中周人自称“有夏”“区夏”，《诗经·周颂》“我求懿德，肆于时夏”等，受历史文献与钱穆新说启发，部分学者认为周为夏的后裔或分支，周之先祖与夏同居一地，可以以夏之地望判定先周起源。王玉哲、许倬云、杨善群以周夏历史渊源为说，夏人活动区域多分布在山西一带，可互证周人源自山西之假说。李民考释《尚书》中“周人尊夏”相关书文，证得夏周族源关系密切，两族为生活在同一地区部落联盟的两个分支，周人崇夏原是周人“面对原来夏王朝的中心地区，尽量抓住人们追念夏王朝政绩的心理，又拼命宣传自己是夏的后代”，为巩固统治之举，夏地旧居晋南，考后稷邰地、古公逾梁岐之地承袭钱穆，前后比勘，则周之先民起自晋南。江林昌考述周夏关系，认为史籍中周人尊夏之语多是由于周夏同族同源，姬姓之天鼋图腾与夏人之有熊图腾相通，周夏共出于黄帝，故以夏人的起源发展推测周族之足迹，周“姬”、夏“姒”、后稷居“邰”、姜姓之“邰”皆相通，在晋南之境均可见，陶唐、虞地望在晋南，后稷姬族服事唐虞夏，亦在晋南。按夏之迁徙，夏人为避商人入侵，其中一支往西北迁移，周人跟随夏迁移，经由晋中北上，已然将周人看成夏人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周夏同源同地与先周晋地说在逻辑上是相通的。

第二，钱穆坚持周人并非戎族，但不否认周先民与戎狄长期混居，考不窋自窜之狄、太王所避之狄、王季伐燕京戎皆起于东土之汾域，反向推论周先居。按此线索，学者依周与戎族的密切关系，推论周人源于戎族，同样以戎族活动区域与周地互证。李仲立引证徐中舒“周人出于白狄说”，以姬姓晋国与戎族的互动为切入点，列证三条：其一，晋建国方略“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晋国所在区域多为戎人，采戎区之政；其二，晋初“戎狄之民实环之”，晋国处于白狄等戎包围中；其三，晋献公“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骊戎男女以骊姬，归，生奚齐”。狐戎、骊戎为姬姓白狄，狐氏出自武王之子唐叔虞，说明周人与白狄不仅通婚，且乃同祖同种，又戎狄活动多在山西一带，周人当兴于山西。王克林补甲骨卜辞、金文之证，从族源讲，古籍中后稷之父“巨人”“神人”作大人讲，大人为北方酋长之称，有大字之意的族系，黄帝姬姓天鼋氏天族最为合宜，又“我姬氏出自天黿”，周族源于天族一支的戎狄，按甲骨金文释意，天本义为大人，与前相吻合。观古戎狄活动区域，卜辞记录武丁征伐方国，多在晋南与豫北交接之地，考金文中《梁伯戈》铭“鬼方蛮”、《墙盘》铭之“狄柤”均与晋邻，古戎狄多聚集于晋，则周为戎狄，起于晋，长期与同姓或异姓之戎狄游弋于汾水与黄河之间。

从族源上讲，周为戎族之论本质上亦属华夏族范畴。许倬云言“殷商自称大邑，却无‘华夏’的观念，这些周王国内的各封国，自号华夏，成为当时的主干民族”，华夏观念的族群认同自西周启，此前先周族阶段尚无“非我族类”的异族意识，如此不难理解“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之语。若按先周起于戎族讲，也绝不是有别于华夏族的野蛮民族，戎字从甲骨文、《说文解字》释意为“兵”，或与军事相关。所谓先周族源于戎，可解为善战之人，或从方位、分布区域、生活方式等区分，为不同部族而已，且在演化过程中，古之戎狄，今为华夏，从这个层面讲，又与钱穆的看法异曲同工。

三、考古学界的介入与讨论的深入

钱穆考证先周族起源依据的始终是文献材料，对考古材料基本没有提及。当年李峻之在驳文中即说：“由地名的相同，而推求民族迁徙的情状，实在是件繁杂的工作，我们现在所能根据的材料，除纸片的以外，还有一小部分的铜器材料可用，钱先生在这一点，没有相当的采纳，实是一件憾事！”可见，从考古学的角度考察周族起源，使学者不必过于依赖文献，可弥补文献的缺陷，并与文献资料相互印证，这是解决先周民族起源不可或缺的手段。自钱穆提出“周人起于晋地”的创说以来，考古学界也不断介入此一问题的讨论。

考古学家邹衡深受钱穆晋南说的影响，从考古学角度为钱穆新说寻找证据。邹衡以光社文化作为先周文化的源头验证钱穆周人源于晋地：第一，“先周文化的形成是由多种文化因素相互融合，主要组成部分有来自殷墟为代表的商文化，从光社文化分化出来的姬周文化，来自辛店、寺圭文化的姜炎文化。”而先周文化第一期的形成又与姬周文化与姜炎文化联系密切。第二，按陶器的形制甄别先周文化。光社文化中期出土了联裆鬲，其形制与先周文化的联裆鬲相同，并有相似的圆肩平底陶罐。光社文化联裆鬲年代早于先周文化第一期，则先周文化之联裆鬲元素由光社文化而来。第三，在先周铜器中发现一先周氏族族徽，根据出土的器物年代推测，该族由山西太原迁至陕西，从族徽形状看，类似于弓形器的象形，此弓形器在山西境内石楼后兰家沟群、桃花庄群、林遮峪等地均有出土，为光社文化的地方特色。除此外，先周之天族、戣族等均与光社文化区域有关联。第四，伴随新的考古发掘，邹衡在《再论先周文化》再举新证，武功郑家坡出土的绳纹平地小盆等先周器物，都可以在太原光社、许坦、东太堡等地找到祖型。1982年关中黑豆嘴出土的金耳环与山西石楼、永和、太谷等地方出土形制相似，黑豆嘴多孔铜刀又与石楼出土刀具作风相似。以上从整体方向上为钱穆先周族东来说提供实证。

徐中舒明显受到邹衡光社文化说的影响，在《周原甲骨初论》中再申钱穆、邹衡之说，认为周原文化有“东西两个来源，东面的姬族来源于晋陕之间的光社文化，西面的姜族来源于甘肃地区的辛店文化和寺圭文化”。周原文化即由这东西两面文化融合而成，其中“光社文化的分布几乎占了山西省的大半······就是姬族周人的老家”。他又从甲骨文解读“邠”字，“邠，从邑分声，则是后起的形声字。······邠又与汾相通······古代邠地所在，就应当包括汾水流域在内，汾水也就是邠地之水”。

李仲立亦赞同钱穆提出的周人源于山西说，指出即使专业考古人员未能在武功邰之地发掘出先周文化遗迹，然从山西境内出土的考古资料中发现“灰陶、尖足鬲、三足器、平底罐以及铜器中的早周作风等等特征可能与先周有关系”，并引邹衡“先周文化来源于山西光社文化”为证，按陶器的形制甄别先周文化，进一步佐证“先周确在山西，特别是汾水流域广泛活动着”。周人行迹路线自是如钱穆推定自东向西迁徙，然在西迁的时间节点、迁地与钱穆有分歧，李仲立调查发现甘肃庆阳一带出土大量西周遗存，灰陶鬲、罐等均带有鲜明先周文化特征，肯定庆阳为先周文化发祥地之一，周祖不窋时已率众至北豳，公刘时再由北豳迁豳，豳地遵旧说，即由甘肃庆阳至陕西栒邑，迁移过程中，先周文化在光社文化基础上，与当地土著文化进行融合，形成深具地方特色的平凉安国式类型的文化，依陶器风格，该文化即周人在豳地形成的先周文化。

许倬云认为“钱氏的理论虽有待证实，事实上也有相当的说服性”。他首先预设钱穆假设成立，按陈梦家卜辞商周冲突记录看，伐周统帅为犬侯，其封地在河南商丘，则犬侯率众由豫东经安阳入晋南颇有可能。但因钱穆仅以地名推论，未引证考古材料，故并不以钱穆之说为定论。许倬云结合钱穆新说、邹衡的光社文化说以及傅斯年标出的周人与夏人的关系，将三家自成系统的假设糅合以追索古公亶父之前的周人先世，形成另一番认识。他对其早年信从的“陕西龙山文化（客省庄二期）为西周文化的早期形态”这一说法表示怀疑，给出的理由是难以解释陕西龙山文化与西周文化衔接过程中的文化突变。在他理解的先周文化中，有商文化因子，陕西龙山文化与商文化糅和后的混合因子，姜羌部族由寺洼文化上发展的文化，还接受了草原文化的影响。从考古成果来看，在山陕间的黄河两岸出土了带有草原文化色彩的器物，当时周人奔窜于戎狄之间，山陕之地正是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衔接的地区，故先周文化的构成中，有浓重的草原文化色彩，由此推测先周阶段的周人在山西汾水一带承袭当地光社文化及草原文化。

综上考古学证据可知，首先，目前为止，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年代最早者仅能上溯到古公亶父时代，传统的陕西邰地武功说尚未得到考古材料的确切证明，钱穆周族起于晋地的论证亦有充分之可能。其次，钱穆新说为考古学提供了新的探索思路和方向，考古学家寻找与之相关的考古学文化有光社文化、草原文化、龙山文化、吕梁类型的青铜器文化等，可见晋地确曾有姬周族系的生活轨迹。然而先周文化有着广袤的文化势力圈，支持钱穆的学者也并非与其论证完全重合，在迁徙路线和迁移原因方面也有分歧，主要表现有二：一是姜族来源问题。钱穆、王玉哲等人坚信姜姓族原居于晋。在邹衡、徐中舒等学者看来，晋地姬族于古公亶父迁岐后，与西部姜族世为婚姻，融合为新的周民族，邹衡解释西方姜炎文化的分档鬲此时始与联裆鬲共存一墓。许倬云综合各项资料分析，姜姓有多个分支，其中豫西晋南的若干支为姜姓诸国，偏在陇右的一支承接寺洼文化发展而来，周人入渭水流域后，与渭水及陇右的姜族分支融合，丰富了先周文化的内容。二是周人迁徙是外力所致抑或主动作为？钱穆分析多半是由戎狄侵扰、夏桀之乱等外力驱逼。李仲立着意说明生产力要素的作用，认为公刘迁豳是部族内部因生产不断发展扩大采取的自发行动，周人择善地而迁，既适应生产的新局面，又提高部族生产水平。许倬云、王克林认为先周文化蕴含草原游牧文化元素，如此不难理解钱穆言周人常与戎狄混处，并受戎狄压迫而迁徙的论说。故周人迁徙亦有客观情境的推动，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与外敌紧迫程度有关。

四、对钱穆新说的评价

钱穆考证周初地理、提出地名迁徙理论之时，正处在中国地名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渡时期。他通过对周初地名的实证研究对地名变迁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由此总结出地名迁徙这一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考地通例，为传统舆地学向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转变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为“地随族迁”的方法论意义。先秦时期，族群迁徙往复不定，原地名随族群流动而时常发生位移，最终导致地名的层叠累积和多地重名现象。这种现象给地名考证带来了难题，使得同一文化本位下的地名重构变得极为困难。面对挑战，舆地学者往往专就某地考某处，狭于一域，少有人从更广阔的视角对这一普遍现象作规律性的解释。钱穆观察先周族群的迁徙与流动，对地名与传说之流播予以关注，提炼出了“地随族迁”的理论，“盖古人迁徙无常，一族之人，散而之四方，则每以其故居移而名其新邑，而其一族相传之故事，亦遂随其族人足迹所到，而递播以递远焉”。随后，他依循族群运动发展的足迹，对异地同名现象作进一步推说：“一民族初至一新地，就其故居之旧名，择其相近似而移以名其侨居之新土，故异地有同名也。”由此，他总结出地名迁徙这一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考地通例，可谓慧眼独具。此项通例的理论总结，已与传统舆地学有较为明显的区别，为古地研究提供一条重要的探索路径。

二为古史地名考据中义理的阐发。长期以来传统舆地之学侧重于单一的考辨，追求纯粹的学理，逐渐与社会现实脱离，致使其内在的“义理”价值难以彰显。五四以来，时代变局与新思潮的激荡激发了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这一时期，考地学者怀实学报国之志，他们的“最大贡献是在考辨中体现着浓厚的文化理念与文化责任感”，钱穆正是这一学者群体的代表。钱穆力求跳出局限于古地考辨的狭小框架，站在广阔视域中为中国历史文化寻求意义。他从中国古史之初起之地—黄河流域考察先周民族活动的地理区域，其中对神农故事、黄帝故事、唐虞之事、夏部族区域以及先周族活动区域等先后进行论证，彰显出这一重要议题是探索华夏文明的起源。经其考证，神农、黄帝、舜、夏禹、后稷等神话传说故事多分布于黄河支流两岸或与黄河两水相交而形成的三角地带处，在这片辽阔的横切面上，到处是肥沃的灌溉区，每一条支流又相对独立，自成区域，孕育出中原原生文化。从文化的传承线看，虞部族生活在汾水流域，夏部族由洛水流域经茅津渡、孟津等北过黄河，二部族彼此接触，文明接力至周部族，其原始居地难以直接跳至陕西渭水流域，似有可能由黄河东岸之汾水下流迁转到陕西渭水下游，而周民族定居渭水下游后，又与汾域居民往来频繁。从文化的展拓性看，先周族与戎狄混居其间，考古书先周族所临之戎狄并不在边荒，而在河之两岸，与先周族发展相系相承。由此，“中国文化发生在黄河······依凭的是黄河的各条支流，每一支流之两岸和其流进黄河时两水相交的那一个角里，却是古代中国文化之摇篮地”。钱穆强调黄河流域是中国文化的源头，视黄河文化为凝聚民族向心力之所在，他以考据为手段，从民族文化内部寻求历史认同，饱含着深厚的民族文化情感。应当说，这样的研究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传统舆地学中那种远离世事的纯粹考证范畴，彰显了舆地学的经世价值与功能，对于打破传统舆地学的研究局限具有积极意义。

钱穆首创周人源于晋地，颠覆旧说，引发了学界的热烈讨论，迄今仍有未息之势。他探索先周族起源自有一套内在逻辑，又有考古学提供的依据，至今未有充分论据全面驳倒。当然，他对周人起源地及迁移路线的考证只是一家之言，其中自然也存在不少问题可供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首先，是使用音韵学与古迹传说证地的方法论问题。钱穆在《周初地理考》中常运用音韵学知识考证周初地名，具有一定启发性与参考价值。然其问题在于他采用“音似证地”的方法过于频繁，更有甚者，一音经历数变。如考太王所避之戎为燕京戎，燕京戎之燕，声变为犬为混为鬼为獯为淳为狁为匈奴，将犬戎、鬼方、獯燕、匈奴、淳维、猃狁等诸戎皆归入燕京戎之族，古太原晋阳本称燕，为燕京诸戎根据地，在汾水上流，证得古公原在晋地汾水上流，避狄至泾渭下流。齐思和已意识到运用这种方法考地的危险性，“夫古今建置，屡经兴废，往往一地而有数名，同名者未必一地，且初民居处不定，每至新地，仍用旧名，亳地有九，郑地有三，盖以此矣，同名者且非一地，况求之于音近乎？又阴阳对转之说兴，古音几无不可通，以之证地，则极危险矣”。以古迹传说征史也存在不少问题，一些学者对此曾尖锐地批评道：“夫世传古迹，十九出于后人附会······如史称舜耕于历山，今山西河东、山东历城，皆有舜亭。他若仓颉之墓，今可考者有十处，帝尧之冢，亦逾十所，其不足信，极为明显，以古迹征史，宁足信据？”

其次，历史文献的释读存在抵牾之处。如钱穆引《大雅·公刘》诗中“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以证公刘行迹，细绎诗义，依诗所言公刘居豳固在汾域，何以远涉渭水采集物产？对此，钱穆认为诗人写作有特定属辞之法，诗歌与史料之平实性表述有一定差距，若不能明晰，易迷入其地而不得其解，“涉渭为乱”实为先涉于河而不必果涉于渭，况古今水流地望有变，按胡渭《禹贡锥指》古渭水为朝邑，朝邑为涉河之所至。然厉锻随处可取，是否必须远涉渭南去取厉锻？对此钱穆未予以正面回答，仅言诗非信史，“涉渭为乱”一语不足为信，其前后解释难以互通。一些学者由此发问：“若豳诚在汾，则晋地多山，胡为跋涉数百里之外，涉渭而不涉汾，以取厉、锻乎？”

最后，未引用考古材料。许倬云指出，钱穆考证周初地理过分倚重文献资料，忽视了考古学上的考察。他说：“由地名作推论，牵涉许多文字上的纠葛，而且地名可以由此迁彼，也无妨由彼迁此，其方法学的缺陷，实如双刃利剑，左砍右割，均有可商榷之处。”

结合考古学界的研究可知，考虑到不同文化因子与先周文化的联系，先周文化的起源不应被简化为单一的、绝对的论断，先周文化的形成也绝不是单一线性的，而是动态的、发展变化的，周人迁徙途中与不同的文化相融，形成周人文化面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钱穆把周族自后稷至公刘活动空间完全框定在晋南一域，似与周部族势力发展壮大的史实有一定出入。另外，钱穆谓太王迁岐，却说其地不在陕西岐山，而分布在秦之东境，即渭、洛二水下游，自朝邑至于富平一带，这一论证也未经过考古资料的证实。1976年，周原考古队对岐山凤雏村等西周遗存进行考古发掘，从物质实体证明周人的早期都邑在凤雏村一带。1977年又在当地甲组建筑基址发现了大批甲骨文，证明那里是周人作为宗庙之用的宫室建筑，亦是岐邑的中心地区。1999年始，考古队再次对周原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在王家沟一带发现大型西周遗址，张天恩撰文指出王家沟沿岸的贺家村至王家嘴一带，为太王岐邑的可能性较大。从文献对应来看，《史记集解》“徐广曰：山在扶风美阳西北，其南有周原”，而岐邑的中心地区，恰在扶风县美阳（今法门寺）西北方位。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区域大体相称，太王迁岐的事实可以作大致证说。

作者：陈勇，卫金萍

来源：《厦门大学学报》2025年第3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江 桐

校对：杨 琪

审订：朱 琪

责编：贺雨婷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微信扫码加入

中国地名研究交流群

QQ扫码加入

江西地名研究交流群

欢迎来稿！欢迎交流！

转载请注明来源：“江西地名研究”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