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忘了这个世界有多么恐怖

文｜西坡

大卫·林奇说，自己是个孩子的时候就从空气中感觉到恐惧的存在。不是家庭生活不幸福，而是形而上的感受，他认识到：“在表象下面总有另一个世界存在，你再往下深挖还有不同的世界存在。……蓝天、鲜花固然很好，但另一股势力——一股痛苦、腐烂的势力也如影随形。”

比如说在一个花园里，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有太多东西在侵害着一个小花园。有大量屠戮和死亡，有病害、蠕虫、蛴螬、蚂蚁。有非常多这类活动在进行着。”每一棵树长大，都会经历无数磨难。这个美丽的世界，是由距离制造出来的，凑近观察，“总能在底下找到红蚂蚁。”

大卫·林奇讲到红蚂蚁的时候，让我想起张爱玲关于袍子和蚤子的名言。她的原话是这样说的：“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夜雨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真是天才的早慧，让我们这些少时只惦记吃喝玩乐的凡夫俗子，既感惭愧也感到庆幸。这个表象之下的世界，这些痛苦与屠戮，你觉察不到，它们就不会日日夜夜咬你的心。要是我们不能忘却死神的镰刀随时可能夺走我们的性命，我们又怎能快活得起来。

不过愚笨如我，随着年岁的增长，挫折的积累，也渐渐体会到，生活有两个面，阴面和阳面，它们总是在同步运行。柳暗花明和晴天霹雳都是人生常态，也就是说，阴面和阳面的翻转往往是非线性、非逻辑的。

当生活突然从阳面跌入阴面之后，从前的种种欢愉都像一场梦，甚至觉得自己像个自鸣得意不知灾祸降至的小丑。你会抱怨命运，会忍不住跟别人比较，我并不比别人更恶劣更蠢笨，为什么摊上这样救赎无望的生活。不过也没人会倾听你的诉苦，你就这样忍着，忍着。

可是突然有一天，生活又回到阳面上来了。你在黑暗中独自品味的痛苦，并未得到纾解。你分析出来的那些结构性原因，也没有消除。但身体就是突然轻松了，阳光就是突然明媚了，说不出原因。

或许阴面和阳面都不足以概括生活的本质，它们反映的只是我们的认知与习性。无论置身阴面和阳面，我们都会放大某些元素而忽略另外一些元素。无论放大还是忽略，都是所谓生活技艺的必须。但不知道哪一天，闪电降临，再也没有调整的必要。

生活的逻辑，在复杂度上总比我们头脑可以驾驭的逻辑高出一层，你再努力都没有用。但如果不努力，阴面可能会持续得更久，更难摆脱。

假如人世间真的有智慧可言，智慧的灯塔所要指引我们的便是，在一切静好之际，我们该向哪里做努力。趁一切还来得及。

艾·弗洛姆说，人一生下来就被推到一个不确定的、完全开放的环境中去，除了知道要以死亡告终外，一无所知。当人觉悟到生命的短暂，死的必然，和自己对社会对自然的无能为力之后，他就会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是一种无法忍受的监禁，他要想办法同他人和周围世界结合在一起。

我们成年之后，做的很多努力，都是在逃避面对作为有死凡人的根本处境。昆德拉说，媚俗是遮盖死亡的一道披风。

弗洛姆总结了人为了逃避孤寂，与世界结合的几种常见方式。

第一种是纵欲，不同形式的纵欲。通过纵欲来结合的方式有三个特征，首先都很强烈，甚至和激烈；其次需要把整个身心投入进去；第三，纵欲的效果很短，需要不断重复。

第二种是同一化，也就是与他人保持一致。这种结合方式，只需要投入脑子，不需要投入身体，可以更持久。代价就是，参加者为了使自己属于这一组人而失去了大部分个性，我得永远跟这组人看齐，才能得救。

第三种结合方式，是创造性劳动，无论艺术家还是手工业者都属此类。在创造性劳动中，劳动者和对象合二为一，人在创造的过程中同世界一致。但办公室里的职员，流水线上的工人，从事都不是这种劳动。

不难发现，这三种人与世界结合的方式，都有弊端。弗洛姆由此点出他的主题：“对人类存在问题的真正的和全面的回答是要在爱中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统一。”

弗洛姆所谈的“爱的艺术”是可以从男女之爱推广到朋友之爱的。他说爱首先是给而不是得。在爱里面的“给”，不是牺牲，不是交易。对有创造性的人来说，“给”是力量的最高表现，我通过“给”，体验我的力量，我的“富裕”，我的“活力”。我仅仅是通过在“给”的过程中体验到生命力的勃发，而欣喜万分。

我们经常忘了这个世界有多么恐怖，直到被本不该意外的意外打断。比如今天，一位年仅48岁的女明星去世。

但是这样的意外，也总会引发同样不该意外的喧嚣。透过那些一文不值的话语浮沫，我总会猜想，这些喧嚣者究竟过着怎样一种生活。而我觉得，在这样的时候，读一读大卫·林奇，读一读张爱玲，读一读弗洛姆，会更体面一些。或者随便读一部合格的文学作品，没有哪个创作者不是被死神驱策着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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