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梅子黄时雨 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呢

◎赵柒斤

眼下江南还处在高温闷热的梅雨季，面对时晴时雨的天气、闷热潮湿的居住环境及食品和衣物易发霉变质的窘态，人们更多的是愁闷和无奈。正如北宋词人贺铸所言：“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不过，文人愁闷，劳动人民却独辟蹊径地搞“偏方”，巧妙化解梅雨季的生活难题。宋代清源（今福建泉州）学者庄绰史料笔记《鸡肋篇》对此有所记录，江南“地早湿而梅雨郁蒸，虽穹梁屋间，犹若露珠点缀也”。为防粮食霉变，江浙一带“仓庾去地数尺，以板为底，稻连秆作地收，虽富家亦日治米为食，积久者不过两岁而转”，笔者家乡一直以此法储粮至新米上市。而高寒的陕西，“官仓积谷，皆不以物藉，虽小麦最为难久，至二十年无一粒蛀者”，普通老百姓家则在农田中挖窖，“开地如井口，深三四尺，下量蓄谷多寡，四围展之。土若金色，更无砂石，以火烧过，绞草絙钉于四壁，盛谷多至数千石，愈久亦佳。以土实其口，上仍种植，禾黍滋茂于旧，唯叩地有声，雪易消释。”

农耕时代，夏日“汗滴禾下土”，用什么洗衣洗澡？浙中地区的皂荚很少，“澡面涴衣皆用肥珠子”。何为“肥珠子”？“木亦高大，叶如槐而细，生角，长者不过三数寸。子圆黑，肥大，肉亦厚，膏润于皂荚，故一名肥皂，人皆蒸熟暴干，乃收。北人亦取肥珠子为之。”原来古人用的“肥皂”是一种植物的果荚提炼而来。用这种原始的“肥皂”洗沐，不仅除垢，还能怯风湿、治皮癣；洗衣，不仅不会伤害纤维，还不会掉色，颇受青睐。当时，杭州人还以此发明了“香皂”：“取皂荚子仁煮过，以糖水浸食，谓之‘水晶皂儿’。”当然，用此“香皂”洗头容易掉发。

夏日里人体能量蒸发厉害，需要植物油补充。宋代人便榨出了食、燃两用的“芝麻油”，“油通四方，可食与然者，惟胡麻为上，俗呼芝麻。言其性有八拗，谓雨旸时则薄收，大旱方大熟，开花向下，结子向上，炒焦压榨，才得生油，膏车则滑，钻针乃涩也”。陕西一带则以“食杏仁、红蓝花子、蔓菁子”榨油，这种油“亦以作灯”；山东一带则“以苍耳子榨油”食用。

唐朝时，人们在夏天已开始享受“啤酒”和“饮料”。唐代文学家段成式笔记小说《酉阳杂俎·前集卷七》介绍了两种名酒——“昆仑觞”（“酒之芳味，世中所绝，曾以三十斛上魏庄帝”）和“青田壶”（“青田核大如六升瓠，注水其中，俄顷水成酒，味醉人，以供其宴”）。段成式虽说“昆仑觞”用河源水酿造，但应该是发酵出来的“粮食酒”，而后一种更像现代人喝的“果酒”或“果汁”。段成式还记录了古人制作“冰镇啤酒”的方法：“魏正始中，郑公悫三伏之际，每率宾僚避暑於此。取大莲叶置砚格上，盛酒三升，以簪刺叶，令与柄通，屈茎上轮菌如象鼻，传吸之，名为碧筒杯。”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时，中国人已开发了“果汁”和“冰啤”。

面对毒热生“疮”和“中暑”，古人用“偏方”医治。庄绰《鸡肋篇》中引《本草》医治之法：“酒大热有毒，能行百药。服石人不可长以酒下，遂引药气入于四肢，滞血化为痈疽。是白酒曲中多用草乌头之药，皆有大毒，甚于诸石。”原来，白酒在古人眼里还是一味“通血脉、散湿气、行药势、杀百邪恶毒气”的良药。

而治疗中暑办法简单却高效：“但用辛甘发散，疏导心气与水流行，则无能害之矣。”宋代学者叶梦得《避暑录话》举实例论证此“偏方”有效。有一次，一个马夫盛暑天骑马赶路，突然气绝倒地，他见状急忙往马夫嘴里灌“五苓大顺散”的药水，却没有疗效。眼看已过最佳抢救时间，同伴王相取来一颗大蒜，在路上铲些热土一起碾碎，加净水搅拌，过滤渣滓后，撬开马夫的牙齿灌了进去。不一会儿，马夫苏醒过来，到了傍晚，就骑着马离去。

在科技落后的农耕时期，人们生活中的许多“偏方”，看似笨拙，实则蕴含着人类智慧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