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前，美国汉学家顾立雅讲述“中国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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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顾立雅教授的《中国之诞生：中国文明的形成期》问世，成为西方汉学界系统研究中国上古史的首部综合性著作。这部作品诞生于中国现代考古学初兴之际，亦处于西方学界对“中国文化西来说”争论不休的背景下。顾立雅以其深厚的文献功底和敏锐的考古嗅觉，首次将商周文明置于全球文明史的框架中讨论，试图解答“中国何以成为中国”这一根本问题。近九十年后的今天，尽管中国早期文明研究已发生范式性变革，重读此书仍能感受到其开创性的视野。

顾立雅( Herrlee Glessner Creel, 1905-1994 )

《中国之诞生：中国文明的形成期》，[美]顾立雅著，于歆砚译，东方出版中心2025年6月第一版，98.00元

《中国之诞生》全书结构明晰，涵盖考古发现、商代、周代三个方面内容，系统论述了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历程。在起始部分，顾立雅开宗明义，点明研究中国文化起源和早期历史的重要意义，强调这一时期的历史线索和实物证据对理解中国后续历史进程和文化传统的关键作用。考古发现部分是全书的基石，顾立雅详细介绍了当时中国考古学的前沿成果，尤其是安阳殷墟的发掘情况。他通过实地考察和与考古学者的密切交流，获取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并将其巧妙融入书中，为读者勾勒出一幅鲜活的早期中国图景，也为后续对商周文明的讨论提供了坚实的实物依据。在商代和周代部分，顾立雅分别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艺术等多个维度展开全面而深入的介绍。在描述商代时，涉及商人的生活状况、手工技艺、雕刻与青铜器、社会与国家、战争情况、书写系统、信仰神祇、卜筮祭祀以及商代的种族和文化问题，提出诸多独到见解，生动展现了商代社会的繁荣与复杂。关于周代，从周人的起源、周克商的政治变革，到考古新发现、文学成就、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婚姻和家庭制度等）、生计、娱乐、宗教、法律、官僚阶层以及周代天命观等多个方面，全方位呈现了周代社会的多样性及历史变迁过程。

1934年春，殷墟第九次发掘，侯家庄南地发掘工作中合影。前排右起：石璋如、刘燿、顾立雅、董作宾、方策、张曹、苏孔章

顾立雅在书中构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学术框架，确立了此后西方学界中国史研究的取向，具有开创之功。其一，对19世纪末兴起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予以驳斥，强调中国文明在黄河流域的独立起源、自主演化，通过对商周彝器、文字、社会结构独特性的梳理，有力捍卫了中国文明的本土性。如在文字系统方面，他指出汉字与古埃及象形文字是完全独立的书写体系；青铜技术上，强调商代青铜器采用的复合范铸造法与西方的失蜡法存在显著差异；政治结构上，说明商周国家形态与西方存在明显的不同之处，充分凸显出中国早期国家的独特性。这些论证为后来苏秉琦提出“满天星斗说”奠定了跨文明比较的基础，也促使西方学界重新审视中国文明的原生性。

其二，将商周鼎革视为中国文明发展的关键转折点。顾立雅对商周变革的阐释影响深远，他将商周鼎革看作是中国文明基因的重大突变。如在宗教层面，认为商代对“上帝”的崇高信仰为西周的“天命观”取代，神权从王族垄断逐渐走向道德化、普世化，强调天命与道德的关联；文化层面，主要服务于占卜的甲骨文系统逐渐让位于《诗经》《尚书》所代表的史诗传统，理性叙事开始萌芽并发展。这一分析框架具有很强的前瞻性，为后世学者提出“殷周革命论”所继承，进一步证明了他对商周变革理解的深刻性。

其三，开创考古与文献互证的研究范式，首次综合分析殷墟甲骨、青铜器铭文与《尚书》《诗经》等传世文献，为西方汉学研究中国上古史开辟了新路径。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考古学尚处于萌芽阶段，殷墟科学发掘仅仅开展八年，顾立雅便极具前瞻性地意识到“地下的中国”与“文献的中国”相互印证的重要性。他大量引用董作宾、梁思永、郭宝钧等考古学家的发掘报告，运用“二重证据法”分析中华早期文明，直接影响了西方学者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

从《中国之诞生》能够读出，顾立雅非常重视实地考察和资料收集。在中国留学期间，多次前往安阳等地进行实地考察，与考古学者进行深入交流，获取了第一手资料，并对各种原始文献和考古资料进行了详细的考订和阐释。在研究中，除了考古学资料，他还广泛涉猎历史学、文学、哲学等多个领域，通过将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相结合，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同时，该书注重用简洁明了的语言和生动的例子来解释学术问题，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1935年5月2日，殷墟第十一次发掘，西北冈第二次发掘，顾立雅与夫人顾乐贞(Lorraine Johnson Creel)、梁思永在HPKM1002号大墓内合影

毋庸置疑的是，该书出版之时，中国考古学尚在起步阶段，这使得顾立雅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空间视野上，他将商文明的范围局限于安阳殷墟，未能预见郑州商城、三星堆等遗址所揭示的多元文化网络。在论述过程中，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对长江流域、四川盆地等地的文明进程关注甚少。比如，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商代在青铜、玉器原料来源等方面已形成跨区域的交换体系，这与以中原为中心的简单图景已有很大不同。同时，受考古发掘和时代所限，顾立雅将夏朝归入传说时代，对西方学界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随着二里头等遗址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尽管学界对于二里头是否对应夏朝仍存在争议，但普遍承认公元前 2000 年左右中原地区已出现广域王权国家。

尽管《中国之诞生》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顾立雅开创的问题意识至今仍是学界研究的焦点。例如，中国文明如何从多元区域文化中凝聚出统一性？商周鼎革究竟是文明发展的断裂还是延续？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已从早期的单线进化模式逐渐转向网络模型。张光直提出的“相互作用圈”理论，强调新石器时代晚期各文化区通过玉器、陶器等物品的交换形成了紧密的共同体，凸显了区域文化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对中国文明形成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学者们更多地关注青铜器、甲骨、玉器等物质的流动如何塑造古代社会的权力网络，从长时段结构的视角，为理解中国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当代学术语境下重读《中国之诞生》，其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具体的研究结论上，更在于它为我们示范了如何以全球史的眼光审视中国文明。该书对文献的审慎考辨、对考古材料的融会贯通、对文明特性的归纳，至今仍具启发性。在中华早期文明研究中，“何以中国”已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此时，回顾以顾立雅为代表的中外学术先驱者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他们的困惑与洞见，构成了当今学术成长的基石。经典的意义不在于提供终极答案，而在于不断启发新的思考，推动学术研究持续向前发展。

（作者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