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怀念前明，那就用明朝的方法来解决你们

“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当下不少人认为大明救华夏汉人于水火之中，所以明朝上下都非常支持自己的皇帝。其实切换到朱元璋的视角，实际情况就没这么乐观了。

首先，以张士诚割据区域为代表的部分地区，民心就没有向着他。

由于张士诚在其统治时期对民极善，因此他败亡几年后，吴地民众仍然怀念着这位曾经的“吴王”，进而对同样自封过吴王的朱元璋是各种排斥讥讽。朱元璋本人都自嘲，“张士诚小窃江东，吴民至今呼为张王。我为天子，此邦呼为老头儿”。

在此基础上，朱元璋针对江南又施行了两项不得民心的政策 – 移民和重税。

因为江南相对来说受元末战乱的戕害更少，所以江南地区的人丁相对于其它地区也更充足一些。因此江南也成为明初“大移民”最主要的人丁输出地，例如洪武七年“徙江南民十四万实中都（凤阳）”。

明朝的移民不仅仅是背井离乡，还意味着被迫放弃家庭的主要资产 – 房屋和田地。数代的积累被明廷以零成本接收（江南的官田比例在大明排第一），而朝廷给予的补偿仅为“允许”移民开荒，所以民众能不心生怨念么？

洪武朝定都于南京，在交通运输条件的限制下，明廷将京师钱粮供应地划定在南直隶地区。再加上朱元璋自身的报复心理，原张士诚势力的核心区“江南”就被施加了有史以来最重的税赋。

注：“江南”特指应天、苏州、常州、松江、镇江、杭州、嘉兴、湖州等八府，洪武朝全国有140个府。明初各地税率最高的“没官田”亩税为一斗二升，而江南地区低则三斗五升，高的超过一石。

洪武十三年针对江南减税二成后，仅苏州一府仍被征收粮税281万石，接近当年明廷岁入的十分之一。整个江南地区在当年共缴粮税695万石，差不多是明廷岁入的四分之一。那么有谁会喜欢被征重税呢？

其次，虽然朱元璋能和士绅这个阶层展开合作，但他们互相都不喜欢对方。

朱元璋不喜欢“士绅”既和他造反前的经历相关，也是皇帝们的必然表现。毕竟集权的皇帝，天然就排斥想要分润皇权的所有阶层或势力。

士绅不喜欢朱元璋，也是两个原因。

一是忠孝的惯性，让他们眷念故元。元史学者萧启庆统计过元末114名汉族进士，其中32人为元殉节、40人选择归隐、1人逃亡塞外，41人出仕为官。他们也代表着当时整个士绅阶层的态度。

二是很多故元士绅的理念与朱元璋不合。

朱元璋在评论元朝灭亡原因时说，“元以宽失天下”。这里的“宽”并不是“宽仁”，是在说元廷不像历代皇朝那样行集权管理，而是在施行一种放任各地自治的松散管理制度（类似罗马的行省制）。

朱元璋认为这样既导致皇朝内部政令不一、不易集中力量。又让各地方势力膨胀，朝廷一旦式微就纷纷割据自立。所以明朝建立时，朱元璋就没有效仿各朝新建时尽量沿用旧制的传统。

“今元朝失之于宽，故朕济之以猛”。在这种理念下，朱元璋不仅制定了更为严苛的户籍、路引、刑罚等制度，还大幅度抽取地方府衙权限，并加大了朝廷对地方的监管，例如三司分权、扩充督察院权限等。

这让那些习惯了元廷放权的士绅，即便进入明廷，在观念上也难以适应。所以不少人出仕后又选择辞官。而一些名士名臣的归隐请辞（如朱升、高启等），又进一步加剧了朱元璋对士绅的敌视，觉得他们还在怀念故元并和自己作对。

如何解决这些“吃软不吃硬”的士绅，让不习惯怀柔的朱元璋很犯难，最终他选择了一个粗暴方法 -- 推倒重来。

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是个公认的冤案，朱元璋在《六部赃罪诏》里也承认了这个事实，“太半妄指为实”。那么朱元璋为什么要大搞这个漏洞百出的案子呢？因为他要借此血洗士绅。

在古代由于集权的需要，皇帝不愿意让地方府衙编制、权限太大，再加上组织管理能力的限制，朝廷的府衙设置都是到县为止。县以下的广大区域和民众，朝廷是通过士绅这个阶层来统治。

征税是各地士绅日常必行的工作之一，所以贪墨税款这个罪名可以将士绅一网打尽。朱元璋通过郭桓案杀了五六万人，不仅让“中人之家大抵皆破”，也一次性抹除了士绅这个阶层。

因为朱元璋意识到士绅看似危险、实则脆弱，只要民众不造反，他们自身的组织能力就发挥不出效能。而科举制又让士绅可以像韭菜一样，一茬接一茬的生长出来。既然旧的韭菜长“歪”了，何不全部舍弃，再培育新韭菜呢？

到了清初，入主中原的满人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首先新朝建立再加上外族身份，让大量明朝士绅天然反感满清。特别是清廷强行推行“剃发令”后，原本让士绅民众厌恶的明朝也变得光鲜起来。

虽然清廷在各个层面基本沿用了明制，也大量吸纳汉人入朝。但因外族身份而出的防范心理以及皇帝集权的属性，让大清推行起比明廷更为集权的制度。例如在朝廷中枢强制保障旗人官位数量，在地方提高县令一级的权限 …… 这就和前明培育的士绅有了观念上的对立。

郑成功两次北伐过程中江南士绅的群起响应，也让清廷对士绅的忌惮达到了顶峰。既然不能怀柔，那么就向明太祖学习 -- 韭菜长歪了，就全部割掉重来，清廷也对江南士绅这个阶层挥舞起屠刀。

例如“哭庙案”，原本是苏州府士子控告知县任维初暴力催税和盗卖国库存粮。但江宁巡抚朱国治硬是把它解读为，聚众示威逼迫朝廷命官、不服清廷统治有谋叛之念。最终金圣叹等十八人被判死刑，数百士子被牵连革除功名。

“奏销案”则更为离谱。

朱国治一上任就奏报朝廷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和江宁府溧阳县，共欠朝廷粮税500万两。很快清廷传令朱国治全权负责江南右布政司的督税事宜，并授权他处理相关欠税人等。

朱国治的工作非常用心，例如当朝探花叶方蔼虽然只欠税银一厘（折合铜钱一文），仍被朱国治细致索出并严究其罪。最后顾念其先帝（顺治）门生、皇帝（康熙）讲师的身份，才网开一面只是降职。

其他人等只要被查出欠税，至少杖二十并革除官职功名。最终此案共革除1924名乡绅和15048名生员的功名，此外还取消他们三年内参加科考的资格。但最终朱国治上报朝廷追索税银总数为，白银49105.9两。这是查税还是整人，大家各抒己见吧。

好在预知了士绅们没有什么反扑能力，所以清廷的行事手段相对明初也温和许多。“江南三案”（以哭庙、奏销、通海三案为代表，共十案）虽然放倒了近三万士绅，但一共只处死了121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