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洞庭春色

苏州历史上以本土文化为根基，产生了很多杰出的文学作品。但如果仅论赋这一汉代后逐渐式微的文学体裁，以笔者浅陋之见，最杰出的作品当是苏东坡写的《洞庭春色赋》。

东坡的《洞庭春色赋》今以传世书法形式存世。所以我们在欣赏此作品时，同样可以领略到大文豪苏东坡对美食的喜爱与北宋时期饮酒文化的盛行。他高超、成熟且富有创新的书法艺术，以及这幅书法作品与洞庭春色酒相交织出苏东坡与各类人物之间深厚真挚的友谊。今日，当我们回眸这幅作品，领略苏东坡的洞庭春色，实则是在以苏东坡为中心，探究错综复杂的北宋社会文化网络。

《洞庭春色赋》苏轼 北宋

吉林省博物院藏

唐宋以来，中国的酒类取名存在地名后面加“春”字的倾向，比如大名鼎鼎的剑南春酒，便是此类典型。盖因古人多半在冬日农闲时节，趁着温度低细菌不活跃，将丰收的粮食酿酒，等到春天时正式出酒，因此以“春”命名酒类。

元祐年间，苏东坡收到友人赵令畤送来的“洞庭春色”酒，心中感慨万千。后来，东坡先生身处人生低谷时，回忆往昔，挥笔写下《洞庭春色赋》。这幅作品不仅见证了苏轼与赵令畤的深厚友谊，记录了美酒的酿制工艺，更展现了东坡先生高超的文学造诣与精妙的书法艺术。

仕途贬谪遇知己

元祐六年（1091年）八月，苏轼因与右相刘挚政见不合，被贬谪到颍州。尽管仕途坎坷，东坡先生仍保持豁达心态，前往恩师欧阳修曾经的任职之地。此次为官经历，他还结交了宗室子弟赵令畤，两人以酒为媒介，畅谈人生与理想，留下一段文学史上的佳话。

《跋怀素自叙帖》赵令畤 北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颍州即是今日的安徽阜阳，苏轼在此地只任职短短八个月，便再次被贬到其他地方，遭受奔波之苦。但他仍然为百姓办了不少实事、好事，比如他奏请朝廷将原本用于维修黄河的一万名役夫，征调到辖境内开挖沟渠，构筑堤坝，疏浚颍州西湖。有趣的是，东坡先生在颍州西湖项目未竣工时，被调往扬州，其助手赵令畤则从头到尾参与建设，并在工程结束后，作诗向先生传达喜讯。欣喜之余，先生次其韵，并在诗作中用“未觉杭颍谁雌雄”的语句，为颍州西湖增加知名度。

赵令畤字“景贶”，东坡改之为“德麟”，并在《赵德麟字说》一文中，以“昔汉武帝幸雍，祠五畤，获白麟以荐上帝”，解释由来，夸赞赵氏品行端正、才能卓越，暗含举荐贤才之意。

苏子瞻担任颍州地方长官期间，赵德麟正好在其麾下担任签书判官一职，协助处理政务，故而能够参与到颍州西湖治理活动中。在此期间，苏轼察觉到令畤与一般的宗室子弟不同，没有凭借血统门第而沾沾自喜，更非寻常纨绔衙内般胡作非为，与之正好相反，他一心向学，文学水平颇高，又实心任事，有较高的行政能力。因此东坡先生对赵氏非常器重，不仅在公事上委以重任，私底下更是亲密无间，据赵令畤撰写的私人笔记《侯鲭录》记载：

元祐七年正月，东坡先生在汝阴州，堂前梅花大开，月色鲜霁。先生王夫人曰：“春月色胜如秋月色，秋月色令人凄惨，春月色令人和悦，何如召赵德麟辈来饮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能诗耶，此真诗家语耳！”遂相召。

《侯鲭录》卷四 [宋] 赵令畤 撰

四库全书本

古人将“登堂拜母”视作友谊深厚的表现，彼时东坡家中老母故去，妻子王氏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家庭女主人的角色。赵德麟能被东坡夫人提及，并邀请到家中做客，足可见双方关系之亲密，情谊之深厚。

《侯鲭录》作为令畤的私人作品，或有美化与苏轼交往之嫌，后人编写的编年体史书《续资治通鉴长编》相对客观地记载了两人的往来：

轼与之往还甚密，每赴赵令畤筵会，则坐于堂上，入于卧内，惟两分而已，其家妇女列侍左右。

“坐于堂”“入于卧”“妇女列侍”，无一不在表现两人关系的亲密与随意。这种轻松的态度，只有在关系最好的朋友之间才能产生，两人名为上下级，实则是忘年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八十四 [宋] 李焘 撰

四库全书本

再美好的友谊，也需要用心维护。赵令畤知道东坡喜欢美酒佳肴，便借花献佛，将叔叔安定郡王赵世准送来的“洞庭春色”酒，转赠给对方。先生品尝后大加赞誉，称之为“大宋三绝”。

酒香也怕巷子深，美酒更需配佳文。遗憾的是，《洞庭春色赋》未标注具体创作日期。据学者考证，当在元祐七年（1092年），彼时苏轼与宋哲宗政见不合，在仕途上颇为苦闷，故而借酒抒怀，缓解郁闷之情。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苏轼对赵令畤一片真心与满腔热忱，也赢得对方的赤诚回应。在东坡受到政敌打压，旁人恨不得抹去与之交往的痕迹时，赵德麟顶着重重压力，将在颍州与苏轼等人的唱和之作编成《汝阴唱和集》，为这段伟大的友谊画下圆满的句号。

《文献通考》卷二百四十八 [元] 马端临 撰

四库全书本

苏州洞庭湖一带曾有两种以“春”字命名的著名物产，分别是“碧螺春”与“洞庭春色”酒。如今，碧螺春名列中国十大名茶，而洞庭春色酒似乎不再有苏州人专门生产。这一品牌曾承载深厚的历史内涵，其配方亦别具匠心，堪称姑苏历史上的宝贵财富，完全可以再进行深度的挖掘与整理。

离开颍州后，苏轼与赵令畤经常寄送书信，询问日常生活情况。某日，赵氏将西湖疏浚工程顺利结束的消息，告知东坡。东坡便在回信中以洞庭春色酒为题，作《次韵德麟西湖新成见怀绝句》：

壶中春色饮中仙，骑鹤东来独惘然。

犹有赵陈同李郭，不妨同泛过湖船。

耀州窑青釉刻花执壶 北宋 山西博物院藏

图源：@动脉影

“壶中春色”就是指“洞庭春色”酒，“饮中仙”三字更是展现酒味醇厚，饮之能飘飘似仙。“骑鹤”两字出自典故“骑鹤下扬州”，表明苏轼从颍州被改派到扬州，“独惘然”则是离开了赵德麟等人，独自在外。“不妨同泛过湖船”既是肯定德麟治理西湖的成绩，又在许诺，有朝一日，重新聚首，乘船游湖。

赋中唯闻橘之乐

苏东坡作为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文学家之一，他留下的《洞庭春色赋》，记录了“洞庭春色”酒这一历史上著名的美酒名称，是最早出现“黄柑酒”身影的典籍，也是其创作的与酒相关的经典名作。通篇读下来，生僻字很少，保持东坡先生一如既往的风格。纯粹将这篇赋当成文学作品加以欣赏，也不失为人生一场快事。

虽然收到酒的时候，苏东坡本人不在苏州，但洞庭与柑橘均来自当地，因此他所联想到的橘子生长环境，幻想出酒的制作过程，以及在洞庭湖附近发生的种种历史故事、历史人物的点评，都与苏州有高度的契合。

《洞庭春色赋》（局部）苏轼 北宋

吉林省博物院藏

苏东坡在《洞庭春色赋》序言中提到，“安定郡王以黄柑酿酒”，乃是目前柑橘酿酒的最早记录。他还在文中自谦“醉后信笔，颇有沓拖风气”，似乎觉得作品还不够完满。然而细细品读，却能感觉到先生豁达乐观的心态，以及形似戏言，又寓情于物的创作手法。

东坡先生在赋的开头提到“吾闻橘中之乐，不减商山”，连用“橘中之乐”与“商山四皓”两个典故。“橘中之乐”出自唐代传奇小说集《玄怪录》，讲了四川邛崃一带某人在自家橘园中发现两个异常巨大的柑橘，怀揣着好奇心，剖开橘子后，瞧见每个里面都有两位高一尺有余的白发老者正在下象棋。“商山四皓”则是古代四位博学的老者，因不满秦始皇焚书坑儒而隐居商山，在汉高祖为立嗣而迟疑不决之际，他们出山辅佐太子刘盈，才打消其废立念头，保证汉初政权平稳过渡。此处用“橘中”与“商山”作对比，表明东坡先生晚年面对波云诡谲的政治局势，决定采取防守姿态，能够悠闲度日便已满足，不敢在朝政上再奢求进步。

为免典故生涩难懂，苏轼在后面提出“宜贤王之达观，寄逸想于人寰”，即使尊贵贤明、乐观旷达如安定郡王赵世准，也要受朝堂束缚，只能把理想放在人世间，用酿造美酒的方式，缓解忧愁。这种韬光养晦的手法，在饱经蹉跎的苏子瞻看来，特别合适，两人跨越空间，达成灵魂上的交流。

《洞庭春色赋》（局部）苏轼 北宋

吉林省博物院藏

诉说完人生观念，为全文奠定感情基调后，苏轼开始简单谈论起“洞庭春色”的酿造工艺，具体方法如下：

命黄头之千奴，卷震泽而与俱还，糅以二米之禾，藉以三脊之菅。忽云烝而冰解，旋珠零而涕潸。

“黄头之千奴”出自《三国志》，丹阳太守李衡在家乡种植上千株橘树，每年采摘的收获抵得上千名奴隶的劳作，故而号称“千头木奴”，此处表明酒的主要原材料是产自太湖洞庭山上的黄色柑橘。唐代洞庭山上的柑橘被选中作为贡品，进献给皇室，大诗人白居易还曾亲自负责采摘，认真拣选每一个橘子。“震泽”为太湖古称，“与俱还”三字表明酿酒使用的水取自洞庭附近。

“糅以二米之禾”指在酿酒过程中掺杂两种大米的稻草，起到密封发酵作用，更能将稻谷的清香渗透入酒中。“藉以三脊之菅”指用三菱形的菅草作铺垫，似乎能筛选过滤掉酒中的杂质。“烝”通“蒸”，“云烝”二字出自“云烝霞蔚”，云雾蒸腾，晚霞绚烂，是在形容自然景象的神奇，而非蒸馏技法。

《洞庭春色赋》（局部）苏轼 北宋

吉林省博物院藏

论及品酒，苏轼的见解尤为独到。他觉得“洞庭春色”是应该进贡给帝王的美酒，幸而赵德麟为人慷慨大方，将之分享。洗净杯盏后，他豪饮一口，似能品味到三江之水，恍惚间，更觉得大江大河中的鱼龙鬼神俱入腹中。在半梦半醉的状态下，子瞻穿越时间与空间的阻碍，见到了越国名士范蠡，瞧见了吴王夫差，更同美人西施聊天。

从苏轼豪饮后的畅想中可以窥见，洞庭春色度数颇高，而子瞻本人酒量欠佳，往往浅尝辄醉。他在《书东皋子传后》一文中自嘲道：

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

“合”念作“格”，是古代的容量单位，“五合”相当于今日的半升，基本上是一瓶啤酒的量。考虑到古人所饮多为低度米酒，东坡先生一日饮酒不过五合，故自嘲“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

景德镇窑青白釉刻花注壶、温碗 宋

故宫博物院藏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东坡先生的经典作品《赤壁赋》《水调歌头》等，皆带有饮酒的痕迹，《洞庭春色赋》更是一篇因酒而留名千古的佳作，似乎印证了文学与酒相辅相成的关系。

东坡书法大成与流传顺序

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再次卷入朝廷党争，从河北定州被贬谪到广东惠州，两地相距数千里，路过河南睢县时，恰逢天降大雨，被迫留宿当地。怀着忧愁别绪的苏子瞻，将《洞庭春色赋》与《中山松醪赋》一并作书，加上后记，共有六百八十四字，为东坡传世墨迹中字数最多的作品。

《中山松醪赋》苏轼 北宋

吉林省博物院藏

苏东坡一生有很多的书法作品，有存世的，有不存世的，但对这件作品比较重视。因为“二赋”卷并非他创作《洞庭春色赋》时的原稿，而是他认为这两篇文章性质相似，内容相近，所以专门誊写，以送友人。他不光是在朋友分享自己的内容，还有很强烈且自觉的书法酝酿和创作意识。由此也可知，这一幅作品在苏东坡书法作品中以及在宋代书法史上所具有的里程碑式意义。

今日书法家正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抄古人的现成诗词歌赋被认为是没有个性，可如果抄自己创作的诗文内容，则常常因文学含量不足而为人所不重视。苏东坡的这种方式为提升书法家的综合涵养与水平，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启发，回味这幅作品对书法创作者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渡海帖》苏轼 北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代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苏轼被排在第一。他融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等人的书法精髓于一身，更凭借卓绝的天分，形成自己的书法风格。东坡先生的书法如其为人，既有锋芒毕露的盖世才华，亦含历经坎坷后的精神内敛，总是在不经意间显现出一种“雄姿英发”的气概。

在提笔写《洞庭春色赋》时，东坡先生已经五十七岁，早已过了金榜题名时的意气风发，也走出了乌台诗案的重重阴影，更是挺过了朝堂争斗中的明枪暗箭，完成了心灵的升华。经过人生沉淀后，其书法渐趋大成，风格愈显饱满成熟。

在这幅作品中，东坡先生以雄浑沉稳的笔势，将满腔激情倾注于文字之中。比如开篇的“春”字，最上面的三横，角度近乎一致，呈现平行关系，但第二横的左侧微微上钩，第三横的左右两侧都上钩。“春”字下半部分“日”字的三横则方向不一致，上面一横非常倾斜，中间一横较为短促，底下一横最为粗重。“春”字的六个横画充满着各种变化，就像东坡坎坷多变的人生一样。

明代文学家王世贞观赏这件作品，对东坡书法赞叹有加：

此不惟以古雅胜，且姿态百出，而结构谨密，无一笔失操纵，当是眉山最上乘。观者毋以墨猪迹之可也。

《洞庭春色赋 中山松醪赋》后记 苏轼 北宋

吉林博物院藏

苏轼出生在四川眉山市，故王世贞呼之为“眉山”。明代文坛领袖王世贞应当见过不少东坡真迹，故此“最上乘”之评颇为中肯。“无一笔失操纵”表明苏轼历经沉淀后，书法造诣高妙，无一笔不妥之处。

苏东坡生前遭到各种排挤，其作品被多次封禁，故而《洞庭春色·中山松醪赋》手卷在宋代流传情况未明。等到元代建立后，过往的种种恩怨烟消云散，它也开始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第一位明确的拥有者是元代郭仲实，当时的礼部尚书张孔孙在其家观摩卷轴后，留下题跋：

今观郭仲实所藏坡仙出定州书二赋，笔意雄劲，与密国公家《铁沟行》、元遗山收王晋卿画《烟江叠嶂图》唱和深相类，好事者当珍秘之。

《洞庭春色赋 中山松醪赋》后记 苏轼 北宋

吉林博物院藏

《铁沟行》《烟江叠嶂图》与定州书二赋，均是东坡手书作品。“好事者当珍秘之”似乎解释了二赋在宋代流传情况不明的原因。

到了明代，《洞庭春色·中山松醪赋》的流传脉络变得比较清晰，先后有郑达、李东阳、陈从训、张孝思收藏，其上又添加了李东阳、王世贞、王世懋等人的题跋。明清易代之际，“二赋”辗转流入大收藏家梁清标之手，更是加盖了“梁清标印”“河北棠村”等多枚印章，还被选刻进《秋碧堂法帖》，可见梁氏对其的喜爱。

在梁氏之后，“二赋”归于清代书画鉴藏家安岐。乾隆十一年（1746年），“二赋”从民间走向庙堂，被乾隆皇帝收入内务府，还激动地留下题跋：

内府收苏轼书，凡数十种，妍秀飘逸，各极其胜。此所书二赋，乃将过岭时笔，精气盘郁毫楮间，首尾丽密，信坡书中所不多觏。读赋中“悟此世之泡幻，藏千里于一班；与夫取通明于盘错，出肪泽于烹熬”数语，殆其自道，于无意中自然流出，所谓气高天下者尚可想见。

《洞庭春色赋 中山松醪赋》后记 苏轼 北宋

吉林博物院藏

乾隆皇帝从《洞庭春色赋》“悟此世之泡幻，藏千里于一班”句中，感悟到东坡以佛道思想纾解人生焦虑，用天地的浩瀚，转化仕途的失意，更以“气高天下”，高度认可其思想境界。

弘历对这件东坡作品特别喜爱，留下了四处题跋，多首诗作，前后跨越近半个世纪，还将之刻入《三希堂法帖》之中。乾隆之后至清朝灭亡，“二赋”都珍藏在内务府中。

1924年，“二赋”被溥仪偷运出故宫，之后在伪满洲国灭亡之际，被士兵抢夺，流落到社会上。此后数十年间没有消息，直到1982年12月7日下午，吉林市第五中学历史老师刘刚将“二赋”捐献给国家，才令这件文物重新绽放光彩。

历经九百多年的风风雨雨，苏东坡手书的《洞庭春色赋》略有残损，更在流传中数度遭遇劫难，但它依然用挺拔的文字，展现着东坡先生永不气馁、乐观向上的精神。

结 语

吴文化博物馆去年举办了“新九州”系列特展，首站便是定州。如果挑选一件最能展现苏州与定州关系的文物，想必东坡先生的《洞庭春色·中山松醪赋》一定位列最前。这件作品以苏州的“洞庭春色”酒与定州的“中山松醪”酒为纽带，经由在两地都生活过的大文豪苏轼之手，实现了跨越时空的交汇，展现深厚的友谊。

参考文献：

1. 荣宏君：《水墨东坡》，河南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

2. 林卫辉：《此生有味：苏东坡美食地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

3. 李一冰：《苏东坡新传》，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2020年版。

4. 胡山源：《古今酒事》，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

5. 刘乃中：《关于苏东坡两赋手卷研究》，《图书馆学研究》，1984年第1期。

6. 段成桂：《苏轼〈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墨迹手卷》，《文物》，1983年第6期。

7. 廖维宇：《东坡晚期思想管窥——读〈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赋》，《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

原创 严六滧 苏州吴文化博物馆

统筹：吴文化博物馆

技术支持：苏州多棱镜网络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