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和几位朋友聊天,我们谈到了“趋势”这个话题。觉得很值得与大家分享一些看法。
为什么要谈趋势?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活在宏观环境里。无论你多么优秀、个人能力多么强,一旦趋势已定,你就很难逆势而上。环境的巨轮一旦启动,个人只能选择适应、跟随或跳脱,很少有人能靠一己之力改变方向。正如雷军那句被反复引用的话:“站在风口上,猪都会飞。”——这话虽然略显粗俗,却道出了时代的残酷本质。
而那些对大趋势无感的人,说句不好听的,真的就像温水里的青蛙,看似一切正常,其实危机已逼近,犹如百润发前总裁所说“我们战胜了所有对手,却败给了这个时代”。
看透本质,认清趋势,是我们不可多得的能力。
那么,当前我们身处的时代,正在发生哪些无法逆转的趋势呢?
一、制造业的萎缩与外迁
加入WTO之后,中国制造业曾站上世界之巅,一度占据全球制造业30%的份额。那是一个黄金时代。但如今,潮水正在退去。
随着逆全球化的抬头,尤其是新冠疫情的冲击,各国逐渐意识到:过度依赖全球产业链,会让本国在危机中陷入被动。从口罩到呼吸机,当国家最需要资源时却无法自主生产,那种无力感刻骨铭心。
于是,保护本国制造、重建本土产业链成了各国的新共识。曾经全球化的倡导者——美国,如今却站在了去全球化的最前线。特朗普上台掀起的中美贸易战,直接打击了中国制造的核心优势。许多出口型制造企业不得不被迫外迁,从终端产品、供应链,到设备制造端,纷纷向东南亚、南美、非洲转移。
我所在的昆山,曾经电子制造业密集,像富士康、纬创、世硕电子等,要么将重心迁往印度和越南,要么直接卖掉业务重新布局。工厂可能还在,但订单已明显减少。
这种外迁趋势,不止发生在电子业,也在家具、服装、建材等人力密集行业上演。譬如立讯精密,其在越南的人工成本仅为中国的75%,人均月薪3000元,远低于国内平均水平,这些人力成本就是实实在在的诱惑,我之前所服务过的三家企业,捷安特、沪电股份、利星行,除了利星行因为属于工程机械代理商而无法转移外,其他两家都已在越南和泰国建立工厂。而在越南河内和胡志明机场,你听到的都是中国话。
更重要的是,这种外迁几乎是不可逆的,出去的基本就不可能再回来。
国内制造业的萎缩,是时代的结果,而非企业的自主选择。
二、双循环战略的艰难转向
双循环,是这几年国家反复强调的战略,即:国际循环为辅、国内循环为主。
为什么要转向国内市场?很简单:出口下滑、投资乏力,消费成了唯一的支点。
过去支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如今前两者动力显著下降。出口因为产业链外迁和贸易壁垒,已不再是增长核心;而投资方面,传统基建空间已被大幅压缩,房地产也进入萧条期。地方财政严重依赖土地出让,而房地产一旦低迷,财政收入就被连根拔起。
那么只能靠消费了。可问题是,消费靠的是信心,而信心来源于收入的稳定预期。
我们常说居民储蓄高,但为啥依然通缩?根源在于收入分配结构极度不平衡。钱集中在不需要消费的人手里,而真正有消费意愿的普通人,口袋里却空空如也。
比如,100万发给亿万富翁和100个普通家庭,谁能带动消费?答案显而易见。但现实却往往事与愿违,退休金增长多是倾向体制内,而非农民工、灵活就业者等真正困难群体。
归根结底:如果不从收入结构上解决问题,消费就起不来。
毕竟,
三、人口减少与老龄化加剧
中国正面临“未富先老”的局面。
2024年,全国出生人口为954万,略高于2023年的902万,但从结婚人数来看,趋势依然下行。从2016年的1132万对降到2024年的610万对,几乎腰斩。而死亡人数则为1093万,总体人口自然减少139万。
如果一旦趋势形成,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而这,不只是数量变化,更是结构性问题。中国人口中位数已接近40岁,劳动力减少,赡养压力上升,人口红利正在迅速消失。
这对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
婴幼儿消费、教育需求、婚庆产业都将下滑;
房地产失去刚需支撑,很难再靠“人口红利”拉动价格;
养老金、医保等支出激增,对公共财政构成沉重压力。

而据世界银行预测,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可能降至6.39亿,减少超过一半。
四、阶层固化与社会流动困难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社会流动靠的是两个核心渠道:教育和房地产。
可现在,两条路都走到了瓶颈。
房子曾是中产阶级财富积累的工具,但随着房价高企,杠杆过重,市场低迷,如今反而成了负资产。据统计,2016年后买房的用户,接近一半已经进入亏损线。
另一方面,教育也越来越呈现“资源垄断”。优质教育高度集中于大城市和少数名校家庭,普通人即使寒窗苦读,也很难打破“关系壁垒”进入优质圈层。“一家三代铁路人”这种新闻,不再是励志,而是阶层固化的写照。
考公成为很多人“唯一的出路”,因为那是最后一个相对公平的“跃迁渠道”。
可问题是,大家都想分蛋糕,没人愿意再做蛋糕了。
五、人工智能引爆下一轮“就业替代”
AI的快速发展正在改变社会的基本逻辑。2026年,特斯拉预计每月生产10万个机器人,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已开始在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无人仓储等领域提速。
看得见的趋势包括:
• 无人驾驶如萝卜快跑已进入城市运营试点;
• 无人机快递即将普及,比如玖拾无人车已在替代京东,深圳已有无人机配送外卖;
• AI客服、AI写作、AI制图已在各行各业替代人力;
• 医疗、教育、金融等传统“高门槛”行业也面临重构。
这意味着,未来的“中产工作”也未必安全,你所能想到的工作都可以被AI替代,有地方政府已经在试用AI替代公务员。
六、城市化的逆转与区域分化
曾经所有人都奔向北上广深,而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逃离大城市”。
高房价、竞争焦虑、教育内卷让一线城市不再那么有吸引力;与此同时,像成都、杭州、长沙这样的“强二线”,以及部分县城和小镇,在生活便利性和幸福感上反而成为“反向迁徙”的目的地,而此前,部分县市则出现了明显的人员构成变化,年轻人逃离,只余老年人坚守,鹤岗化比较明显。
我们正经历一场“去中心化城市化”的重构,都市圈、城市群成为新支点,小城市的复苏可能将成为未来10年城市发展的重点方向。
与其拿八千块在北上广艰难生存,不如挣五千在小县城悠闲自在。
七、碳中和与绿色转型的结构性冲击
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不仅仅是环保目标,更是一次深刻的产业洗牌。
新能源车、风能、光伏、储能、绿色金融……新兴产业风起云涌;而钢铁、水泥、化工等高耗能行业则正经历“政策剪刀差”。
国家对绿色转型的投资,将是未来科技、制造、能源领域最大的变量。这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受伤的将是来不及转变的人。之前跟一个老同事聊天,他所在的行业赶上了人工智能的浪潮,2006年的绩效将近只有300,现在已经上涨了10倍,一个普通员工光奖金就能拿到两万,这在整体经济不好的当今,是个令人羡煞的收入。
八、技术鸿沟的扩大:新数字贫困正在形成
技术不是人人平等的红利,它也在制造“数字分化”。
掌握AI工具的人,在效率与收入上迅速跃升;而“技术边缘人”则被困在“信息焦虑”和“转型恐慌”之中。
这不仅仅是“用不用AI”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学、学得起、有没有时间学的问题。未来社会的贫富差距,很可能转变为“技术素养”的差距。
所以我基于此观点,写了一篇文章《》,北京学校已经将AI列入学生必学之课程。
九、国际地缘风险的长期化
地缘格局正走向长期复杂:
• 中美博弈长期化、战略对抗常态化;
• 俄乌冲突延宕、欧亚安全重构;
• 全球南方国家崛起、非西方秩序形成。
国际企业正在面临从“效率导向”到“安全导向”的根本性切换。出口导向型企业若无法适应这种“政治嵌入经济”的新逻辑,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十、代际观念变化与消费观重塑
年轻一代正在用脚投票。
• 不婚不育,“反内卷”成为主流态度;
• 情绪价值、氛围消费、悦己主义主导新兴市场;
• 房子车子已不是他们人生的标配。
年轻人的消费不再讲究“功能”,而是讲“感受”;不再讲“积累”,而是讲“自由”;不再追求“人生大满贯”,而是选择“人生小确幸”。
这对企业、对政策、对市场,都是一个巨大的信号。
总结:
趋势不可逆,环境决定生存方式。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出选择:
是继续幻想旧日繁荣,还是读懂时代节奏,寻找新路径?
面对变化,你是主动顺势而为,还是坐等局势裹挟?
每一个趋势的背后,都是时代的推手。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别做温水里的青蛙。
大家好,我是江南君,一个路见不平忍不住吼一声的中年boy。
喜欢写点文字,思考点人生,不干正事的餐饮老斯基,也是一个外贸哥。
许多年后,当后人问我对社会做了哪些贡献时,我会自豪地说,面对事实,我做了诚实的记录和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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