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认语言学视野下的地名像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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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土化的体认语言学接受国外认知语言学的像似观，且基于语言的体认性成因，论述语符像似于其后的认知方式（认），且在一定程度上像似于现实世界（体）。随着这两个学科的普及和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像似性理论，使之成为当下学界的主流观点，这从地点名称上也可见一斑。学界普遍认为，地理实体的命名绝非任意所为，其后充满各类理据性。本文基于体认语言学这一观点简析地名的体认像似性，且解释一地多名的理据。

关键词：体认语言学；地名；像似性；一地多名

1.体认语言学与像似性

现代语言学家索绪尔（1916）将语言的第一原则定为“任意性”，乔姆斯基及绝大多数学者接受这一观点，而认知语言学挑战了索绪尔和乔姆斯基的这一观点，提出像似性（即理据性），以至于在20世纪最后25年里，像似性与任意性成为语言学界的一个争论焦点（Wierzbicka，1988）。随着认知语言学的普及和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改变立场，认为语言之所以这样讲而不那么说，其后必有原因。

本土化的体认语言学（王寅，2020）是基于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后现代哲学的人本观，深刻反思索、乔二氏基于唯心论（前者持语言先验论，后者持语言天赋论）和非人本观（两者毫不留情地将“人本”因素剔出语言研究领域）哲学立场而建立的语言理论，接受并发展像似观，且从语言生成的角度详细论述这一关键性质。该新兴学科认为，语言产生自人类与自然的互动体验（可用“体”表示）和认知加工（可用“认”表示），核心原则为“现实（体）-认知（认）-语言”，认为人类通过自身与现实世界的互动，在心智中逐步形成体认方式，据此形成概念结构和具体的语言表达形式，从而恢复语言学研究中唯物论和人本观的核心地位。而且这与我国古人提出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原理以及章太炎（2010：49）所论述的“物之得名，大都由于触受”观点完全一致，也完全符合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后现代哲学的人本观。

如汉语中的数字从“一”到“十”都是手势语的象形描摹，我们为何有“五进制”和“十进制”，是源自人的一只手有五个指头，两只手有十个指头。“群”“独”为何择用“羊”和“犬”来构字，是先民基于对“羊喜群居”“犬喜独行”的体验和认识而建构出来的。“闯”之所以用“马”而不用“牛”来构字，是因为马出厩时是前蹄一跃，而牛出门槛是低着头的，择用前者更生动形象。“杲（明亮）”和“杳（不见踪影）”，以及“晨”和“昏”，都是先民观察“日”的位置基于“据义造形”原则而创写出的。甲骨文中的“河”的构型取自安阳洹河的河道形状。我们还可依据“砲”和“炮”用不同偏旁来体认该武器的发展历史：唐代前，攻城时以机发石，故用前者；唐代之后，始用火药发射弹丸，便用后者。这就像通过分析calculate一样可知晓西方先祖如何计数：calc意为“钙，石头”，ule为指小词缀，ate为动词尾缀，合起来意为“数小石头的动作”，便可体认出“西方通过数小石头来计数”的古代历史。这类例子举不胜举，俯拾即是，不一而足。

文字源自“图画”，这是学界的共识。在我国还一直流传“字画同源”的说法。孟华（2008：137）认为汉字具有介于“书写符号”和“图画符号”中间的性质。我们认为，不管是口说的言语也好，还是书写的文字也好，都源自对现实世界和生活经验的模仿。许慎《说文解字》就是基于“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解析汉字的像似性理据，使其成为中国文字学的奠基之作，引无数学者竞折腰。

我们还发现，汉语从字、词、句、章等层面都离不开“对称（平行）”，这是因为生活中到处都有对称性现象（王寅，2021）。一言以蔽之，“体、认”当可视为语言之最终成因，这也是建构“体认语言学”以及“汉语体认语法”之初衷（王寅，2020）。因此语言必定像似于其后的体认机制，语言学家应着力追寻语言表达如何受制于“认”和“体”这两大要素。正如著名语言学家胡壮麟（2013：序Ⅲ）所言：“如果我们讨论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把任意性放在第一位，那有关语言学和符号学的一切研究都将是徒劳的。那么人们为什么还要研究呢？”威尔兹别希卡（Wierzbicka，1988：492）认为，语言中的像似性原则可发挥至“最大程度”（maximalist position），残存的任意性现象仅仅暴露出语言学家们研究之不足，是我们“无能”的表现。这句话虽有一点刻薄，却也道出像似性的真谛。

2.地名的像似性

2.1 历时回顾

地名研究必然要涉及“命名理据”，自古有之，毋庸置疑。北魏时的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指出，地名“亦有观形立名，亦有会意为称”（贾思勰，2015：78）。牛汝辰（2016：10）指出：“地名的命名，总是有它的由来和含义的，也总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民族风俗等密切相关的。”确定地名的总原则是：因水名之，因山名之，因事名之。

《春秋榖梁传·僖公二十八年》就规定地名中用“阴、阳”的用法：“水北为阳，水南为阴”（榖梁赤，1998：235）。《尔雅·释地》中也对地名做出规定：“大野曰平，广平曰原，高平曰陆”（秩名，参见管锡华，2014：432）。在《尔雅·释水》中云：“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注谷曰沟，注沟曰浍，注浍曰渎······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秩名，参见管锡华，2014：468）《周礼》曰：“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周公旦，2014a：238）忽必烈所建元大都，将宽24步称为“大街”，宽12步称为“小街”，小街之外还有“小巷、衢通”等。

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涉及4，500多个地名（通名40多个），释源的有60多个。许慎《说文解字》共收9，353个字，地名用字达450多，仅就山、水、土部释源的就有652个之多。东汉末应劭《汉书集解》《地理风俗计》《十三州记》中，地名释源达160处。《尔雅》中的《释地》6篇探寻地名的命名理据，释专名48个，通名107个，代表公元2世纪之前我国地名语源研究的整体水平（褚亚平等，1994）。

陈桥驿根据不同的命名渊源，将《水经注》里的地名分为24类（韩馥绶，1994）。褚亚平等（1994）论述7类地名理据。北魏晚期的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将地名渊源分为两大部门24类：

①自然地理部门（10类）：水、山、地形、数字、植物、天文和气候、动物、矿物、颜色、土壤。

②人文地理部门（14类）：人物、方位、史迹、对称、形象化、词义、故国、神话传说、少数民族、美愿、移民、语讹、复合或简化、避讳。

他在书中解释说，地名“虎牢”说明此地曾有虎；“沙州”突显遍地黄沙的地理环境；“望蔡”关涉一支蔡地的移民。

清中期程瑶田《果臝转语记》文首就指出“声随形命，字以声立。屡变其物而不易其名，屡易其文而弗离其声”（程瑶田，2008：491）的命名原则，共收集332个发guoluo音（或有所变化）的双音词，充分论证清代学者总结出的“音同则义同，音近则义近”的汉语独有现象（王寅，2019）。“果臝”原指树上的果子掉在地上会“骨碌碌”地滚动，先祖很自然地用滚动之声guo来指称它，后来就将guoluo音和“圆形、滚动、轮、转”义结合成一个象征单位（symbolic unit），沉淀在我们的心智和语言之中，此类事物常用该音来表示，这就是程氏在文首所言之含义。

在这332个双音词中有十几个表达地名的，如“岣嵝”因山呈圆形而得此名（今称“衡山”），盧朐（lú qú，山名）也是依此理据命名的。后还可用来指其他具有上述特征的地名，如：雩婁（yú lóu，县名）、臝僂（luǒ lǚ，县名）、渠黎（qú lí，西域国名）、都盧（dū lú，古国名）、渠搜（qū sōu，古西戎国名）、句驪（gōu lí，高句驪）、馺娑（sà suō，汉代宫殿名）、柧棱（gū léng，汉代宫殿名）、趵突（bào tū，趵突泉）、汨（mì luó，江名）、符離（fú lí，漠北边塞名）等。

还有很多描写地貌特征，或具有上述意义的普通名词，如：睽罛（kuí gū，高峻深邃）、庨（xiāo huò，高峻深邃，开阔豁达）、句亷（jū lián，堤岸曲折不平）、部婁（bù lóu）或㟝嶁（péi lǒu，小山丘）、蟹螺（xié lu，小土堆）、甌窶（ōu lóu）或解果（xiè guǒ，狭小高地）、瓯脱（ōu tuō，蒙古包）、區隅（ōu yú，房屋角落）、臺榭（tái xiè）或储胥（chǔ xū）或姑蘇（gū sū）或姑胥（gū xū，楼台）、蘇塗（sū tú，庇护所）、籧廬（qú lú，房舍）、囷鹿（qūn lù，粮仓）、㟉（gāo láo，古代亭名）等。

2.2 理据简析

根据吴郁芬等（1993）的收集和整理，汉语中表示属概念地名的约有1，000个。周文德（2012）认为重庆所用通名分3类：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地物、行政区划。第一类共52个，表示“水”的有19个，表示山、土的有16个，因为重庆山多水密，这类用字就多达35个，占比67%。

王际桐（1993）认为地理实体命名中常循“以名举地”之路，这在很多专著和教材都有论述，认为中华先民擅长根据自然的地形地貌等特征来为某地起名字。本文依据体认语言学核心原则拟简析地名与语域之间的像似性关系，揭示知其名而能晓其义的体认理据。

①河网地区多用“浜、泾、浦、荡、桥、渡、闸、圩、堰、坝”等；广东省多用“江、河、川、溪、水、涌、沟、海、潮、洋、湾、沥、湖、冲、氹、潭、澳”等，以及与水有关的“龙、建筑、交通工具”等（广东省地名编辑部，1994：248）；南方因多水常用“湾、沱”，而北方少水则常用“塆、坨”（周文德，2012，2013a）。

扬州因多水、扬波而得名；凉州因地处西方寒凉而得名。另外，江苏的靖江地处长江之滨，以“圩、垡”命名的村镇多至73.1%，主要肇因于江岸成陆的围垦农业。先围堤筑圩造田，聚落逐渐迁移到围堤内，定居后遂以“圩”称呼村落。

②南海地区多用“岛、礁、滩、暗沙、海山、海岭”等；北方黄土高原地区的通名有“峁、峪、塬、坡、垴、梁、垄、沟、滩”等；山区常用“山、岭、峰、岩、坡、坪、坑、洞、溪”等；闽粤一带土壤大多呈红色，地名中多用“红、赤、朱、丹”等；交通要道上的地名多用“关、桥、港、渡、津”等。

③地理专名常依据当地的重要特征，用来称谓地名，如：狮子山，描写山的形状类似于狮子；仙女峰，刻画像仙女站立的样子；鸡头岭，说明山岭像鸡头等。周文德（2014）通过对重庆市地名的调查分析后发现，使用频率最高的“山、溪、石、坪、坝、桥”，都是重庆地形地貌特点的反映：山丘多、溪流多、石头多、平坝多、桥梁多。

④很多地名专用字都有使用的一定范围和区域，最能鲜明地反映该地域地名的总体特（尹钧科，2003），与某地先民独特的体认经历密切相关，如“那、”在壮侗语族中意为“水田、天地”，反映的是稻作文化。集中在广西、云南、粤东，以及越南、缅甸、老挝等地。华林甫认为，两广地名常用“那、都、四、古、六（禄淥绿）、罗、云、黎”（华林甫，1999：438）八个字起头。

“勐”为云南傣语地名专用字，意为“平坝”；壮语中多用“南、湳”来表示河流（与方位无关），分布在广西、广东的南部，以及海南省（据1881年地名普查的结果，有225个，参见司徒尚纪，1994）。司徒还说：“一般说来，凡带有涌、冲、塱、朗、坭、㘵、垪、乸、滘、漖、沥、氹、等字为首尾的是粤语地名；带有厝、垵、坂（阪）、墘、社、湳、苍、汕等字为首尾的是闽南语地名；而用嶂、埤、背、良、磜、嫲、塅、坋字为首尾的是客家语地名。”（司徒尚纪，1994：164）

在古越语中“盐”念“余”，因此浙江“余杭、余姚、余暨”等沿海的地名，都与当时的盐业生产密切相关。我国东部广大沿海地区，自秦汉到清末制盐业较为发达，生产体制为：场管辖团，团管辖灶，灶管辖敞，在场内设若干盐仓，这对地名产生很大影响，如江苏省的盐城、西场、新兴场、大团、西团、六灶、七灶、曹然、华、便仓、三仓等地名都与“盐”有关（马永立，1994）。

⑤有一些地名是从其他语义域转用作地名的，此为文化因素（为“认”的一部分）所使然，如人名、传说人物等可作国内外很多地方的名称：如广东省中山市（孙中山）、河北省黄骅市（黄骅）、陕西省志丹县（刘志丹）、陕西省子长县（谢子长）、广东省茂名市（潘茂名）、河北省秦皇岛市（秦始皇）、河北省任丘市（任丘）、宁夏吴忠市（吴忠）、陕西省吴起县（吴起）、浙江省文成县（刘伯温，谥号文成）、河南省太康县（太康）、武夷山市（神仙武夷君）、湖北省神农架林区（神农氏）、河北南宫市（南宫适）等。越南的胡志明市（越南前主席）、新西兰首都惠灵顿（以英国海军将军惠灵顿公爵名字命名）、智利首都圣地亚哥（西班牙军队的守护神、传教士）、俄罗斯城市伏尔加格勒（斯大林）、圭那亚首都乔治敦（英王乔治三世）、法国首都巴黎（特诺伊战争中的英俊男子帕里斯）、美国首都华盛顿（华盛顿）。另美国有27个地方叫克林顿（美国人常见名）、23个地方叫麦迪逊（美国开国元勋）、23个地方叫马里昂（美国独立战争英雄弗朗西斯马里昂）、21个地方叫乔治敦（美国人常见名）、20个地方叫弥尔顿（英国著名诗人弥尔顿）、19个地方叫切斯特（美国前总统切斯特）、19个地方叫华盛顿（美国首位总统华盛顿）、18个地方叫代顿（独立战争英雄代顿）等。

国际上还提出如下用人名来命名地域的基本原则：大的火山用各国著名人物的名字命名；月球上的实体用天文学家、物理学家的名字命名；水星上的实体用作家、音乐家、画家的名字命名；火星上的用对行星探索作出贡献的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等。

⑥很多地方因出产著名的特产，人们在体认机制的驱使下便用产地名来称呼，如：茅台、玉溪，原是两个地名，由于那里出产“名酒”和“名烟”，现可用作普通名词，分别指“茅台酒”和“玉溪烟”。法国北部的一个省名叫Champagne，此地所生产的名酒就叫“香槟酒”；源自德国北部港口汉堡（Hamburg）的一种牛肉饼就叫“汉堡包”或“汉堡”；产自中国南京的棉布就叫nankeen。

⑦地理名词接在副词“很、太、最、非常”等之后，使得专有名词变成普通名词，使其带上“具有某地特征或味道”的意思，其间的像似性关系跃然纸上，如：

[1]很广州、最上海、太日本、很美国······

[2]照片里是一片草原，远处有雪山，风景很新疆。

[3]东方艺术中心的设计充满了“中国韵味”，它蕴涵了中国的过去和未来。他说：“我这次的设计非常非常中国。”

[4]淮海路有很多大商店，是一个很上海的地方。

[5]昨天大太阳今天暴雨，这很重庆。

[6]这家理发厅装修得很舒适，很香港。

[7]那座城市看上去很西方。

我们认为，对地理或地域实体命名的历史源头的探讨，不可能排除命名活动背后的体认理据性。因此罗素的摹状论对于命名活动有很大的解释力，斯特劳森等加以全盘否定是不可取的（王寅，2014）。但在实际言语交流中命名理据常被消显，也属正常现象，因为那一时刻人们有很多信息需要处理，名称理据退居次位，此时遵循的是“语用为首”原则。例如当我们提及“重庆”这一直辖市时，很多人都不再理会这两个字的原始含义：南宋时1189年的皇三子赵惇正月被封为恭王，二月就登上帝位，称为宋光宗，短短一个月里就有“双重喜庆”（周文德，2011）。

2.3 一地多名，各有缘由

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现实-认知-语言”表明，语言是人们“体”和“认”的产物，因人们对某地有不同认识，或根据不同需要，或随着朝代更替和人群迁徙，一个地方会有不同的名称。如我国的首都“北京”，1403年获得此名（其后有变化），缘由是：明成祖朱棣永乐皇帝获得政权后，将他做燕王时的封地北平府改为顺天府，建“北京”城，并准备迁都城于此。这座城市在历史上曾有过几十个名称，各有缘由。

①西周初年称“蓟”。西周分封在北方的诸侯国名为“蓟”，也是当时的国都所在。郦道元《水经注》道：“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郦道元，1996：468）据此，“蓟”这个名称源于城内西北角的蓟丘（凸出地面的土丘）。

②秦始皇时称“广阳郡”。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年）设置广阳郡，因地处广阔的燕山之南而得名。

③东汉时改称“幽州”。据《周礼·职方》载，“东北曰幽州”（周公旦，2014b：701）。范围大致包括今河北北部及辽宁一带。因北方太阴，故以幽冥为名。

④魏文帝时（224年）设置范阳国，226年改涿郡为范阳郡，治所是涿县（今河北省涿州市）。“范阳”一名可追溯到秦王嬴政时（前226年），因在范水之北而得名。

⑤魏晋南北朝时为“燕郡”。汉高帝十二年（前194）立皇子刘建为燕王，设置燕国，定都蓟。高后七年，刘建死，国除，改置为燕郡。“燕郡”一名可追溯至“燕山”，“燕山”原名“雁山”，因山势而得名。

⑥隋朝改置“涿郡”。隋朝开皇三年废除涿郡，归于幽州。到大业三年，又反过来将幽州改属涿郡。“涿郡”一名可追溯至“涿州”，乃古时“涿鹿”，黄帝曾战蚩尤于此地。“涿鹿”一词则源自一座像梅花鹿的山，山中泉水流到山下变得浑浊，故而得名“浊鹿”。

⑦辽代改称“南京、燕京、幽都、宛平”。938年原来的幽州升为幽都府，建号南京，又称燕京。而“宛平”二字取自东汉刘熙所撰《释名》：燕，宛也，宛然以平之意。

⑧金继辽后又称“中都、大兴”。前者指此地位于金朝境域中间的大城；后者寓疆域辽阔，兴旺发达之意。

⑨金亡元兴，又叫“大都”，指大的城市，意为元代的大都城。

⑩明初改称“北平”。该名称最早源于战国时燕国“右北平郡”，后西晋时改称“北平”。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大都”改称“北平府”，寓“北方安宁平定”之意。

⑪明永乐元年改称“北京、京师”。“京师”是古代对首都的称呼，明清时指北京。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正式由应天府（今南京）迁都燕京，以之为京师，又称“北京”，取与南京相对之意。

⑫辛亥革命后称为“北平市”。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定都南京。同年3月袁世凯将临时政府迁至北平，北平再次成为首都。

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定名为“北京”。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定于北平，改名北京。

因北京作为封建王朝的都城长达近千年，又获得皇都、国门、燕都、长安、帝京、宸垣、日下、春明、天府等名称，各自都有命名理据。

3.结语

地名是人们用以识别地理实体的语言符号，记载历史年轮，反映生活轨迹，堪称人类历史的活化石。地名学是研究地名的起源、语词构成、含义、演变、分布规律、读写标准化等，以及与自然和社会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科学，从这一论述可见，该学科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

我国的地名研究源远流长，始于商代甲骨文时期，萌芽于春秋战国时代，时至晋代出现我国第一部地名词典《春秋土地名》，唐宋年间地名研究逐步兴盛，多部此类著作问世。清代扩大领域，出现历史地名词典及多种文字对照的西域地名语源辞典，著作过万（华林甫，2000）。民国年间又引进国外研究成果，理论上有新意，方法上有突破，编出高水平的地名工具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名学得到蓬勃发展，相关著作近百本，1978年出版《中国历史地图集》（8册）。

从古至今，学界一直认为地名具有像似性（即理据性），特别是周文德（2012，2013a，2013b，2013c）、王天翼（2023）等在体认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中论述地名像似性，这足以说明语言的任意性绝不是索绪尔（1916）所说的“第一原则”。本文沿其思路，主要从语言成因的角度论述地名像似性，认为它像似于其后的认知方式（认），且在一定程度上像似于现实世界（体）。

中华先民一直依据体认语言学核心原则“现实-认知-语言”为地理实体命名，他们在观察地貌、地形、地理特征等的基础上，通过“取”（即认知、心智）来命名，这其中既有客观性的自然因素（体），也有主观性的文化因素（认），地名及其命名理据反映先民从感性走向理性的升华途径，也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联合国第五届地名标准化会议6号决议强调“地名是民族文化遗产”，可谓实至名归（周文德，2012）。

作者：王 寅

来源：《语言教育》2025年第2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杨 琪

校对：郑雨晴

审订：朱 琪

责编：杜佳玲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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